諾獎得主吐槽：20年了，美國前三公司變化巨大，歐洲卻還是那幾家汽車公司

來源：睿見Economy

201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圖盧茲大學經濟學教授讓·梯若爾（Jean Tirole）演講。

與美國和亞洲相比，歐洲國家研發投入不僅少，而且存在支出不當

讓·梯若爾表示，在與美國和亞洲相比，歐洲在競爭力方面存在很大問題。他舉例說，歐洲每小時的生產率僅約爲美國的三分之二，“我們的工作時間少了一些，但重要的是生產率更低了”。

對於歐洲生產率偏低的原因，讓·梯若爾認爲主要原因是缺乏創新，歐洲國家在研發上的支出不僅太少，而且還存在支出不當的現象。

“2000年在里斯本，我們制定的目標是將3%的GDP用於創新。24年後的今天，我們只有2%。這對歐洲，特別是對法國來說，真的是一個大問題”，他說。

而在支出不當方面，。讓·梯若爾說，部分資金並未用在能創造財富的領域。

“在公共部門支出方面，美國和法國是旗鼓相當的”，他說，但私營部門在歐洲的支出佔1.2%，而在美國則佔2.3%，因此，美國私營部門在研發方面的投入遠高於法國。

他特別指出，美國85%的研發投入用於技術、軟件、人工智能、生物技術等領域，而在歐洲，50%的投入則用於汽車行業，“這是有很大風險的”，他強調，歐洲並沒有把投資重點放在未來的產業上。

現行勞動法不適合歐洲初創公司

那麼是什麼在阻礙歐洲的進步呢？

讓·梯若爾認爲，首先是監管問題。他舉例說，現行的勞動法根本不適合歐洲初創公司和他們的創新。“我們有27個不同的勞動法，對於一個企業家來說，管理起來非常複雜”。

第二，教育方面也存在問題。“我們都意識到，尤其是在法國，我們的教育成績非常低。尤其是 STEM 學科，即科學、數學、物理等。不得不說，儘管大學已經做出了努力，但仍然沒有達到應有的水平”，他說。

讓·梯若爾說，雖然專利引用的科學論文約30%來自歐洲，但這沒有轉化爲產業應用。“也就是說，它仍然停留在歐洲的學術界。而這些產業應用在美國或中國是很普及的，但在法國或歐洲並沒有那麼普及”。

第三，文化層面，讓·梯若爾說，在歐洲，至少在法國大學本科、碩士和博士層面沒有創業課程，也就沒有形成創業文化。

第四，歐洲沒有統一的資本市場，也沒有統一的數字市場。

讓·梯若爾對比說，20年前美國和歐洲的前三大公司非常相似。美國有輝瑞公司、通用汽車和福特。歐洲則擁有大衆汽車公司和戴姆勒-奔馳等。但20年後，情況完全不同了。美國的大公司主要是谷歌、蘋果、臉書和亞馬遜，Alphabet、Meta和微軟。而歐洲仍是那幾家汽車公司，再加上保時捷，歐洲50%的研發投入來自汽車公司或與汽車相關的公司。

“我們處於一種完全專注於某個行業的狀況，當然這個行業不應該被忽視。但它的利潤率遠低於科技和生物技術行業，因此創造的價值也較低”，讓·梯若爾說，更重要的是，歐洲汽車行業正面臨模式的轉變——向電動汽車、自動駕駛等方向發展，“這些事情，中國人和美國人做得非常好”。

“我們確實面臨降級的危險，這一點必須說清楚，確實存在降級的危險”，讓·梯若爾告誡。

談及融資問題，讓·梯若爾直言，歐洲在技術領域的投資並不多，可能將會因此而落後。

此外，歐洲的融資機制也並不理想，這有兩個原因：

第一，歐洲主要資助那些已經非常成熟的項目和成熟的初創公司和中小企業，最終採取的是傳統的產業政策，而不是像美國那樣進行高風險項目的投資。

第二，歐洲需要重新調整方向，轉向突破性技術。

但讓·梯若爾擔心，上述問題難以解決。

他解釋稱，在美國，通常是科學家來做出投資選擇。而在歐洲，通常是歐盟委員會的官員來負責。“整體政策導致遊說團體變得更強大，他們希望爲自己的企業獲得資金，這可以理解，但結果就是突破性研究被完全忽視了，因此，在某種程度上需要改善管理結構”。

他還提到了歐洲官僚系統的繁瑣，“起草合同的官僚程序非常繁瑣，資金的發放需要花費很長時間。有很多文件需要處理，有時甚至達到200-300頁。好吧，這不是一種有效的工作方式”，他感嘆。

在醫藥領域，讓·梯若爾也表示出了對歐洲的擔心。“醫學越來越多地依賴於科技，所有與數據、人工智能、基因等相關的技術將徹底改變並已經在改變醫學。考慮到美國和中國的巨頭在這一領域非常出色，並且他們有着充足的資金，這就帶來了一個問題，我們可能會落後很多”。

讓·梯若爾認爲，歐洲的產業政策必須確保自身能夠實現突破性的創新。“如果不這樣做，我們將在創新方面進一步落後，將在購買力和國家安全方面完全依賴於美國和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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