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前中國最美的書

北魏伎樂天（敦煌千佛洞壁畫） 春夜宴桃李園圖軸 仇英

◎胡洪俠

說起來是1995年的事了。彼時我供職《深圳商報》，主編“文化廣場”週刊，閒時常去街頭逛逛新舊書店。

首次遇見鄭振鐸編大畫冊

深圳經濟特區1980年在原寶安縣域毗鄰香港之羅湖、上步、南頭一帶建立。寶安雖屬古縣，深圳乃是新城，所以書店裡特價書、二手書易見，而珍稀舊書難得。且說那日逛到紅荔西路深圳圖書館（現爲少兒圖書館）對面二樓一家新開的二手書店，見玻璃櫥窗裡赫然擺着一部大開本《偉大的藝術傳統圖錄》，標價380元。隔着玻璃左看右看，只看得見是鄭振鐸編，中國古典藝術出版社出版。在北京讀研究生時我讀過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的《西諦書話》，翻過《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以及各種版本的鄭譯泰戈爾詩集，鄭振鐸編的大畫冊卻是首次遇見。於是大爲好奇，請店員拿給我細翻。

好大的開本。書名一望即知是郭沫若所題。上下兩冊，橫紋土黃牛皮紙護封，深藍色細布面精裝，封面書名燙金。正文用重磅道林紙，圖版用珂羅版精印，中英文字頁面手摸上去微微有凹凸感。另有手工貼片彩色圖片若干。書前書後，乾乾淨淨，既無公藏蓋章編號，也無私藏題跋鈐印。更不解者，連版權頁也沒有。書前兩篇序文，註明的時間一爲1951，一爲1952。再看“中國古典藝術出版社”這個名號和紙張顏色、字體風格，我大體能判斷出這套書應是1950年代的出版物。

除了深圳古籍書店，我從未在深圳街頭見過如此像回事的一套舊書。都說深圳是移民城市，誰家帶了這麼一套大書闖蕩深圳？爲什麼書又流落到了舊書店？我問店員此書的來歷，回答是有位老先生抱書來此寄賣。又問那老先生還寄賣了什麼書？答，就這一套。

一晃此書來夜書房也快三十年了。每次在書架上看到這套大書，心都爲之一頓，有疑雲未消之感。我非常想知道那位老先生和這套大書的故事，也試着問過一些人，還寫過幾段求釋疑解惑的文字登載在本地媒體上。這些年在深圳買書少說也買了兩三萬冊了，我唯獨對這套書有一探其身世的興趣，偏偏迄今一無所知。

“國家級”編輯製作水平

然而，《偉大的藝術傳統圖錄》一書有自己的不凡身世。幾經查覈，我對此倒略知一二了。

記得買回此書幾年之後，深圳書友王磊來書房巡閱，一見書架上高高並立的上下冊圖錄，驚問：“盒子呢？”

“什麼盒子？我買來時就是這樣只帶護封的。”我說。

“不，原裝有盒子。”他說，“我在香港見過。”

又大半年過去，他就拿了一個盒子給我，說：“沒有這個盒子，那套書不能算是全書。”

我前後端詳了一會兒這個說不上精緻但挺括、硬實的瓦楞板紙盒，明白了王磊的意思。盒面左下角貼有一張名片大小的白紙籤，上面印着書名、編輯者、出版者、國外發行者和出版年月。原來，書裡缺少的版權頁，挪到這裡來了。信息極簡，尤其沒有定價。不過，總算知道這套大書是1956年10月出版的了。還知道北京蘇州衚衕原來有家“國際書店”，負責此書的“國外發行”。國內誰發行，沒說。

多虧網絡信息發達，此書的版本信息很快就能搞清：據說前後竟有七八個版本。前幾個版本的出版者均爲上海出版公司，珂羅版印刷者爲申記珂羅版印刷所，先後參與原色版印刷與鉛字印刷的有中國科學圖書公司、藝文書局鑄字印刷廠、中華書局、蔚文印刷廠以及國營上海印刷廠和毅華印刷所。很快我們也會知道，這樣的一個製作陣容究竟意味着什麼。

1951年8月至1952年7月出第一版。8開重磅（120克）道林紙，單面印刷，原色版手工粘貼。散頁裝，分12輯，每輯一個牛皮紙袋，共印1000部。另配有木製夾書板，其中一面凹刻印刷體書名。1953年12月出第2版，分訂爲上下兩冊，配藍布面紙盒，發行500部。1954年5月出簡裝版，12輯合訂爲一冊，土黃色布面精裝，圖版改成雙面印刷，發行400部。同年還出過一版線裝本，聽說印了100部。這一年的8月又印過一版上下兩冊的深藍色布面精裝版，發行500部。1955年5月印行的那一版，同樣分上下兩冊，同樣是深藍色布面精裝，卻增加了牛皮紙護封，且每冊各裝一個紙盒。這一版的發行量爲1000部。

接下來，1956年10月，我收藏的這個版本出現了。看上去與前述版本很不一樣：書中沒有正式版權頁；每輯的圖片說明文字都有英文翻譯；出版者也換成了中國古典藝術出版社（當時人民美術出版社的副牌）；上下兩冊裝在一個盒子裡；哪裡都找不到定價。

現在我明白爲什麼我會在深圳與此書相遇。這應該是一個專門面向海外的“國際版本”，所以纔會由“國際書店”負責發行。香港、澳門一些拍賣會上出現的“圖錄”拍品，也大都是這個版本。我在深圳買到的這一部，應該來自香港。可是，那位老先生是誰？書又如何來到深圳？

或者，某年某月某一天，某機構或某人士送給了那位老先生一套“圖錄”；又或者，別人收到這樣一份高雅禮品，然後轉送給了他。聽說，《偉大的藝術傳統圖錄》一書當年專門製作的這批精裝本，乃是作爲國禮贈送給外國友人。還聽說，以中國文物類圖錄贈送外賓的慣例也是從這本書開始的。

這套“圖錄”的編輯與製作水平，可證此類傳言不虛。鄭振鐸當年爲此書的製作組建的印製團隊，以品質而言，已是“國家級”水平。爲保證文物圖錄能跟蹤最新進展，所選文物達到最高級別，他調動的各方資源也是“國家級”的。

重現中國傳統藝術之美

按今天的說法，這個“國家級”團隊簡直就是一個肩負特別使命的“天團”。他們的任務，就是以書籍之美，重現中國傳統藝術之美。1934年鄭振鐸就說過：“珍本、孤本，印出來只是爲了保存的目的……則不妨在印刷者經濟能力之所及，儘量的印些奢侈的版本，像日本印唐人手卷、印宋版《世說新語》之類。”聯想到他曾和魯迅先生一起復刻《北平箋譜》《十竹齋箋譜》，我們或許可以說，在中國書籍現代史上，鄭振鐸先生是繼魯迅先生之後第二位開闢書籍藝術新境界的大師。

作爲文藝報的一個專欄，“偉大的藝術傳統”項目策劃之初，鄭振鐸對視覺文獻的重視就迥異時流。他更關注圖像的力量，他希望專欄能以圖爲主，而“文實在只是圖的說明”。他是爲幾十年後中國“讀圖時代”導夫先路的人。不過，他的這些想法超出了當時北京報紙印刷生產力的水平。

他在寫於1952年的《偉大的藝術傳統圖錄序》中說，“每期刊載出來的圖片，只不過佔我交去的總數中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比較精細些的，複雜些的，或佔篇幅較多的圖片，便都無法印出來。”於是，“天團”出場：“劉哲民先生在出版這部圖錄上，盡了他最大的努力。從選紙、照相、製版，直到印刷、校對等等工作，都是他親自負責處理的。……攝影者錢鶴齡先生，珂羅版的製版及印刷者戴聖保先生，彩色版製版者鹿文波先生，都傾其全部心力以從事於這個工作。”

劉哲民是1946年參與創辦上海出版公司的人。此次圖錄印到第五輯時，他就開始感嘆這已經“成了藝術家、藏書家的瑰寶”。戴聖保是上海申記珂羅版印刷所的老闆，和鄭振鐸合作過多次。1947年6月2日見到申記印竣的《西域畫集》，鄭振鐸就曾嘆道：“絕佳，甚可滿意……”錢鶴齡是當時的著名攝影師，之前鄭振鐸編輯《域外所藏中國古畫集》和《韞輝齋藏唐宋以來名畫集》等大型圖冊，攝影任務都由錢鶴齡完成。鹿文波則是上海的彩色銅版技師，掌握當時最精良的彩畫複製水平。

有這個“天團”參與，又有王世襄、徐邦達、張伯駒、惠孝同、靳伯聲等收藏家與畫商提供國寶原作與圖片協助，再加上國家文物局、故宮博物院、敦煌研究所、前東北博物館的內容支持，鄭振鐸先生對這套《偉大的藝術傳統圖錄》相當自信。一來書中所收“絕大多數乃是第一手的新的材料”。二來少數重複的圖片也以嶄新面貌出現，“讀者們將會滿意這些重行製版的圖片的”。

1949年以後，鄭振鐸一直在參與構建“人民視角”下中國新的藝術傳統。在他的“藝術活動價值排序”中，國家層面的古畫蒐集與藝術大展自然重要，古畫等藝術品的複製與出版也是“偉大的藝術傳統”的一部分。這就是一個藝術史家兼出版家的遠見卓識了。明乎此，我們也就知道，鄭振鐸講究的書籍之美，源於他對中國古物之美、藝術之美乃至整個藝術傳統之美的深深迷戀。

七十年後重新打量這套堪稱當年中國最美的書，我隱約看到數字時代、AI時代書籍文化演進中必然會大放異彩的一種樣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