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行國：論孔廣森對胡安國的接受

內容摘要：孔廣森並非純粹的公羊學家，其繼承了宋儒胡安國《春秋傳》中的諸多內容，富有理學的韻味。胡安國以天理來解釋《春秋》，並以之統攝君臣之倫、夷夏之防，孔廣森加以完全承襲。孔廣森以天爲最高主宰，意在以天正王，以天制王，完全遵照胡安國之說，然更爲強調尊王、尊君，此亦採用胡安國的看法。在夷夏秩序上，孔廣森除了堅持胡安國「攘夷」之義的基本看法，其亦強調「進夷」，認爲夷夏之間並不存在一成不變、天然不可逾越的邊際，諸夏可以淪爲夷狄，夷狄亦可以進爲諸夏，關鍵在於是否守禮義，此也與胡安國的看法十分一致。然孔廣森對胡安國《春秋》的繼承與接受乃完全站在清帝的立場，附和清帝的意志。

關鍵詞：孔廣森、《春秋》、胡安國、夷夏、君臣

作者系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博士後研究員

清儒孔廣森作爲莊存與的弟子，在《春秋》學上有很深的造詣，着有《春秋公羊經傳通義》一書，被視爲清代公羊學的代表性人物。孔廣森的《春秋公羊經傳通義》不完全帶有漢代公羊學的成分，亦汲取了許多宋人的看法，深受宋儒胡安國的影響，且附和清帝的政治意志，許多學者並未注意到這一點。本文擬圍繞孔廣森對胡安國《春秋傳》中的繼承內容展開討論，孔廣森對胡安國的繼承主要集中於三個方面，第一，將胡安國的天理觀念移入《春秋》的解釋之中，以天理統攝君臣之倫與夷夏之防，第二，以天爲最高主宰，意在以天正王，以天制王，然更加在意尊王、尊君，第三，夷夏秩序上，強調攘夷大義的同時，亦意在進夷，指出夷夏之間的關係並不存在一成不變，諸夏可以淪爲夷狄，夷狄亦可以進爲諸夏，關鍵在於是否守禮義。

一、一種秩序的想象：以天理統攝君臣之倫、夷夏之防

宋儒胡安國終其一生，皆在研治《春秋》，後成書《春秋胡氏傳》自成一家，流傳至今。胡氏在《春秋胡氏傳》中極力提倡「尊王攘夷」，並糅合了宋代的理學風格，將宋儒時常言及的「天理」融入到《春秋》的解釋系統之中。他在《春秋胡氏傳．序》中即說「古者列國各有史官，掌記時事。《春秋》，魯史爾，仲尼就加筆削，乃史外傳心之要典也。而孟氏發明宗旨，目爲天子之事者。周道衰微，乾綱解紐，亂臣賊子接跡當世，人慾肆而天理滅矣。仲尼，天理之所在，不以爲已任而誰可？五典弗惇，己所當敘，五禮弗庸，己所當秩，五服弗章，己所當命，五刑弗用，己所當討。故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聖人以天自處，斯文之興喪在己，而由人乎哉……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知孔子者，謂此書遏人慾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爲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敢肆，則戚矣。是故《春秋》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也」。胡安國指周道衰微之勢，乃「人慾肆而天理滅」，而孔子卻是「天理之所在」，「聖人以天自處」，筆削《春秋》，將《春秋》視爲「遏人慾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之書。

在君臣秩序上，胡安國彰顯尊王、尊君之義，亦以天理理解之。如《春秋》「（成公十三年）三月，公如京師。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胡安國指出，經書「公如京師」，以顯示諸侯之怠慢，只是因會伐而如此，又書「公自京師」，乃孔子親筆，表明「朝王爲重，存人臣之禮」，意在尊周天子也，並進一步批評諸侯，儘管書「公如京師」，卻未能行朝禮，《春秋》乃加以褒貶、裁斷，以示君臣之義，如此則君臣、父子之倫乃正，「天理必存，人慾必消」。胡氏對弒君、篡逆之舉批評的頗爲嚴厲，「（隱公四年）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胡氏猛烈批評宋主兵伐鄭，指責宋殤公不恤衛國的弒君之難，卻反而支援弒君之賊州籲，乃是「肆人慾、滅天理」，意在誅殺亂臣、討賊子。由是觀之，胡安國以尊王、尊天子爲上，欲樹立君臣、父子大倫，此乃天理之所在也。在夷夏秩序上，「攘夷」也是天理之所在，天理之所歸。「（僖公三十二年）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於殽」，胡安國列出晉、秦二國之君的種種失德的罪惡，嚴厲斥責其「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無視君臣父子之倫，已然淪爲了夷狄、禽獸，是故「《春秋》人晉子而狄秦，所以立人道、存天理」。又如「（宣公十八年）甲戌，楚子旅卒」，胡氏指出，楚僭稱王，故降而稱子，「四夷雖大，皆曰子，其降而稱子者，狄之也」，此乃謹夷夏之防也，彰顯攘夷之義，「述天理、正人倫，此名實所由定也」。胡氏將君臣之倫、夷下之防置於天理之下，在此點上，孔廣森完全吸納了宋儒胡安國的看法，成爲理學的繼承者。

孔廣森在《春秋公羊經傳通義》中討論《春秋》「（桓公三年）有年」時，對《公羊傳》「彼其大有年何？大豐年也。僅有年，亦足以當喜乎？恃有年也」作了案語「有年，在他公時以數見，不書，唯桓、宣之篇以罕書。胡康侯曰，桓、宣享國十有八年，獨此二年書有年，他年之歉可知也，而天理不差，信矣」。孔廣森引用胡安國的說法，指出桓公、宣公之世，只有兩年書「有年」，可知他年歉收，此乃「天理不差」之故。又如「（昭公元年）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卷卒」時說「《左傳》曰，楚子圍將聘於鄭，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入問王疾，縊而弒之，葬王於郟，謂之郟敖。《韓非子》亦稱，《春秋》記曰，王子圍因入問疾，以其冠纓絞王而殺之，遂自立也。然則，卷之卒並非實卒，《春秋》不言弒者，爲內諱也，前此伯國惟齊懿公弒君自立，文公未之朝也，今楚，夷狄之國，公子圍，親弒君之賊，而昭公屈節往朝，內恥之大者，故略其實，所以扶中國，存天理，微乎旨矣」。孔廣森引用《左傳》《韓非子》的說法，指出楚子之卒非實卒，《春秋》經不書弒，乃是爲內諱，並以楚爲夷狄之國，指責魯昭公往朝楚，乃「內恥之大者」，意在「故略其實，所以扶中國，存天理」。孔氏貶斥魯昭公有兩點理由，一是，楚乃夷狄，二是，公子圍是弒君之賊，魯昭公朝楚之舉乃不察夷夏之防、君臣之倫，此乃天理不容也。胡安國以理學家來解釋《春秋》，孔廣森卻加以採納，使得其《春秋》著作暗藏理學色彩，這在考據學風興盛的乾隆時代顯得格外特別。

二、從制王到尊王

孔廣森將天拉出來，以其爲最高主宰，意在以天正王，以天制王，此點完全遵照胡安國之說。譬如他在討論「（文公）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對《公羊傳》「其言歸含且賵何？兼之。兼之，非禮也」解釋時採用胡安國的說法「胡康侯曰，不稱天王者，弗克若天也。《春秋》系王於天，以定其名號者，所履則天位也，所治則天職也，所賞所刑，則天之所命而天之所討」。胡氏在此討論天與王的關係，不稱天王，乃是「弗克若天」，表示系天於王，乃是定其名號，對其地位、職責、賞刑的合理性進行了解釋，意在以天制王，孔氏對此加以接受。如《春秋》「（隱公）元年，春，王正月」，孔廣森對《公羊傳》「公何以不言即位」，引用何休的註解釋「《解詁》曰，據文公言即位也。即位者，一國之始，政莫大於正始，故《春秋》以元之氣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即位，以諸侯之即位正境內之治。諸侯不上奉王之政，則不得即位，故先言正月，而後言即位，政不由王出，則不得爲政，故先言王，而後言正月也。王者不承天以制號令，則無法，故先言春，後言王，天不深正其元，則不能成其化，故先言元，而後言春」。在此，何休對天、王、諸侯的關係進行了細緻地演繹、分析，表示以天正王，以王正諸侯，王者當承天以制號令。「（莊公元年）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孔廣森在案語中指出，「諸侯有罪，正之以王，王有罪，正之以天」，批評桓公、周天子，「桓公之行，是謂無王，無王之人，而追命之，是謂無天」，其承認天的最高主宰性。

在君臣秩序上，孔廣森完全採用胡安國的論述，強調尊王、尊君。如「（僖公十五年）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於韓，獲晉侯」，《公羊傳》「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君獲，不言師敗績也」，孔廣森採胡安國之說「胡康侯曰，君獲，不言師敗績，君重於師也，大夫戰而見獲，必書師敗績，師與大夫敵也。君爲重，師次之，大夫敵，《春秋》之法也。與孟子之言何以異？孟子爲時君牛羊用人，莫之恤也，故以民爲重，君爲輕，《春秋》正名定分，爲萬世法，故以君爲重，師次之」。胡安國指出，此處君爲獲，而不書師敗績，乃是君重於師，旨在表明「君爲重，師次之，大夫敵，《春秋》之法」，是乃尊君也。又如「（宣公五年）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叔孫得臣卒」，孔氏引胡安國之說「仲遂如齊，謀弒子赤，叔孫得臣與之偕行，在宣公固有援立之私，其恩數豈略而不書日？是聖人削之也。君臣、父子、妃妾、適庶，人道之大倫。方仲遂往謀於齊，而與得臣並使，若懵然不知其謀，或知之而不能救，則將焉用彼相矣？故特不書日以貶之」。胡安國認爲，叔孫得臣卒不書日，乃是譏貶其與仲遂相偕行，強調「君臣、父子、妃妾、適庶，人道之大倫」，亦是在彰顯君臣、父子、夫婦、適庶的人倫之間的尊卑秩序。

孔廣森乃曲阜人氏，爲孔子裔孫，其祖父孔傳鐸襲封衍聖公，父親孔繼汾曾爲戶部主事。孔氏自己亦平步青雲，乾隆三十年（1768）舉人，乾隆三十六年進士（1771），後改庶起士，散館授翰林檢討。可以說，孔氏是一個不折不扣的食新朝俸祿之人，其所堅持《春秋》中的尊王、尊君父的想法，是完全符合當時的政治正確這個標準的。尊王、尊君父已經不是《春秋》中的歷史話語了，而是現實的政治話語，爲滿人入關克服了障礙，提出了一套新的解釋思路，這可以說是實獲清帝之心的。作爲食毛踐土的一代，與清初士人於清廷採取反抗、不合作的態度有絕大不同，孔廣森實乃轉向認同，甚至主動迎合當朝的氣息。孔氏不僅是一位有建樹的經學家，還是一位文采斐然的文學家，尤工駢文。他的駢文《元武宗論》，嫺熟運用元代的各種史料，對清帝乾隆的「大一統」思想加以佐證。《元武宗論》裡面寫道「古之王者因時以制禮，慮難以立經。承顓九世，非襲若水之降居，薦益七年，不慕陽城之謳域。一生一及，廢質家親親之法，三昭三穆，明文家貴貴之典。所謂設妃如廟，樹子如社，重齒路之防，定逐鹿之分，消闚競於未萌，期憲章於可久。不幸中葉震業，大寶陸沉，猶當上鑑夷吾唯卜貳圉，下徵靈武即禪宗儲，則英景之畔、肅愍之誅，不且可以免乎？故曰，《春秋》之義，先大一統，君而二統，未有不亂者也」。這篇駢文詞藻宏富，氣勢如虹，無非就是表達禮義、文教對國家安定的重要性，最後落到「《春秋》之義，先大一統，君而二統，未有不亂者也」一句上，猶顯孔氏對大一統、國君定於一尊的熱切企盼，其迎合、呼應乾隆的心理是不言自喻的。乾隆於四十一年（1776）平定金川之亂，孔廣森隨即作了一篇頌聖的文字《武成頌》，其中寫道「天子方講藝螭抝，修文虎觀，諮儒官於劉向，遣謁者於陳農。羽檄星馳，疊下五申之令，銅籤夜警，仍披二酉之篇，豈非天亶聰明，聖兼文武與？」孔氏盛讚乾隆的文治武功，刻畫出一幅神武威儀、勤政愛民的聖天子形象。孔氏汲汲於此，不惜筆墨維護乾隆的權威，此與其《春秋》中所要表達的意味是十分一致的。宋儒胡安國那裡，《春秋》雖然具有兩面，既要制王，也要尊王，其邏輯即是在天、王關係上當制王，在君、臣關係上當尊王，孔廣森對此深信不疑，然孔氏更加重視尊王，以因應清帝的政治意圖。

三、從攘夷到進夷

在《春秋》的「尊王」層面，可以說孔廣森對胡安國之說完全是加以因襲的，那麼在「攘夷」上，孔氏是否也如此呢？在「攘夷」上，孔廣森亦堅持胡安國夷夏大防的基本看法。如《春秋》「（成公七年）吳伐郯」，孔廣森引胡安國的注「胡康侯曰，稱國以伐，狄之也。吳本太伯之後，以族屬言則周之伯父也，何以狄之？爲其僭天子之大號也。《國語》雲，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然則吳本伯爵也，後雖益熾，浸中國會盟，不過曰子，亦不以本爵與之。故記於禮書曰，四夷雖大，皆曰子，此《春秋》之法，仲尼之志也，而不以爲不敢擅進退諸侯、亂名實者，誤矣」。孔廣森繼承了胡安國說法，稱吳本是太伯之後，爲伯爵，因僭天子名號，儘管參與中國的會盟，猶稱之爲子，亦不以本爵視之，「四夷雖大，皆曰子」，故尚且位在夷狄之列，不能返於諸夏。在此，孔廣森以是否尊天子爲標準，來區別中國與夷狄，儘管吳與周本是同出，亦以夷狄視之。孔氏在《春秋》中始終謹夷夏大防，他在「（隱公）二年，春，公會戎於潛」，孔氏引用何休之論，以示「王者不治夷狄」，並以爲，戎、狄在經裡只是舉其名號，皆略書，與君臣相別也，亦是貶斥夷狄也。

然而在胡安國看來，《春秋》雖然謹夷夏之防，然夷夏之間關係並不是一層不變的，華夏可以淪落爲夷狄，而夷狄亦可以進爲華夏，關鍵是在於是否守禮義，胡安國乃以禮義爲標準來看夷夏之間的區別。在「（僖公二十三年）冬十有一月，杞子卒」，胡氏再次強調夷夏之防，指出「中國之所以爲中國，以禮義也，一失則爲夷狄，再失則爲禽獸，人類滅矣」，中國與夷狄之根本區別在於禮義，無此則是夷狄、禽獸。如「（昭公十二年）晉伐鮮虞」，胡安國以狄視晉，原因在於，楚奉孫吳討陳，進而滅陳，誘蔡般殺之，進而滅蔡，晉人皆坐視不理，轉而伐人之國，「中國居而夷狄行也」，指出「人之所以爲人，中國之所以爲中國，信義而已矣」，「一失則爲夷狄，再失則爲禽獸」，猶以信義爲準來看夷狄、中國之別。反過來，夷狄若守禮義，自然要進之。如「（莊公二十三年）荊人來聘」，胡安國並不是將夷狄完全加以排斥在中國之外的，荊因其猾夏不恭，故淪爲夷狄，然此次來聘，經稱人，胡氏以爲「嘉其慕義自通，故進之也」，即便是夷狄，能修中國諸侯之事，則亦給予褒獎，而那些變爲夷狄的諸侯，即便有罪過，亦「來則嘉其慕義，而接之以禮」。胡安國以中國諸侯爲中心，試圖影響夷狄向化，進而以禮待之，安定遠人。「（僖公十八年）邢人、狄人伐衛」，胡安國指出，此處狄稱人，乃是進之之意，「慕義而來，進之可也」，因其參與伐衛救齊，故而對其加以褒讚。儘管狄人在中國之外，能參與中國之事，嚮慕中國，《春秋》亦加以讚許，胡安國以中夏爲準則，試圖變夷、進夷。

孔廣森的看法與胡安國完全一致，在孔氏看來，諸夏若不守禮義，則容易淪爲夷狄，而夷狄若守禮義，亦可以進爲諸夏，夷夏之間並不存在一成不變、天然不可逾越的分際。如（文公十年）「楚子、蔡侯次於屈貉」，孔廣森說「屈貉之役，左氏以爲陳侯、鄭伯在焉，而又有宋公後至、圈子逃歸，《春秋》一切不書，主書蔡侯者，甚惡蔡也。蔡，同姓之長，而世役於楚，自絕諸夏。商臣弒父，罪大惡極，犬彘將不食其餘，蓋竊位以來，諸侯尚未有與盟會者，蔡莊侯首道以摟上國，獨與同惡相濟，同氣相求。不再傳而蔡亦有弒父之禍，遂使通《春秋》唯商臣與般相望於數十年之間。若蔡莊侯者，所謂用夷變夏者。廣森三復斯言，誠《春秋》之微旨」。孔氏指出，蔡爲同姓諸夏之國，然「世役於楚，自絕諸夏」，而且商臣弒父，不守禮儀，蔡莊侯用夷變夏，此乃《春秋》主書蔡侯，乃惡之之義。蔡本爲諸夏，不講禮義，無視君臣之倫，而自覺與楚靠攏，自然就淪爲夷狄了，不可以諸夏之國視之。又如「（昭公十二年）晉伐鹹虞」，孔廣森對鮮虞的氏族進行了考證，駁斥杜預的說法，以鮮虞爲姬姓之國，進而指責晉國，其雖然是諸夏之盟主，然「楚翦覆姬宗，坐視不救，又效楚之尤」，加兵於同姓之國，故稱國乃是以夷狄視之也。晉本是諸夏，僅因不救諸夏，且伐同姓，而受到孔氏的貶斥，此乃晉不顧以氏族、血緣之近的緣故。

除了諸夏滑落爲夷狄，夷狄亦可以進於諸夏。如「（僖公三年）楚人伐鄭」，孔廣森說「僖公爲所聞世之始，始內諸夏而外夷狄，治楚以漸，故進而國之。杜預謂『荊自改號曰楚』，妄也。據《左傳》則桓、莊之篇固皆稱楚矣，假令實先號荊，今更號楚，《魯頌》作於僖公之時，何以尚稱荊舒？故知以州舉者，自是略賤之辭，《詩》與《春秋》，其義正同」。孔氏雖堅持「內諸夏而外夷狄」，然「治楚以漸，故進而國之」，逐漸承認楚的地位，批評杜預荊自改楚的說法。又如「（僖公十八年）冬，邢人、狄人伐衛」，孔氏道「狄稱人者，衛棄禮義，翦滅同姓，邢初爲狄所滅，今狄幡然親邢，與共謀衛難，有憂中國之心，故進之，有因以抑衛也」。孔氏指出，狄在此處之所以稱人，是因其親近邢國，與之一起共謀衛難，「有憂中國之心，故進之」。孔氏堅持進夷的這種想法與乾隆帝的看法暗合，乾隆帝曾亦表示夷夏之間並無根本區分「大一統而斥偏安，內中華而外夷狄，此天地之常經，今古之通義。是故夷狄而中華則中華之，中華而夷狄而夷狄之，此亦《春秋》之法，司馬光、朱子所爲亟亟也」。乾隆帝持「夷狄而中華則中華之，中華而夷狄而夷狄之」之論，指出中國與夷狄之間是可以相互轉化的。乾隆帝在《御纂春秋直解》中亦對夷狄多有褒讚，如僖公十八年「狄救齊」，《直解》說「苟有善，雖狄必予之」，對狄救齊之舉表示讚許，如襄公十八年「春，白狄來」，《直解》說「春秋之時，戎狄錯居中國，與之會盟則有譏。若其慕義而來，則容而接之，亦非不可，惟謹所以待之之道而已」。《直解》並不完全按照《春秋》中的理解，夷狄與中國會盟而持批評的態度，相反對夷狄「其慕義而來」採取接納、包容的態度。孔氏實屬逢迎之舉，假《春秋》而向本朝最高意旨看齊。

四、結語

在乾隆時期，考據學日漸鼎盛之際，孔廣森卻暗襲理學，對宋儒胡安國《春秋傳》中的內容多有繼承。在君臣秩序上，胡安國彰顯尊王、尊君之義，以天理加以理解，在夷夏秩序上，「攘夷」也是天理之所在，天理之所歸，孔廣森完全對此加以吸納，以天理統攝君臣之義與夷夏之防。其對胡安國的繼承，完全是站在清帝的政治立場上看待的。

孔廣森將天擡出來，以其爲最高主宰，意在以天正王，以天制王，完全遵照胡安國之說，即便如此，孔廣森卻更爲看重尊王。在君臣秩序上，孔廣森完全採用胡安國的論述，強調尊王、尊君，彰顯君臣、父子、夫婦、適庶人倫之間的尊卑秩序。孔氏是一個不折不扣的食新朝俸祿之人，其所堅持《春秋》中的尊王、尊君父的想法，是完全符合當時的政治正確這個標準的。作爲食毛踐土的一代，孔廣森實乃表現出對清朝極大地認同，甚至主動迎合當朝。孔氏不僅是一位有建樹的經學家，還是一位文采斐然的文學家，他的駢文《元武宗論》，嫺熟運用元代的各種史料，對乾隆的「大一統」思想加以呼應，在《武成頌》中盛讚乾隆的文治武功，此與其《春秋》中所要表達的「尊王」意味是相當一致的。

在夷夏秩序上，孔廣森雖然繼承了胡安國的「攘夷」之論，強調夷夏大防，然而同時又強調「進夷」，指出夷夏之間關係並不是一層不變的，華夏可以滑落爲夷狄，而夷狄亦可以進爲華夏，關鍵是在於是否守禮義，乃以禮義爲標準來看夷夏之別，此亦與胡安國的看法一致。在「進夷」上，孔廣森與清帝乾隆的看法暗合。乾隆曾亦表示夷夏之間並無根本區分，持「夷狄而中華則中華之，中華而夷狄而夷狄之」之論，指出中國與夷狄之間是可以相互轉變的，其在《御纂春秋直解》中亦對夷狄多有褒讚，對其「其慕義而來」採取接納、包容的態度。孔氏實屬刻意逢迎之舉，假《春秋》而向本朝最高意旨看齊。總之，孔廣森對胡安國的繼承、接受乃完全附和清帝的政治標準，具有鮮明的政治特色。孔廣森擘畫了一幅以天理爲基礎，統攝君臣、夷夏的秩序想象的圖景，然這一圖景背後卻暗含了對清帝權力的迎合、附和，這是傳統時代讀書人普遍的心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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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載於《哲學與文化》2024年第4期第177—185頁

作者簡介：

秦行國：1993年生，湖北仙桃人，湖南大學嶽麓書院歷史學博士，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博士後研究員，研究方向爲清史及近代思想文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