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話】蔣介石說：亡於日本，能爲亡國奴；亡於共黨，爲奴亦不能

“攘外必先安內”其實並非蔣介石的發明。宋高宗趙構，面對金兵的威脅和農民起義時，認爲“腹心之患深可憂，不先去之，無以立國。內寇不除，何以攘外”，所以他寧可對金稱臣，也要從前線召回岳飛、鎮壓農民起義軍。

清朝晚期，慈禧既遭帝國主義侵略、又受國內民衆的反帝反封建，她選擇了把進攻目標集中民衆身上，以致“借師助剿”、“寧贈友邦，不予家奴”。

1931年7月23日、蔣介石在指揮“剿共”的行營南昌發表文告說：“赤匪軍閥叛徒，與帝國主義者聯合進攻，生死存亡，間不容髮之秋，自應以臥薪嚐膽之精神，作安內攘外之奮鬥。”“不先消滅赤匪，恢復民族元氣，則不能禦侮；不先削平粵逆，完成國家之統一，則不能攘外。”

中國有句老話叫做“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在中華民族的危急時刻，凡有一點智識的都應明白，此時應以共同禦敵爲紐帶，將國人團結起來、共同御外，這樣才能提高自己的威望、建立自己的權威。然後，蔣某人沒有這麼做。

“九一八事變”前的1931年8月22日，在南昌講話時、他竟然赤裸裸地說：“中國亡於帝國主義，我們還能當亡國奴，尚可苟延殘喘；若亡於共產黨，則縱肯爲奴隸亦不可得。”

這種話竟然也能說的出口？這明明就是“寧贈友邦，不予家奴”的翻版啊！既然能說出這樣的話，那麼，1930年12月至1931年9月，蔣某人以數十萬大軍對紅軍發動大規模的軍事“圍剿”就不會讓人覺得有什麼意外了。

“九一八事變”後，他又發動了第四次、第五次“圍剿”。面對當時紛紛要求北上抗日的地方軍、中央軍，1933年4月，蔣介石在對“剿匪”將領的講話時說：本總司令此來決與我贛中諸將士共生死，同榮辱，殄滅赤氛，以安黨國。如再有偷生怕死，侈言抗日，不知廉恥者，立斬無赦。

可笑的是，蔣某人如此醉心於內戰，卻被那些“果粉”“蔣粉”視若不顧，唯對解放戰爭說“內戰無英雄”！不僅如此，他們還拼命替蔣某人洗地，說“九一八事變後”，蔣介石並沒有下達不抵抗的指令，不抵抗是張學良的自作主張。

包括張學良，在晚年接受訪問時、也曾特別聲明，九一八事變後，“不抵抗”是他本人下的命令、和蔣介石無關。而實際情況是，在“九一八”事變發生前，蔣介石已經指示過張學良“力避衝突”、“應予不抵抗”，至於事變發生的那一刻，蔣介石是否再次下過“不抵抗”的命令就沒有什麼實際意義了。

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爲“前有車、後有轍”，蔣某人對於日本的侵略採取不抵抗的立場是以一貫之的：

“濟南慘案”發生後的1928年的5月10日，蔣某人在日記中雲：晨，到兗州。上午，譚延闓、吳敬恆、張人傑到。會議議至下午四時，決取不抵抗主義，宣告中外，而各軍渡河北伐，完成革命爲唯一方針。故對日本，凡可忍辱，必須至最後亡國之時，乃求最後歷史之光榮……

這是目前所能看到的，蔣某人的“不抵抗主義”的最早出處。那麼，蔣介石爲什麼不抵抗呢？1934年，在由他口述、陳布雷筆錄的文章《敵乎？友乎？中日關係之檢討》中，是這樣說的：“日本人終究不能作我們的敵人”，而中國“亦究竟須有與日本攜手之必要”。這意思是很明顯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