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話》中俄飛行員同吃同住──關於中國空軍抗戰記憶之7（朱力揚）

1938年4月29日是天長節（日皇生日），空軍當局對武漢的防空早已戒備。當天，38架日戰機掩護轟炸機進犯武漢，第四大隊大隊長毛瀛初率機18架，先行起飛迎敵，展開以寡擊衆之戰鬥。俄志願隊40餘架飛機，而後從南昌趕來加入戰鬥，此時第三大隊10架飛機也適時從孝感飛來支持，天空頓時形成敵寡我衆之勢。此役一共擊落日機21架，含驅逐機11架、轟炸機10架。而我方損失12架，其中4月10日甫在歸德空戰和日機相撞跳傘的陳懷民，於座機受創後，隨即加足油門，撞擊日機同歸於盡。

據羅英德所憶，「四二九」空戰後，俄國志願隊回到南昌，曾在中國招待所飲酒慶賀，然俄國司令官則批評武漢的第四大隊以較少的飛機過早接敵，實在太冒險，以後應當避免無謂的犧牲。

而中國飛行員王殿弼在他的日記中卻認爲，這段期間經常和俄國志願隊在武漢、南昌間並肩作戰，發覺俄機常常避戰，而且彼此間的聯絡和協同不易，大大降低了效果。

由於4月29日日機在武漢受到重創，因而有一個月的時間未再進襲武漢。5月31日，日機再犯，約有敵驅逐機38架進襲漢口，我方共有40餘架迎擊，結果敵損失10餘架，我方亦有較少損失。空戰中，敵轟炸機因未與驅逐機取得聯絡，故未敢進城，王殿弼譏之敵機怯戰。

●中俄飛行員生活在一起

6月，中俄驅逐隊的飛機差不多集中在了一起；一同生活、一同作戰。任何一地吃緊時，則全部統一運用，就這樣也不過是2、30架的樣子。曾經有一段時間，中俄之空軍以南昌爲基地，不時出動轟炸武漢外圍日軍。王殿弼在他的日記中記載：

「我們每天夜宿在南昌勵志社，吃飯與俄員共進早餐，4時起牀到機場，黃昏時回勵志社，日食4、5餐，因爲天氣熱，又不慣吃西餐，所以在這期間吃飯便成最大問題，欲吃中餐，勵志社又沒有這種準備，以致苦了我，一天到晚僅吃麪包1、2片，飲湯少許，爲此未及十日，體瘦面黃，整天又要守候在機場，睏倦時就地而臥，也不能離開，真受盡了人間苦。」

蘇聯志願隊當時主要駐紮在南昌，所有食宿都由黃仁霖的勵志社來安排。有一段時間，基於共同作戰的需要，機場內中蘇的飛行員們，一同住在勵志社的大廳，但是分隔在不同的區塊（見圖）。由於語言、文化以及管理制度的不同，兩邊隊員之間，除公事外，彼此間不太交流。同時，中蘇飛行員間的教育程度有相當大的差別，中國這一邊起碼高中畢業，並有很多大學肄業或畢業的程度，另一邊則大多數是農民出身，並沒有受過太多的教育。南昌的勵志社配置有游泳池的設備，夏天，中蘇雙方的隊員在輪休時，經常使用這個泳池（見圖）。相對於蘇聯志願隊對隊員的嚴格管控，中國飛行員在作戰之餘的行動，就相當的自由自在。

武漢會戰時期，駐紮在漢口的第四大隊經常要飛到南昌支持作戰，當時和蘇聯志願隊一同住在勵志社的大廳（ 見圖中的牀、帳），但是分隔在不同的區塊。（圖：張光明珍藏、提供）

南昌的勵志社配置有游泳池的設備， 夏天，中蘇雙方的隊員在輪休時經常使用這個泳池。（圖：張光明珍藏、提供）

【注】

對中國的飛行員而言，天天面對這些蘇式西餐，苦不堪言，但對蘇方人員，卻是出差打牙祭的機會。顧耕野先生在他的回憶錄中，對蘇聯人員的飲食也有一段生動的回憶：

「西北原來有一種面制的鍋盔餅，與俄製的硬麪包相差無幾，俄人很喜歡它，就用它代替麪包，很合乎俄國人的胃口。西北的包心菜又大又嫩，洋山芋大而且糯，蕃茄物美價廉，牛羊肉取用不盡；這4種原料製成的熟布湯（香港人稱羅宋湯）十分可口，頗堪欣賞。可是在蘇聯這個「天堂」國家內，普通老百姓，想吃這樣一道湯，只有夢裡欣賞了。西北除了魚蝦比較精貴外，雞鴨每餐都有一份，正合俄人胃口，吃得非常高興；再加上甜菜，如煮紅棗、煮梨子，吃多少有多少，絕不限制。這些在本國多年沒吃飽飯的老毛子，一旦吃到中國這樣豐盛的飲食，都是狼吞虎嚥，聽說在新疆竟有貪吃過飽而脹死的慘事。在甘肅雖沒有類似事件，卻有幾個食客創下特殊紀錄：

一位年青蘇聯司機，中午飯他把固定一份三菜一湯吃光，另又一口氣吃了13盤煮紅棗。又有一位嘉賓，也是把一份定食吃完，再吃8份煎雞蛋。我們招待所的菜份，都是照蘇俄運輸總代表處衛生隊醫官規定的定量做的，非經醫官同意不能增減的。俄國傳統習慣大菜與英法不同，前面已說過，英法大菜可能是6、7道菜，一個湯，俄國總是三菜一湯，可是量卻加倍，英法煎蛋只是兩枚，俄國人必是4枚，其他菜也是雙倍，醫官定量已夠高，有些驚人的大肚漢，吃個雙份毫不稀奇。還有些怪人對某一個菜感到興趣，別的菜全不嘗試，專吃某一個菜，一口氣吃上5、6份。」

（作者着有《中國空軍抗戰記憶》一書）

【未完待續，朱力揚專欄每週一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