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籍史要足夠寬廣”——一本超好用的閱讀史導覽！

我們愛書、惜書、藏書，但對書籍的歷史、閱讀的歷史卻鮮少了解。閱讀史的構成又極爲複雜，各種令人眼花繚亂的研究似都可放進這個筐裡：出版史、書業史、接受理論、讀者身份研究……

新民說3月出版的《舊書新史》就集結整理了幾乎所有值得關注的閱讀史研究成果，可謂是一份足夠好用的學科導覽，作者並未糾纏於單個歷史事件的細節或理論家們的往來辯論，而是將一系列前人研究填入學科結構，讓學科邊界和跨學科張力自動浮現出來，使讀者在自由探索這個有趣、縝密且充滿活力的領域時不致迷失了方向。

羅伯特·達恩頓：傳播循環模式（1982）

在許多大學的書籍史或印刷文化研究課程中，指定的入門閱讀材料是達恩頓的《書籍史是什麼？》（“What Is the History of Books?”）——這篇文章於1982年首次發表，此後多次重印，作者沒有修訂，但時被編輯刪節。達恩頓回答了文章標題提出的問題，不是通過定義“書籍”或“史”，而是通過提示這個“重要的新學科……甚至可能被稱爲印刷傳播的社會史和文化史……因爲它的目的是瞭解思想是怎樣通過印刷傳遞的，以及在過去五百年裡，接觸印刷文字後，人類的思想和行爲是怎樣被影響的”。不單是被印刷影響：手稿和其他形式也包含其中，而且達恩頓的主要關注點是展示印刷文本體現的思想如何在特定社會中傳播，從作者到出版商和印刷商（以及圖書業界中的其他人），到書商和其他分銷商，最後到讀者；他們對作者的影響有助於“完成循環”，並確保“書籍不僅講述歷史，還製造歷史”。達恩頓勾畫了這個被他確認爲具有創新性和學術潛力的研究領域的發展情況，該領域“（似乎）能夠躋身學術科目經典，與科學史和藝術史等領域並駕齊驅”。值得注意的是，他是用18世紀法國曆史上的一個擴展案例來支撐他被廣泛引用的模式的（見圖3），因爲用達恩頓的話來說：“模式有辦法把人擠出歷史。”

達恩頓對書籍史領域中意識形態的起點、學科的和方法論的假設的巨大差異表示擔憂，這早已被人提及。他表示，它已經開始“越發不像一片耕地而是一片熱帶雨林……其中塞滿了這麼多附屬學科，人們不再能看出它的整體輪廓”。達恩頓得出的結論是，“爲了和混亂的跨學科性保持一定距離，並把這個主題視爲一個整體，提煉出一個分析書籍產生及在社會中傳播的方式的普遍模式將有所助益”。爲了規避這種跨學科性的喧囂，達恩頓提出了他的傳播循環模式。他繪製該模式是爲了展示“如果書籍史想避免被分割成各不相干的生僻專業，避免因晦澀難懂的技術和相互的誤解而彼此隔絕，有必要以某種整體性視角來看待書籍，將其視爲一種人類傳播手段”。傳播循環“從作者到出版商……印刷商、承運商、書商和讀者。讀者完成整個循環，因爲他在創作行爲前後都會影響作者”。循環線路中的每個節點都與各種因素相聯繫，尤其是社會中的其他因素。達恩頓將這些相關因素置於圖表的中心：經濟與社會形勢，思想影響與知名度，政治與法律保障。

與電子循環線路——閉合、觸發、連接——的類比特別引人注目。達恩頓的模式是一種關於傳播、關於人與人之間關係的模式，但不是依靠他們共同閱讀的文本，而是在特定時間、地點進行的圖書貿易行爲。他的書籍既是一種物質製品，也是對那些被調整的關係的抽象代表。

這種方法將達恩頓置於法國大學所實踐的“書籍史”（l’histoire du livre）的學術傳統中。在《啓蒙運動的生意》一書的導言中，他將自己和這種方法更直接地聯繫了起來。他呼籲將法國的社會–歷史方法與英美的目錄分析傳統融合起來。儘管擔心會造成相互誤解，他仍然因爲在善本室裡進行了一組對比而不經意地惹怒了一些目錄學者：房間裡擠滿了“品玩裝幀的狂熱愛好者，端詳水印的模仿者，研究奧斯汀著作的各種版本的博學者；但你不會遇到任何一位普通的、主流的歷史學家試圖把書籍理解爲歷史中的一股力量”。形成對比的是歷史學通才和目錄學專才的作品：“一位通才可以在珍本室裡從專才們那兒學到很多東西。他們可以教他細細篩查他們的財富，觸摸到在他們期刊裡貫穿的信息脈絡。”達恩頓聲稱當時法國的研究忽視了“圖書生產和流通的過程”，希望“英國經驗主義和法國對廣義社會史的關切”的結合能夠產生“書籍史的原創融合”。過去二十年裡的大量工作確實受到了達恩頓思想的啓發，儘管必須指出的是，許多受此啓發的靈感都反對了書籍作爲“傳播循環”的觀念。

達恩頓的觀點從一開始就引起了托馬斯·坦瑟勒的批評，後者爲同樣的英美分析目錄傳統提供了出色的辯護。坦瑟勒對傳播循環的觀念不予置評，但他責備達恩頓把目錄學和歷史學區別開來。他也不願意接受，前一個領域的研究是偏僻和次要的，可以被後一個領域的實踐者發掘利用。相反，坦瑟勒強烈堅持認爲， 目錄學是“歷史學本身的一個成熟分支”。

坦瑟勒的主張對他自己所在學科的許多實踐者來說是沒有問題的，但在專業歷史學家聽來則頗爲刺耳。在當代歐洲和北美的大學中，歷史學專業的主要分支通常是指政治史、社會史和經濟史，一些目前蓬勃發展的新分支是婦女史和性別史，民族、種族、國家認同的歷史，以及文化史。達恩頓的歷史學同事從來沒想要接受目錄學是歷史學分支的觀念，但他們願意相信目錄學作爲一種從同類學科借用的方法是有價值的。儘管本書第五章提出了一些初步的方法，但歷史學家對目錄學價值的信心歸根結底都將取決於大量令人信服的學術成果。與此同時，那些關注書籍問題的歷史學家，對人類動因，對歷史語境中的傳播，對作爲一種“交易”的書籍——“公開披露的書面文字”得以被創造、傳播、接收和改造——和達恩頓有着同樣的理解。例如，詹姆斯·雷文呼籲書籍史“要足夠寬廣，使傳播史和社會政治轉型史這些超越書籍的直接創作和接受問題的門類成爲可能”。

（本文選編自［英］萊斯莉·豪薩姆《舊書新史：書籍與印刷文化研究定向》王興亮譯，張翼校，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舊書新史》

[英]萊斯莉·豪薩姆 著

王興亮 譯

書籍的文化和歷史學研究是一個種方興未艾的學術方向，根植於歷史學、文學研究和目錄學這三個主要學科。它們分別視書籍爲文化交易，書寫文本和物質製品。本書爲這個宏富，卻有時混亂的領域提供了指引，以解釋爲何不同的學術方法在研究似乎相同的對象時會引出不同的問題，並得出彼此矛盾的答案。

它帶來的啓示是，文本會變，書籍易變，是讀者最終制造了他們所需要的書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