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書磊:不是先生名世作,人間幾個識朱權
時光荏苒,匆匆又是一年。接受恩師姚品文先生爲其書稿《朱權研究史料文獻彙編》寫序的任務,是在2016年層林將染的九月,時下已是時維代序的2017年元旦。雖有教學科研忙碌的種種理由,而遲遲不動筆的主因則在於自覺難以當此重任。
然最終感動於恩師在83歲高齡仍眷眷於四十年多的朱權研究,筆耕不輟延至於今日,作爲弟子,師命難違且不待言,即就光前裕後的學術精神而言,我亦有助吾師一臂之力的責任,遂釋然爲序。
學者,是對某方面研究有所專長者,而不是對任何學術領域的問題都蜻蜓點水式涉及而無所深研者。學術無限,人的精力有限,將有限的精力投入到無限的學術事業中,最有效的方法便是集中精力打“攻堅戰”。
朱權研究,是姚師一生爲之不懈努力的學術領域。她在這方面的第一部專著《朱權研究》問世於1993年(江西高校出版社出版)。此後,隨着研究的不斷深入,又陸續出版了《寧王朱權》(藝術與人文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太和正音譜箋評》(中華書局2010年版)、《王者與學者——寧王朱權的一生》(中華書局2013年版),算上這部即將出版的《朱權研究史料文獻彙編》,姚師已有五部朱權研究的論著問世。
以五部專著的規模,從政治軍事、家世生平、交遊經歷、文化生態、著述成果、理論價值、文獻價值、學術史研究等諸多角度,對作爲集王者與學者於一身的朱權進行全方位的研究,其廣度和深度可以說已基本做全、做透。
這使姚師不僅成爲“朱權研究第一人”(洛地語),更使她成爲在朱權研究領域能夠取得如此豐碩成果的唯一學者。
對研究對象的敬畏和對學術研究的使命感,是姚師從事朱權研究的動因。1993年我抱着對知識和學術的渴望,負笈豫章故郡,求學於姚、萬(萍)二師。姚師教我以治曲,萬師教我以治說部。
姚師開中國戲曲史論和戲曲理論研究的課,課內、課外時常談及朱權普及文化的業績及《太和正音譜》的理論價值。言談之中,她特別強調,朱權改封南昌,爲南昌、江西乃至整個中華的文化繁榮和文化教育做出了輝煌貢獻,作爲當今的南昌學者,她有義務和責任深入研究朱權,發掘朱權及其著作的學術成就。
姚師對於朱權在靖難之役中被朱棣所裹挾深感惋惜,對朱權在靖難之後激流勇退、到南昌通過復興文化來教化百姓表示了推崇,而對現代南昌某些地方官員不重視和曲解朱權(如把朱權與朱宸濠兩寧王混淆),及對朱權墓沒有得到當地政府的保護而感到憤懣和愧疚。
那時我隱約感覺,姚師已經對朱權研究很深。但她謙虛地表示自己的朱權研究還有許多事情需要做,如雖然已經考證出朱權著述60餘種,但推測仍有一些有待發掘,且朱權著述文獻的多種版本尚未得見。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尚無個人計算機、互聯網技術和電子數據資源,更不用說姚師全面展開朱權研究工作的七八十年代了。那時到古籍室查閱文獻,都需翻閱紙質的目録卡片,不親自跑到圖書館就無法得知朱權研究資料的館藏情況。
現代科研條件在新世紀進入了全新的時代,然而姚師早已退休,且年事日高,但她對朱權研究的熱情卻隨着研究條件的日新月異而越來越高漲,流露着她對朱權和學術的拳拳之心。
《朱權研究》問世時,我剛入姚師之門牆。1993年冬日的午後,我幫姚師搬運剛從出版社運來的《朱權研究》,這是我第一次近距離接觸“朱權”。此時的我對朱權尚知之甚少,但該書卻引領我步入了學術的殿堂。
從此,我的學術步伐總伴有姚師朱權研究的音符,使我認識到治學是件令人魂牽夢繞的事。1994年下半年姚師退休,卻沒有放棄學術,不僅繼續着她的朱權研究,而且融學術研究於生活,使生活學術化。
在她81歲時,我請她來南京師範大學給我的博、碩士生作學術報告,她要我帶她去到明故宮遺址參觀。這是她幾十年的願望,雖然我告訴她那兒只是無人問津的斷垣殘碑,但她執意要去實地感受一下朱權少年時代曾經生活過的地方。
姚師視學術如生命,在伴侶張老師駕鶴西歸後,更顯突出。“心血化成白蝶去,九原相伴慰長存”(姚師《週年忌日哭夫子焚〈寧王朱權〉書稿爲祭》),她把朱權研究作爲其踽踽孤行的生命支撐。
長期以來,姚師給我的印象是,她在思蝶軒書房,架着老花鏡,伏案翻閱文獻。那是二十多年前我常去她家請教問題時的情景,一直定格在我的記憶裡。之所以有這樣的定格,只因姚師幾十年來對朱權研究的執着。
有着堅定的目標和深浸其中的研究狀態,姚師的朱權研究取得了斐然的成就。已經出版的四部著作顯示,姚師的研究範疇涉及了朱權研究的志、史、譜、論、選及學術史等諸多領域。
四部著作中的“朱權著作述録”、“朱權著作簡表”,乃志也;“朱權評傳”、“寧王朱權的一生”,乃史也;“寧王朱權年譜”,乃譜也;“《太和正音譜》述評”、“《太和正音譜》箋評”,乃論也;“朱權作品選録”,乃選也;“朱權生平資料輯録”,乃學術史也。這些方面的研究在四部著作中不斷推進,逐漸臻於完備。
即將出版的第五部著作《朱權研究史料文獻彙編》,屬於學術史學層面又具集大成性質的研究成果。從研究方法上看,姚師的朱權研究涉及了田野調查、文獻考證、文獻整理、文獻箋評、理論探討、資料彙編等多種方法,全面地呈現了其學術研究所達到的水平。
支撐這一高水平研究成果的“頂樑柱”和引領學界進一步研究朱權的“鋪路石”,是朱權研究中涉及的文獻資料,《朱權研究史料文獻彙編》的價值格外突出。
從學術方法論的角度看,《朱權研究史料文獻彙編》是姚師五部朱權研究著作中最基礎也是最重要的一部。任何領域的學術都沒有終點,永遠行走在不斷推進的旅程中,而一個有志於學術的人在治學的道路上也永不會停止腳步。對於這樣的學者而言,最寶貴的莫過於供其研究所用的資料。姚師爬羅剔抉,刮垢磨光,用幾十年的時光蒐集文獻數據,這些數據極其寶貴,而其願意拿出來與學界分享的精神境界更其寶貴!
《朱權研究史料文獻彙編》的文獻學成就,主要體現在如下若干方面:
其一,所彙編的文獻不僅全面,而且按學術邏輯歸類,體現了很強的學理性。
全書共分五卷:第一卷《生平文獻史料》、第二卷《朱權作品選輯》、第三卷《朱權著作述録》、第四卷《朱權後裔文獻史料》、第五卷《朱權年譜》,附録附有關圖片和當代朱權研究文獻目録,所輯文獻十分全面。
無論把朱權及其著述成就作爲整體研究,還是就朱權和他的著述進行分類研究、個案研究,總離不了史料學、譜牒學、目録學、版本學、校讎學、學術史學等意義上的文獻發掘和利用。這是學術的內在規定,不以治學者喜好爲轉移。《朱權研究史料文獻彙編》是很好的範例,各卷內容恰能在上述諸門學術中體現其學理價值。
其二,彙編了姚師所蒐集到的最新文獻史料,體現了文獻信息的創新性。
姚師虔誠地對待學術,認真地對待文獻,留意於對新文獻的發掘,常會因爲缺乏文獻的證明而對一些結論耿耿於懷,又因獲得新的文獻解決了懸而未決的疑惑而興奮不已。
《太和正音譜箋評》出版之前,她將書稿發我先行拜讀,來電中她激動地徵求我的意見,擬在該書稿中附上《“塗陽”考》一文,我也很激動並表示讚賞,因爲我知道把“塗陽”考證清楚了,就可以重新認識《太和正音譜》中所涉歷史人物的史實,進而確定《太和正音譜》中許多籍貫爲“塗陽人”的善歌者當爲朱權在大寧時期所結識者,這對於研究朱權和北曲的關係至關重要。
幫助姚師徹底解決這一問題的,是她新近留意到的《四庫全書》所收明初詩人唐之淳《唐愚士詩》之《大寧》《大寧雜詩》《塗陽八詠》《別大寧》等詩篇。“塗陽”,作爲地名,不見於任何史志的記載,雖有文人別集用過“塗陽”一詞,但或者位置不可靠,或者與朱權無關。
姚師曾一度推測,“塗陽”可能是指靖難軍南下必經的“塗山(當塗山)”之南,當在安徽、江蘇境內,或即隱指南京。但“此後一直因其證據不足難以釋懷”(《“塗陽”考》),經過數年的努力,姚師終於在《唐愚士詩》中找到了這個“塗陽”,原來指的就是寧王朱權最初的封地大寧。
發現《唐愚士詩》中的上述若干詩篇,功莫大焉。類似的前人不從提及的文獻在《朱權研究史料文獻彙編》中還有不少,尤其是姚師新發現的朱權著述新版本很多,在此不復一一臚列。
其三,對所彙編的文獻數據作了深化處理,方便研究者的理解和使用。
其中《生平文獻史料》部分對所獲知的朱權生平數據的處理,不是不加區別地將堆積在一起,也不是按文獻問世的時間簡單排列,而是根據文獻內容所涉及的時間,將其分別歸入將全傳、南京宮中、大寧時期、靖難時期和南昌時期等五個部分。這就便於研究者對這些史料的準確把握。
其它部分也都有相應的處理,如《朱權作品選輯》將所選的朱權作品分爲序跋、詩歌、散曲、雜劇等不同文體;《朱權著作述録》不僅對繁多的著述進行了詳細考辨,以確定其內容別屬、存佚情況和文體特點,而且悉心查訪了存本文獻的版本、相互關係以及館藏情況,這是十分耗時耗力的工作,卻極大地方便了後續研究者對這些文獻的查找;《朱權後裔文獻史料》分作後裔個人生平史料、後裔個人著述兩個部分。
年譜部分,《朱權研究史料文獻彙編》中《朱權年譜》較《王者與學者——寧王朱權的一生》中《寧王朱權年譜》的最大不同是,後者增加了史實系年的確定依據和大量的背景性的系年資料。
如朱權出生的“洪武十一年(戊午,1378)一歲”條,前者記曰“五月壬申朔(1378年5月27日),朱權生於南京宮中。母楊妃。是年,朱元璋五十一歲。皇太子朱標二十四歲”。是較爲簡略的線條化記載,且未說明確定朱權生日的依據。
而後者的此條,則補引朱權《天皇至道太清玉冊·朝修吉辰章》所記“五月初一日……南極沖虛妙道真君下降”的文字,同時補充從皇太子至皇十六子等朱權兄長的年齡、所出和接受冊封的時間等信息,以及當時的戲曲家賈仲名、羅貫中、楊訥、湯式、王子一、劉東生、楊文奎、黃元吉等人的情況。立體化的年譜,將有助於從知人論世的角度全方位研究傳主。
其四,所彙編的朱權著作文獻的數量,達到了前所未有的規模,將推動學界對朱權多學科學術貢獻的研究。
姚師在朱權研究中用力最勤者,是對朱權著述的輯考。這在其朱權研究的整個過程中從未終止,隨着研究的深入,她考訂出來的朱權著述資料日益豐富,且新發現的存本也越來越多。
最早出版的《朱權研究》輯朱權著作共計62種,分14類,存22種。《寧王朱權》共輯69種,分16類,存25種。之後,姚師對朱權著述的考訂更多,《朱權研究史料文獻彙編》共輯113種,分12類,存33種、殘1種。這是迄今爲止學術界所知朱權著述的最多數量,總數量較《朱權研究》當初的成果增至近兩倍,有存本的著作也增加了半成。
規模如此之大的朱權著述的發掘,推動了曲學、樂學、醫學、農學、道學及版本學等相關學科的研究。
從《朱權研究史料文獻彙編》所附的當代朱權研究成果看,當代朱權研究的主要成果集中在1993年之後出現的,尤其進入新千年之後,朱權研究的領域在學科分佈上已經相當廣泛。
最近出版的葉明花、蔣力生編纂《朱權醫學全書》(中醫古籍出版社 2016年版),首次以文獻的形式確立了朱權在中醫學史上的地位,即是一例。對朱權的分學科研究,隨着《朱權研究史料文獻彙編》的出版,將會成爲未來學界的熱點之一。
朱權特殊的歷史身份及其涉及多學科的成就,決定了隨着當今學界治學視野的開拓、對研究對象生態研究的重視以及跨界研究愈來愈受到當代學者的青睞,朱權研究將會持續繼續下去。“不是先生名世作,人間幾個識朱權?”(劉世南先生《贈姚品文先生二首以爲嵩華之祝》)從事朱權及其相關問題的研究,舍《朱權研究史料文獻彙編》又將焉求?
奉讀姚師大作,感慨良多。是爲序。
2017年元旦於南京師範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