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住4百坪花園洋房 少爺輸光5千萬開啓外送人生
圖文／鏡週刊
全臺目前有超過5萬名外送員，日夜奔波在馬路如虎口，我們採訪了64歲的阿元伯，羊男（年齡保密）、林俊文（48歲）、林桂穗（38歲）、吳宇宗（29歲）及周世昌（27歲），瞭解他們的外送經驗與人生故事。
他們或被高時薪吸引，或爲賺取第二份收入，或因自身就業條件不理想而加入外送行列；在低薪窮忙的時代，往來穿梭在無望的將來與理想的生活之間，像茫茫苦海中的趨光深海魚，憑着一點微光，他們就要奮力往前遊。
第三次採訪，64歲的阿元伯（化名）終於答應讓攝影記者拍照。他身穿扁塌夾克，腳趿拖鞋，不放心地叨唸：「現在過得這麼落魄，不要讓我被認出來，讓兒女丟臉。」
美食外送產業3年前開始蓬勃發展，勞力密集度高及入行低門檻，讓阿元伯這樣年過六旬的退休歐吉桑，也可接單養活自己。他一年半前開始送餐，一天跑9小時，賺1500至2000元。上了年紀，他不太在乎他人眼光，穿了拖鞋就出門送餐，常被年輕同業糾正，他不服氣：「關你什麼事，你是督導嗎？」
少爺變獨居老人 自嘆活該
一次他又遭人挑釁：「你拖鞋哥喔？穿這麼邋遢破壞大家形象！」另一滿身刺青同業挺身而出：「大家都是爲了討生活，欺負老人傢什麼意思？」
白髮稀疏的阿元伯很感激有人見義勇爲。無人知曉他出身富裕家庭，幼時住400坪花園洋房，家有司機、園丁和幫傭。父母事業有成但皆無暇管教，他流連賭場，20歲就欠下200萬元賭債，「我媽很氣啊，還是幫我還債，不然被砍成八塊咧。」
此後，阿元與豪賭惡習不斷拉鋸，十多年前他瞞着年邁老母，3年間輸光她5000餘萬元存款。母逝後留下5千多張股票，7間臺北市中心的房子，他怕自己守不住，分別過戶給姊姊和3個兒女，我趕快誇他沒有賭到喪心病狂，還有自知之明與責任感，他不好意思地招認：「還是有偷偷賣掉100張股票啦…都輸光了，大概快200萬元吧。」
十多年前，老妻因阿元伯的一場婚外情，引爆了對他長年嗜賭、疏於經營家庭的不滿，「她至今還怨我，我就出來租房子住。」他名下無資產，尚欠賭債近百萬元，離家後只能擔任保全，聽說外送收入高，立即投入此業，至今共跑了6000多單，除維持溫飽，另償還銀行每月6000元借款。
從少爺變成獨居老人，他感慨：「是我活該啦。」他的賭癮縮小爲每日買200到300元運動彩券，偶爾去打輸贏約萬元的麻將。去年除夕，阿元伯送餐到下午4點，年夜飯去超商隨意打發。其實老夫老妻未辦離婚，也可回家吧？他像在賭氣：「不用，我可以靠自己。」
夫妻日夜班顛倒 難得碰面
爲了解外送產業，我們共採訪了6個外送員，除了阿元伯，還有羊男（化名，不透露年齡）、48歲的林俊文、38歲的林桂穗、29歲的吳宇宗及27歲的周世昌。外送平均一小時200至300元的時薪，一天投入10到12小時，全職者月收可達4萬至6萬元，加上工作時間相對自由，關掉手機APP就下工了，就業市場上不受青睞的低薪窮忙族趨之若鶩。
來自宜蘭五結的林俊文是家中長子，曾讀四年輔仁大學，卻因貪玩未能取得畢業證書。木訥不擅表達，加上無技術專業，他多半從事保全工作。前途茫然，他輾轉遷居新竹、臺中，又回到臺北，任意刷卡買3C，累積百萬卡債：「就迷惘吧不定性變成自暴自棄。」2年前認識比他更內向、做清潔工的太太，才結束了有錢就離職，沒錢刷卡債的單身生涯。
他今年9月加入熊貓外送，每早9點跑到晚上9點，一週7天不排休，可賺近6萬元。太太則在保全公司上大夜班，晚上7點到早上7點，月薪近4萬元，夫妻倆工作一早一晚，見面機會少，但共可賺十萬元，是過去無法想像的高收入。然而生活開銷至少7、8萬元：卡債、車貸1.5萬元，房租、停車位1.5萬元，吃飯1.5萬元，給父母5000～10000元，加上油錢、保養、雜支，其實能存的也不多。
談到鄉下借200萬元供他讀書的家人，他一臉羞愧：「以前父母的希望都在我身上，沒錢不敢跟他們聯絡，怕被念。」家裡全靠弟弟送貨支撐，「他還沒結婚都是因爲我。」做外送收入變高，林俊文總算能補貼父母一點：「現在家裡狀況很糟，到處漏水，像貧民窟。」逃不開的責任壓在心上，他努力工作像贖罪，暴雨也咬牙出門：「心裡還是會掙扎一下啦。」
跑外送考察市場 創業參考
林桂穗是5個女兒中的老三，做木工的父親負擔沉重，母親愛賭六合彩加上做保，10歲起，她就面對債主上門恐嚇及不斷搬家的困境。15歲時母親外遇離家，18歲父親車禍過世，她國中畢業未再升學，陸續在停車場、餐廳、寵物店、大賣場工作，也曾開過鹽水雞小攤位，賠掉20萬元積蓄。今年4月，她決定離開低薪的餐廳內場工作，改跑外送，中午、晚上用餐時段出動。
林桂穗不願讓人看扁，受訪時再三強調：「我很自由，想上班就上班，不想上班就不上。」跑外送是爲了考察市場：「觀察客人的需求，店家的設計及菜單，對我之後自己創業有幫助。」走到別人家門、觀看他人的生活，也帶給她樂趣：「系統上可以看到我這個外送員是女生，很多女生就衣衫不整，圍個浴巾開門取餐。」
發現許多餐廳轉進巷弄裡，林桂穗信心大增：「只要一間小小廚房，透過外送就能做生意。」3個月前，她買了舒肥機和真空包裝機，製作雞胸肉、燉牛肉或雞湯等各種舒肥料理及食物包，提供親友訂購併送到府，算是微型私廚。喜歡烹飪、習慣照顧人的她，每週問熟客：「這星期要吃什麼？」並絮絮討論如何備餐料理、選擇食材，飄零的人生也有了重心。
外送圈模範員工 使命感重
周世昌大學未畢業，即因無法再接受父親的強勢作風，離家輟學。他當完兵後進入餐飲業，每日工時達12至14小時，薪水仍不到3萬元。現在他白天外送5小時，下午4點到晚上12點在鹽酥雞店工作，二份工月入5萬餘元，他好高興：「如果深夜下班沒有太累，我也會去騎車兜風，順便送餐。」
周世昌熱愛外送工作，自掏腰包訂製綠黑外套，燙上UberEats字樣，在食物箱外貼了可愛文宣，送餐時熱情有禮，接到醫院、商場之類耗時而無人願接的訂單，也充滿正面態度：「有次把十幾份麻油雞湯送到醫院，整個樓層都沒人，打電話也沒人接，等了半天才有一個護理師跑出來，說大家都緊急去支援開刀房。」 他忽然產生使命感，「接這種單子就當做好事。」送餐給醫院裡無人陪伴的產婦、病患，讓他覺得自己很重要。認真賺錢、存錢也使他心裡踏實，他夢想買房、與伴侶成家：「我應該會送餐到不能做爲止。」
羊男3年前就加入外送行列，見證了外送平臺成立之初爲吸引人力投入，開出送一單350元之離奇歷史。他跑過誠實蜜蜂、UberEats和戶戶送，鍛煉出不看手機導航，鑽巷弄避開紅燈，熟知等單熱區，摸清百貨商場、醫院複雜出入口動線以節省時間的專業能力。最高紀錄是單日12小時跑了200公里，賺近8000元，45分鐘送完誠實蜜蜂7單，當時送一單130元，換算時薪等於破千元。
偶然間，羊男將送餐甘苦談拍成影片上傳YouTube，迴響熱烈，他大感振奮，開始規劃與外送相關的主題，不藏私地分享自己的送餐技巧，指點外送路線。觀看次數動輒達數萬甚至十多萬，開始有廠商看準他在外送圈的影響力，找上門請他拍業配。
等單時羊男不無聊了，他認真勘查地形，順便拍攝影片素材。他每週讓自己休一天拍片、剪片。今年8月獲准開啓YouTube營利模式，每月可獲廣告分潤3、4000元，金額雖不高，卻使他很有成就感。
雖臻車神境界，羊男始終視外送工作爲人生過渡，「風險高又沒有發展性，我從來都把它當副業。我還在找我的主業要做什麼。」話雖如此，平均每月7萬到8萬元收入，使他3年來仍未離開這行業。
演員工作不穩定 送餐掙錢
吳宇宗是這次受訪的外送員中，學歷條件及家庭環境最佳的一人，父母爲公務員，哥哥是醫師，他長久埋在心中的夢想卻是當演員：「國中時我想考華岡藝校，但不敢說出來，就想我當記者也不錯。」
他考上國立大學廣電系，去電視臺任記者，跑新聞一年多，發現自己不愛扮演記者這角色，毅然離職。晚上在文化中心當計時服務人員，白天則上表演課、試鏡。闖蕩2年餘，演出機會寥寥可數，他不願再跟家人伸手，一個月前加入外送員行列，利用上午10點到下午2點送餐，可賺6、700元。加上晚上計時工作，勉可月入2萬元。
經濟拮据不是最難捱的，試鏡一再落空才令人消沉，他鼓舞自己：「大部分演員在成名前，都要經歷各種挫折，默默承受孤獨和恐懼。這些是當演員很好的資源，我也算是樂在其中。」
與渺茫不可知的演員夢相比，美食外送有跑就有收入，大街小巷穿梭，與晚上的室內服務工作動靜有別，倒也像在打怪補血。店家請候餐的他喝杯飲料的善意，客人再三道謝甚至硬塞小費的回饋，送餐任務完成後的小小成就感，都給了他力量繼續追求夢想，「哪一天若不做外送了，就是我的演員工作穩定了。」
相較於福利保障 在乎薪資
今年10月起，連續發生多起外送員車禍意外，引起社會關注。外送平臺業者是否該納入勞基法管理，各界討論不斷。林俊文剛上線就曾擦撞計程車，急煞車致手指扭傷，還得賠對方3000元修車，「我知道做這個有風險，意外險我保到650萬元。」他的扭傷獲1千多元保險理賠，聊勝於無。
高報酬的代價是高風險，彈性工時和勞動保障像魚與熊掌不可兼得，受訪外送員多不願被勞基法限制工時，也不太在乎勞動權益，只希望平臺不要調降基本車資，不要拉高獎勵門檻。羊男直言：「政府經濟沒搞好，大家纔要去賺錢，不能超時工作等於把人家斷生路。」
羊男的拍片主題之一就是在各重要路口穿巷走弄抄捷徑，節省紅綠燈停等時間，「搶快也是要等紅燈，順順騎就好。」他也爲外送員抱屈，認爲媒體以放大鏡檢視：「哪個行業沒有風險？」做過保險業務的羊男認爲可以擬法，要求平臺爲外送員提高保險額度，「但不必強制加入勞保，我個人覺得勞保划不來。」他亦對工會持觀望態度：「工會發起人操守很重要，會員每月繳費，並非沒有被挪用的風險。」他且認爲，爲數龐大的外送員，也可能成爲工會幹部的籌碼，「今天如果工會幹部去跟平臺說，抗爭我幫你擺平，給我抽一趴就好…」
比起個人勞動權益，周世昌更在乎資方是否負擔過多人事成本：「顧客消費力和業績沒有成長，公司會撐不住。」他過去在連鎖餐飲店當幹部，一例一休通過後，第一個月薪水漲到4萬多元，但公司馬上研究出變通辦法，在午、晚2班中間增加3小時空班，變相減少工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打卡永遠不會超過9小時。」眼見門市一間一間收掉，他並不抱怨前老闆的刁鑽苛待，只是更加認命。能夠跑外送多一份額外收入，已心滿意足。
生死置之於度外 只靠自己
相較於白領階級期待的生活品質、福利保障，受訪外送員普遍只想多掙點錢。生死置之於度外，並不全是因爲自私與無知，而是體認到渺小的自己除了靠勞力拚搏，沒有條件與誰談判，也無法期待誰會提供保障。
這天飄起了細雨，林俊文晚上9點多收班，吃了一塊香雞排當晚餐，又去超商買泡麪、零食。經不起再三請求，林俊文答應讓我們進入南京東路上二人一貓的蝸居套房。室內燈光黯淡，空氣中有輕微黴溼味和貓砂尿味。二年前搬家打包的紙箱多數未打開，靠牆堆疊一人高：「不知道什麼時候又要搬家，所以不敢拆開。」
他席地而坐，一邊點數送餐代收的鈔票、零錢，一邊說：「我老婆什麼地方都沒去過，只要我開車載她出去玩，她就很高興。現在儘量多賺一點，我想帶她去日本，她從來沒出過國。」硬幣疊在一起發出喀喀脆響，林俊文咧開缺了一顆牙的嘴，靦腆地笑了。
食物外送平臺爲何在臺灣大爆發？臺灣勞動與社會政策研究協會執行長張烽益曾撰文分析，有3大因素：臺灣機車的普及性與任意性高，外食供應業者多，再加上服務業低薪、工時長，因此「與外送平臺天雷勾動地火，一發不可收拾。」
張烽益指出，臺灣機車價格可負擔，機車數量龐大，可立即登錄成爲生財工具，不像日本、澳洲、美國等國家機車不普及，只能以單車做爲外送主力，效率遠不及機車。此外，機車在臺灣穿巷走弄，隨處暫停，甚至直接殺進人行道和騎樓，此等「機動性」，是讓機車外送員得以爆炸性成長的因素。
其次，臺灣外食文化盛行，餐飲業從攤位、小店到專業廚房一應俱全，加上服務業長期低薪過勞，外送員的機會成本相對壓低，單位時間的現金報酬遠高於多工的超商站崗。張烽益說：「更重要的是，不必面對『慣老闆』，排班不受拘束，又可自由騎車。」
張烽益分析，美食外送之類的零工經濟，讓個人從傳統產業階級化的管理模式、固定的工時中，被解放出來，「不再是生產線上的螺絲釘，可以重新找回自主性以及支配時間的彈性，想工作時工作、想休息時休息。」看似是爲自己而工作，「重新掌握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命運。」
平臺獲利 勞工失自主性
而外送平臺的競爭優勢，在於不需負擔僱主責任，可將利益折現給外送員；爲了「立即變現的誘惑」，外送員自願承擔風險，「有點跟它賭的意味，不會那麼倒楣發生在我身上。」張烽益認爲，即使不適用勞基法，外送員仍在從事勞動，平臺派單時也非不知外送員已跑幾小時，「發生風險時，平臺難道沒有責任？資方使用勞動力也應該受到限制。在道路上進行營業行爲，交通監理單位應該要有些管理手段。」
外送員的所得全賴平臺分派，平臺的定價權力高，導致勞工更無力對抗資方，最終可能使勞工既無自主性，也失去了勞動保障。
這次採訪，受訪外送員普遍只關注每小時能賺到多少錢，不認同政府以勞基法規範平臺業者，認爲勞基法將增加僱主負擔，而這樣的成本一定會轉嫁到自己身上。外送員多數樂意接受超時工作，不見得願意參加勞保，也不信任工會。
莫非社會已倒退回到30年前，像四、五年級生爲賺錢養家餬口，犧牲親情、不顧健康、不懂享受，只知加班趕工？每天騎12小時機車或下班前後再送餐5、6小時，如此奔波，何來自由與彈性？
前人民火大行動聯盟成員，現從事社區工作的柯逸民分析，四、五年級與七、八年級生最大的差異是，臺灣曾經是亞洲四小龍，經濟發展好，老一輩相信明天會更好，努力就可以賺到錢，犧牲一下可以翻身，對未來有希望，再苦也有一種踏實感；「如今年輕人再怎麼努力都看不到未來，除非繼承，什麼也沒有，只能把握當下，享受小確幸。」
年輕世代 對政府不信任
他觀察，年輕人不易得到固定高薪工作，只好打零工，投入外送產業以時間和健康換取金錢，「外送工作含金量低，積累不了實力和基礎，越努力可能越空虛，只能即時享樂，賺到錢也可能很快花掉。」
柯逸民指出，高齡化、少子化、高房價及教育階層化，社會瀰漫「無望感」；勞保、健保等各種社會保險，不時傳出瀕臨破產消息，勞基法無法確實保障底層勞工權益，導致年輕世代對政府、工會或法令都不信任，唯有靠自己，「有單趕快去接」，造成外送工作搶破頭，卻不在意勞動權益。
柯逸民認爲，無望感的顯著代表就是香港，臺灣人過去的社會運動，都是認爲站出來就可以爭取到權益，改變現況；但香港人上街頭仍不認爲可以改變什麼，便發展出同歸於盡的策略。臺灣社會美食外送產業越夯，可能代表人心越無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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