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脫衣舞”成“新民俗”？對鄉村文化問題的根源研究

【導讀】“鄉土中國”、“八億農民”，是中國的底色，也是基層治理的基礎。物質水平提升了，鄉村也有了更多文化需求。但據媒體報道，近年來，從過分奢侈的紅白喜事，到脫衣舞表演，大量低俗文化悄悄滲透、日漸盛行於鄉村。

本文基於調研觀察，分析了這一“文化現象”。隨着農村市場化轉型，傳統民俗逐漸失去傳承，農村文化供給不足，一些具有足夠感官刺激且極易傳播的文化類型，開始佔領文化空間。而在鄉村的嚴肅儀式中，“熱鬧”也是必要一環，既是對嚴肅氣氛的平衡，也爲滿足“主人”對氣場、名聲的追求。各種異化的文化產品，就在“圖熱鬧”的需求中蔓延開來。作者認爲，鄉村並非沒有禮義廉恥，只是忽視了內容本身的性質，也漠視了這種文化的危害。由於這些活動與嚴肅禮儀緊密結合，村莊的文化實踐有其自主性，動輒通過行政、法律等手段介入，需慎之又慎；而依靠鄉村自身調節，又同樣困難：一來傳統村莊共同體已解體，村裡很難有仲裁者；二來俗文化的後果是長期的、潛移默化的，很難引起注意。長遠而論，要改變這種現象，需要重建積極向上的新鄉村文化，去填補和佔據文化空間。在此過程中，領導幹部尤其要率先垂範，帶動形成良好風尚，才能真正營造健康、良性的鄉村文化。

本文轉自“經略網刊”，原題爲“俗文化：基層治理的重大挑戰”摘自呂德文著《大國底色：鉅變時代的基層治理》，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思考。

“俗文化”：

基層治理的重大挑戰

2018 年暑假，筆者和同事在北方某地農村調研時，碰到了一場“脫衣舞”表演。同事是研究民俗的，雖聽說過“脫衣舞”表演在一些北方農村盛行，卻一直不太相信“真脫”；親眼看見以後，大爲感慨。一是感慨斯文掃地，“惡俗”泛起。爲了活躍氛圍，“脫衣舞”女郎在表演期間邀請觀衆互動——當然是葷段子連篇。五六十歲的農村大爺抱着脫得光光的 20 多歲小姑娘的大腿打情罵俏，要多俗有多俗。二是感慨鄉間的歌舞團真是專業。同事小時候練過相聲，有童子功。根據其經驗，那幾位“演員”的舞蹈素養真不算低。尤其是在跳鋼管舞時，我倆都覺得甚是精彩，不自覺地鼓起掌來了——可見其專業功底之紮實。

▍“新民俗”的演繹邏輯

我們在村莊裡走街串巷入戶調查時，隨處可見歌舞團的廣告，可見紅白喜事上請歌舞團表演甚爲普遍。歌舞團在表演過程中穿插一些帶“黃”的節目，包括葷段子、“脫衣舞”，亦是常規。據當地村民說，多年前公安機關曾嚴厲打擊過“脫衣舞”表演，他們也收斂了一段時間；但這幾年又沉渣泛起。可見，“脫衣舞”表演在鄉間市場頗大，接受度極高，儼然成了一些農村地區的“新民俗”。

這個“新民俗”，應該可以追溯到 20 世紀 90 年代。我們在村裡面看的這場歌舞表演，無論是演員的專業素養、舞臺、燈光，還是節目的編排，都帶着濃濃的酒吧味。20 世紀 90 年代，伴隨着城市化進程的快速推進，各種夾雜着現代城市氣息的文化產品大舉進入農村。其背景是，隨着農村的市場化轉型，一方面傳統的民俗活動漸漸失去了傳承，農村的文化供給不足；另一方面，民間藝術團隊在市場競爭壓力下，也被迫轉型。傳統民俗雖有文化積澱，卻不一定符合人們的感官刺激。而城市的文化產品卻具有消費主義特徵，不一定有文化積澱，卻一定能夠刺激感官，調動觀衆的積極性，並且城市文化產品往往與現代媒介相匹配，更適合工業化生產，更容易傳播。其結果是，城市文化產品以“流行”之名義被源源不斷地生產出來，最終佔領了農村文化市場，歌舞團便是其中的典型。只不過，歌舞團表演一開始是以文化產品的面目出現的，它並不“惡俗”。恰恰相反，它豐富了農村文化生活，甚至嵌入到農村的傳統民俗活動之中。

在農村地區，紅白喜事向來是農村文化生活的重要載體。一方面，紅白喜事裡傳承已久的儀式具有教化和規範的功能。就我們的調研，紅白喜事，尤其是白喜事，其儀式雖有略微變化，內核卻未曾改變。喪葬儀式裡的一整套規程，對於表達對逝者的尊重、親人的悲痛以及內隱的社會教化（如祭文裡對逝者的評價），仍具有現實意義。筆者曾訪談過一位農村禮生，據其所言，現在農村條件好了，卻也出現了不少“亂了套”的現象。比如，逝者很可能是個好吃懶做者，“風評”很差，但爲了照顧孝子孝女的面子，祭文就不能寫得太差。再有，子女在逝者生前很可能是不孝子，在祭文裡表達孝子的悲痛感，實在是有點強人所難。如此種種，極爲考驗禮生的用詞和寫作功力，也表明儀式具有極強的規範作用。事實上，鄉間常有輿論，說某某在其父親在世時極其不孝，死後卻裝得像個孝子，真是丟人！當前，農村地區的結婚儀式已改變頗多，很多地方甚至流行西式婚禮，由婚慶公司提供“一條龍服務”。但是，農村裡哪怕是最西化的婚慶儀式，亦傳承了傳統婚姻儀式的核心內涵。

婚慶儀式本身就是一種見證，需要將婚姻締結雙方之間的誠意、對父母的恩情等告知親朋好友，具有嚴肅性。一般而言，禮儀的嚴肅性本身就是一種文化實踐。觀衆並不是無關緊要的角色，而是起到見證的作用。

另一方面，婚喪嫁娶是村莊共同體內部的公共事件，爲文化產品的展演提供了事由和場合。在操辦紅白喜事的過程中，爲街坊鄰居提供一場文化活動，是主人家出於“熱鬧熱鬧”，製造熱鬧氛圍的需要，客觀上又爲村民提供了文化福利。筆者在調研中發現，每個地方提供的文化產品不一樣，甚至不同的事由也會提供不一樣的文化產品。比如，20 世紀 80 年代，農村電影市場開始轉入私人承包，國家的電影藝術也比較繁榮，在各種喜慶場合爲村民包場放一場電影，算是一個很不錯的選擇。甚至於，很多村莊在村規民約中規定，犯了錯誤的村民爲了表示道歉之意，得包一場電影請村民觀看。一些地方在辦嫁娶之事時喜歡請歌舞表演，但給老人做壽時，還是喜歡請地方劇團唱戲。甚至於，近幾年廣場舞興起，無論婚喪嫁娶，都要請腰鼓隊或樂隊來表演一下，也算是製造熱鬧氛圍的一種有效方法。可見，“圖熱鬧”這個村莊文化實踐，爲各種文化產品提供了天然的場所。

由於儀式已經承擔了嚴肅的教化功能，其他文化產品的主要功能便是製造熱鬧。恰恰是“圖熱鬧”這個村莊文化實踐，爲各種異化的文化產品提供了表達空間。簡言之，這一村莊文化實踐，對觀看者而言是“看熱鬧”，但對主人家而言則是“面子”，兩者之間相互強化。正因爲村民有“看熱鬧”的需求，主人家纔可以通過吸引更多的村民參與而變得“有面子”，而正是主人家需要彰顯自己的“面子”，纔會想盡辦法增加熱鬧的可能性。筆者和同事看到的“脫衣舞”表演，也可以說是歌舞團爲增加“熱鬧”而設置的一個文化產品。

確實，無論是主人家，還是觀衆，都將此作爲一個製造氛圍的手段。在表演現場，舞臺前的第一排都是未成年的小孩，他們蹦蹦跳跳，像是過節。他們看到“脫衣舞”女郎表演“脫衣舞”，還未知其中的內涵，竟鼓起掌來，一個勁地說“好好看啊，好好看啊”。一羣老年大爺大娘坐在看臺中間，甚是安靜，或許他們只是將此作爲一個“熱鬧”的文化產品，低俗與否或許是不重要的。反倒是村裡的小年輕，躲在最後幾排的角落裡窺探着。他們一是不太好意思和自己的長輩混在一起娛樂，二是多少還有點不好意思。表演期間，主人家走向觀衆席發煙，面帶微笑，甚是真誠、友好，看到這麼多人來捧場，想來也是蠻高興，覺得有面子吧。

這麼看來，恰恰是村莊日常生活及文化實踐的嚴肅性，爲那些“圖熱鬧”的文化產品大行其道提供了可能性。其基本邏輯在於，在嚴肅如儀式這樣的文化實踐中，因需要遵從一系列的禮儀要求，很難有區分度。也因此，其主要功能是進行村莊社會的整合。但村莊社會需要另一面，即在嚴肅之外，需要活潑。村莊既需要整合，又需要競爭，因此，禮儀之外，純粹的“圖熱鬧”也是必需的。在村莊的文化實踐中，恰恰是“圖熱鬧”使得村莊競爭得以彰顯：放的煙花爆竹越多，越是熱鬧；舞臺越大，越有排場；能夠吸引眼球的文化產品越多，就越有面子。“脫衣舞”之類的文化產品之所以能夠堂而皇之地呈現在大衆面前，並不是村莊不存在禮義廉恥，而是村莊本身就需要這些看似俗氣，卻能夠較好地製造熱鬧氛圍的文化實踐。

▍“俗文化”的社會基礎

“俗文化”本身不是問題。在村莊文化實踐中，也許從來就不存在只有嚴肅的大雅文化。只不過，任何一個健康的文化實踐，雅俗之間都應有界限。一是在嚴肅的禮儀實踐中，雅文化對俗文化會有天然的改造機制。在各地的民俗傳統中，並不乏用意庸俗的文化實踐，但它們多有改造，並被有機吸納到禮儀中，成了寓教樂的文化產品。二是哪怕是“圖熱鬧”，對低俗文化也應有底線。文化實踐畢竟還是有公共性的，亦多少存在教化功能，因此，衡量文化實踐的低俗與否，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公共性。如“脫衣舞”等文化實踐，早已超越俗文化的範疇，成爲低俗的文化實踐。原因是，這些文化是在村莊的公共場合，面向男女老少開放的，僅僅考慮青少年的健康成長，這種文化實踐就應受到道德譴責。更何況，“脫衣舞”還明顯涉嫌違法。

弔詭的是，如果說依靠禮儀的嚴肅性和歷史傳統的慣性，可以對俗文化進行吸納的話，那麼，在俗文化和低俗文化之間，則面臨界限不清，進而產生異化的現象。筆者和同事碰到“脫衣舞”表演後，甚感震驚，就隨手拿上手機拍照。結果，立馬有一位組織歌舞表演的村民拿起話筒站在舞臺中央喊話，語言甚是霸氣。他說：“本村是文明村，犯法的事咱不幹，請把手機收起來。否則，看你的手機硬還是我的拳頭硬。”從這位村民霸氣的表現看，他是村莊精英無疑。換言之，在當地村莊精英的認知中，“脫衣舞”表演已是常規，並不低俗。

客觀上，當前的村莊已經難以對低俗文化進行自覺抵制。一是絕大多數村莊共同體已逐漸解體，村莊很難再有村莊規範的仲裁者。尤其是在村莊文化實踐中，因其不會對村莊利益產生直接影響，哪怕是村民一時還難以接受，久而久之也會習以爲常，村莊精英也會成爲低俗文化的維護者。二是村莊的自我調節機制往往週期長、見效慢。通常而言，村莊的自我調節機制需要由特殊的村莊公共事件觸發出來，而低俗文化很難製造事件。比如，“脫衣舞”長此以往，必定會對青少年產生不良影響，會影響鄉風文明，但這種影響卻很難建立因果聯繫，也很難出現不良事件讓村民警醒。因此，如果不對低俗文化加以干預，更容易出現的情況是它會自然成爲鄉間的“惡俗”，而不是自動消失。

從全國來看，低俗文化很有擴張的勢頭，只是每個地方表現不一樣而已。有些地區主要表現爲“脫衣舞”表演等公共文化活動，甚至於，前幾年媒體還有過在喪事上跳“脫衣舞”的報道。有些地區則表現爲封建迷信活動的泛起，一些地方的活死人墓、豪華墓地甚是氾濫。有些地方在婚禮等場合，表演如灰公醋婆等惡作劇，甚至還出現藉機騷擾伴娘的現象。麻煩在於，這些低俗文化實踐基本上都披着民俗或風俗習慣的外衣，是地方政府和執法機關並不進行常規治理的領域。

故而，當前的基層治理面臨着一個重大挑戰：如何有效規制村莊生活和文化？客觀上，村莊文化實踐有其主體性，這恰恰也是村莊活力的表現。在這個意義上，運用行政和執法手段介入村莊文化實踐，需慎之又慎。但是，當前的村莊早已融入現代化的潮流之中，其自主調節機制越來越難起作用，放任低俗文化氾濫，必定會影響健康的村莊生活。當前，各地基層政府以鄉風文明建設爲契機，積極規制農村的低俗文化。比如，通過建立紅白理事會，幫助村莊自我調節辦事規則；通過發揮黨員幹部的先鋒模範作用，倡導新風尚。

從筆者的調研看，這些做法在全國各地農村都起到了積極作用。其直接作用是，極大地降低了農民的人情開支，減少了浪費。事實上，農村文化實踐從來不是自生自發的結果，而是文化供給和需求相匹配的結果。欲真正規制“脫衣舞”等低俗文化，不僅需要基層政府參與村莊文化的規制，從需求端堵住低俗文化的入侵，還要積極培育健康向上的文化實踐，爲農村供給更多更豐富多彩的文化產品。在一些農村地區，農民自發成立的腰鼓隊、樂隊等逐漸佔領了部分文化市場，這一現象具有啓示意義。一句話，對於農村的文化實踐舞臺，若積極健康的文化不去佔領，低俗文化就會去佔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