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報》中美進入戰略相持階段，應抓住每個「戰役緩衝期」（黃仁偉）

美國最大的戰略智庫「國際戰略研究中心（CSIS）」與另一個右翼反華智庫「2049中心」，將中美戰略競爭的時間段定爲從2020年至2050年。所以，2050年是戰略相持階段的一個重要節點。（圖／達志影像）

中美元首會晤後，對於未來兩國關係的走向，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還無法達成完全的共識。我在10月初曾提出「中美進入戰略相持階段」的觀點，今天想再補充一點，這個戰略相持階段是在戰役激化和戰役緩衝的交替過程中進行。認清中美處在長達30年的戰略相持階段，有了這個戰略大方向的判斷後，我們不必爲期間理論上至少6任總統的更換而被動應付，而每任總統就任卸任中出現的對華政策的調整，就是戰役的激化期和戰役的緩衝期，我們要抓住「戰役緩衝期」爭取更多的主動。下面我詳細展開。

何謂中美關係的「戰略相持階段」？

「戰略相持階段」是毛澤東在抗戰時期發表的著作《論持久戰》中創造的概念，他提出，中日抗戰包括日本的戰略進攻、中國與日本的戰略相持、中國的戰略反攻這三個階段。今天，我只是借用這一詞彙的字面意思，來描述當下的中美關係。

與抗戰時期相比，今天所談中美關係的戰略相持，主要有三個區別。第一，最根本的區別是，中美的戰略競爭並不是一種戰爭狀態，而抗戰的戰略相持是一種戰爭狀態。第二，中美戰略相持階段的下一個階段，並不是戰略反攻階段，也不存在戰略反攻階段。因爲我們不需要將美國徹底打敗。這是需要嚴格區分的。第三，進入戰略相持階段後，經過較長時期的競爭，中美關係最終將進入一個共存共治的狀態。所謂新型大國關係，必須經過戰略相持的長期競爭狀態才能形成。

從學理上來說，「戰略相持」應當包含三個特徵。第一，戰略相持的雙方力量相對均衡。不可能有一方具備壓倒性優勢，否則也就沒有「相持」的狀態了。第二，在較長時間內，沒有一方可以打垮對方，沒有戰勝和戰敗之分。這也是非常關鍵的因素。第三，各方都有強烈的自信，尤其是制度自信。美國相信自己可以保持霸權地位50年以上。中國也自信，2050年會實現中國夢，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第二個百年目標。

戰略相持階段有多長？2050年是重要節點

戰略相持階段的時間線有多長？從2021年至2050年。

美國針對中國製定了許多戰略制度。美國最大的戰略智庫「國際戰略研究中心（CSIS）」在2020年發佈的戰略報告中，將中美戰略競爭的時間段定爲從2020年至2050年。另一個重要的右翼反華智庫「2049中心」也將中美戰略競爭的時間段定爲2020年至2050年。「2049中心」這個智庫的取名也將中國的第二個百年視爲其戰略研究的主要物件。所以，2050年是相持階段的一個重要節點。中國計劃在2050年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第二個百年目標，而美國則計劃將其霸權地位、世界第一強國的目標保持到2050年。

雙方目標的定位決定了相持階段的長期性。而在這30年內，戰略競爭不可避免地成爲中美關係的新常態。只要雙方沒有超越對方，那麼這個常態就會始終保持。

戰略相持階段的特徵之一：中美兩國的兩重性結構

中美兩國的兩重性結構是相持階段的特徵之一，即美國衰落過程中還保持着強大，而中國崛起過程中還存在許多脆弱之處，雙方都具有兩重性。它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主軸，只要發生任何扭曲，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方向就會顯現。

美國的兩重性如何體現？衆所周知，20世紀70年代，美國與蘇聯一直是世界兩大超級大國。蘇聯解體後，美國成爲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1990年後的近20年時間內，美國處於真正的霸權地位，有學者稱之爲「單極世界」。2011年以來，美國霸權逐漸走向下坡，但其下坡過程較長，所以這一過程中仍然還是最強大的國家。

霸權衰弱並不意味着美國綜合國力的衰落。霸權衰落是指美國領導國際事務的地位和能力不斷下降，包括國際體系構建的塑造權、國際規則的創制權、國際話語的主導權，以及作爲世界貨幣的美元金融霸權逐步削弱。

毫無疑問，當前的國際體系，無論是聯合國體系，還是美國的盟國體系，都是美國爲主建立的。但是，新的國際體系或者老的國際體系發生變化，美國是否還在領導呢？

國際規則的創制權，特別是國際經濟規則，也包括一些國際政治規則，很大程度上也是美國創制的。川普時期，美國出現了自己破壞規則和退羣的問題。拜登上臺後，又開始恢復規則，想要重新主導規則。

國際話語權，即國際輿論的主導權，美國在這方面優勢非常明顯。世界媒體傳播的資訊約有80%來自美國。

作爲世界貨幣的美元霸權，不僅服務於美國戰略，還可以控制許多國家的經濟命脈，也可以作爲主要的懲罰工具。所謂的經濟制裁立足於美元作爲世界貨幣的功能，只有這樣才能實施對全世界的經濟制裁。

相對於中國近10年至20年的迅速崛起，美國的力量生長遠慢於中國，呈現相對衰落的狀態。但這僅僅是對中國的崛起而言，相對於分裂的歐洲和停滯的日本，美國的力量仍然是上升的，美國在西方盟國中仍然屬於最強大的國家，仍具有主導能力。

在兩重性同時存在的戰略相持階段中，最關鍵的問題是中美間存在的三個結構性矛盾。

第一，大國權力轉移過程中，崛起國與守成國之間必然產生矛盾。關鍵是，守成國的權力在多大程度上、多大規模上、以何種速度向崛起國轉移。

第二，中美兩國分別爲分量極大、規模相當的世界上第一位和第二位經濟體，任何一方都不會接受對方的壓制或威懾。但是，中國與美國的經濟總量比重正在縮小。中國在2001年加入WTO時，經濟總量是美國的10%。今天，中國的經濟總量已經是美國的70%多，差距不足30%。事實上，美國在歷史上打敗所謂的「老二」，都是在對方經濟總量佔美國60%時。而中國現在的佔比已超70%了。當然，從70%到100%之間，還存在一個比較激烈的爭奪過程。但無論如何，要想完全打敗中國經濟是絕不可能的，而想拖延中國上升的速度還是有可能的。

第三，結構性矛盾在一定條件下可能轉化爲對抗性關係，也可能轉化爲合作性關係。而中國與美國存在較大的相互依存度與利益相關性，沒有一方可以完全放棄自己在對方國家的利益。所以這是準對抗性和準合作性之間的關係。

中美結構性矛盾體現在全球市場、兩種制度和地緣政治這三大領域的戰略競爭，也具有對抗性和妥協性並存的兩重性。隨着結構的力量對比變化和某種程度的對抗，中美之間的對抗性可能會向妥協性轉變。

當前，國際體系面臨的轉型與歷史上所有的體系轉型都不相同，過去除了冷戰，大多都以戰爭方式改變國際體系，而冷戰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兩個軍事集團之間。現在，中美所在的國際體系也在轉型，在某種程度上是和平轉型。轉型過程的特點之一，是它的漸進性和長期性。

首先，西方主導的世界體系陷入了困境。過去，西方在整個世界力量中佔據80%-90%的優勢，現在降至50%-60%。所以，有關財富的分配和所有國際事務的決定權，再也無法成爲西方主導。

其次，由於西方主導的世界體系具有慣性，西方經濟即使降至全球的50%，它在國際體系中的中心位置依然存在，還可以長期維持。西方主導的全球治理，即「西方治理」並不能反映新的力量崛起，不能給新力量足夠的空間。並且，新的力量帶來的理念、力量結構與西方大有不同。對此，西方能否接受新力量的上升和新理念的出現，並與之並存？這需要一個較長的適應過程，事實上非常艱難。

再者，各國已經具有習慣性接受美國領導的心理，很難接納一個新的領導。這種心理需要較長時間才能改變。

從中國的角度來看，1980年至今的40年裡，我們始終在融入西方主導的全球化進程。但現在，中國從融入轉變爲塑造、改變現有格局與體系，在能力方面還有所不足，可能需要兩、三代人的培養。例如，「一帶一路」建設進程中就暴露出能力不足的問題。這不是指投資建設能力，而是中國在世界體系內說服別國接受「一帶一路」的能力。這些因素決定中國與世界關係以及中美關係的主次位置需要長期反覆的過程，才能發生質變。

戰略相持階段的特點之二：中美對抗的有限性

戰略相持階段的特點之二是，中美之間是有限性對抗。中國沒有對抗的意願，美國對抗中國的能力與意志也是有限的。這種有限性是促使戰略相持階段能夠保持的一個基本條件。

在川普上臺的4年中，美國一度聚集了除軍事手段之外的所有資源以全面打擊中國，包括經濟上、技術上、輿論上以及盟國、中國內部等等。事實證明，美國無法打垮中國。以貿易戰爲例，川普可以對中國5000億美元的出口徵加關稅，而中國只能對美國2000億美元的出口徵加關稅，中國只有美國2/5的能力，明顯處於下風。但長時間後，美國多徵的5000億關稅將全部轉嫁到美國國內的社會成本和消費者身上，導致美國國內的價格大幅度上升，引發通貨膨脹。最終，美國不得不考慮降低關稅。

目前，最激烈的是技術戰，但最終也會如此。美國在技術上打擊中國的不良後果最終也會轉嫁到美國的高科技公司身上。因爲美國的高科技公司會在打擊中國的過程中失去中國市場，喪失其最大的利潤來源，進而降低未來研發資金的投入，大大降低美國高科技公司的發展潛力。所以，技術戰也不能無限制的打，更不用說軍事戰了。

到目前爲止，美國還沒下決心要與中國進行全面的軍事戰爭。最重要的是，美國財力非常有限，整個國家財政、財政聯邦債務已經高達美國GDP的150%以上。如果想打軍事戰，美國至少得提高現有軍費開支的一倍，大約1兆5000億。然而，美國聯邦財政已經揹負將近30兆的債務，哪還有能力增加1兆的戰爭經費？所以，美國沒有能力花費如此龐大的資源來打垮中國。

美國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日前稱，「我們不想改變中國」。說明他也認識到，改變中國只是一個夢想。只有兩種可能才能造成有限性的改變：一方出現了戰略錯誤，打破了平衡，或者在踐行過程中，中國的力量超越了美國，美國完全放棄對抗，這樣局面就變成了非對抗性。

戰略相持階段中的三個十年，力量對比如何變化

相持階段有多長，取決於雙方的力量對比。這種力量指的是軍事、外交、政治、輿論等所有因素都加起來的綜合競爭力。目前，我們與美國差距最大的是科技領域。科技領域決定了製造業的先進性，也決定了文化、制度的競爭力，以及以科技爲核心的綜合競爭力。因此，綜合競爭力也是一個綜合國力。

目前，在科技、軍事、金融、軟實力這四個領域，美國仍然佔據優勢。在科技、軍事和話語權方面，中國與美國的差距依然比較明顯，但在縮小。在個別領域，中國已經開始突破，如華爲的5G技術。5G是中國突破美國控制的重要象徵。華爲能做到的，其他中國企業在未來的10至20年內也能做到。

2021年4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預測，到2026年，中國的GDP總量將達到美國的90%左右，2027、2028年時可以與美國持平。倫敦國際戰略研究所預計，2028年中國GDP總量將趕上美國。這些國際機構的評估比中國自己的評估還要樂觀。若從購買力平價來看，中國早已超過美國。但從匯率來看，最晚在2030年中國能夠超越美國。這還要考慮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

根據過去半個世紀的經驗，美國在第二位大國達到或接近美國經濟總量的三分之二，即60%至70%時，都是美國對其實施全面打擊的關鍵時刻。事實上，我們已經跨過了美國打擊第二位大國的警戒線。未來，如果美國保持平均2%的增長率，中國保持5%的增長率，到2028年至2030年，中國的經濟總量將趕超美國。再過10年左右時間，中國的綜合國力也將趕超美國。但2020年—2030年這10年是中美競爭最激烈的時間，也是戰略相持階段中中美關係最危險的時期，所有矛盾的衝突點都將在此時爆發。

預計在2040年左右，中國的綜合國力將超越美國。澳大利亞洛伊國際政策研究所對「2020年亞洲力量指數」進行了分析，力量指數包括經濟力量、軍事力量、彈性，包括制度韌性、抵禦風險能力、抗打擊能力、未來資源增長空間，以及它與各國的經濟關係、防禦網路、外交影響和文化影響等指標構成的綜合國力指數。該評估機構認爲，美國的綜合國力爲81.6，中國71.6，日本41。可以看出，日本是美國的50%，中國是美國的7/8，僅差12.5%。其中，「未來資源」指的是國家未來發展空間，包括未來的經濟資源、國防資源、廣義資源（指軟實力和國際動員能力）和人口資源。按照澳大利亞的預測，除了「人口資源」，其他三個資源指標中國都將在2030年超越美國。這也意味着，中國的未來資源整體上處於上升趨勢。

如果2020年至2030年第一個十年內，中國的綜合指標能力能夠趕上美國，2030年至2040年第二個十年超過美國，那麼，相持階段的力量對比就會發生關鍵性的轉變。到2040年至2050年第三個十年，中國應當在主要領域趕超美國，甚至超過部分科技領域。目前，中國正在抓緊提升基礎研究，中國企業的專利數量，中國在自然科學核心刊物上發表的論文數量，這兩項重要指標已經超過美國，但還未轉變爲現實生產力。當然，還有更高的指標，如諾貝爾獎，中國還處於明顯的落後態勢。但我們已有大量的創新成果和基礎研究成果作爲基礎。所以，計劃第三個十年在科技領域趕超美國是很有希望的。考慮到最近兩年中國科技行業被美國緊逼，反而大大加快了中國科技的自主創新速度。

中國最難超越的是美國軟實力領域的優勢，包括各種文化載體和傳播能力的「廣義軟實力」，與以美國意識形態和制度模式對別國的滲透顛覆能力的「制度彈性」。在這方面，中國還需做許多工作，讓世界能夠廣泛接受中國的資訊與文化。當然，難度係數也非常大。美國的制度彈性就是美國的意識形態對別國制度進行控制和滲透的能力，這幾乎無處不在。但中國想要滲透美國卻異常艱難。未來，美國將更多地利用其軟實力優勢。所以，今後30年相持階段中，中美在軟實力方面的競爭激烈程度將超過硬實力，這是一個長期趨勢。美國的硬實力越是下降迅速，就越要運用軟實力的優勢與中國對抗。

中美力量對比既有顯性因素，也有隱性因素。顯性因素包括軍事力量、科技力量、美元力量等「看得見」的因素。隱性因素主要指與軟實力有關的「不太容易看見」、無法用資料統計的因素，如，中國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培養與美國同等數量、同等品質的科技人才。

中美間的文化力量差距比較明顯。世界大學排名前10位中，有5所都是美國大學，前100位中有50所是美國。儘管北大、清華也排在世界前30位，但要想縮短與美國的差距，可能需要較長時間。在世界100強企業中的前十位中，中國也佔據三、四個席位，但排位靠後。此外，美國運用輿論戰扭曲中國形象，也是中美隱形力量的對比。所以，我們要辯證地認識中美間的差距，實現中美的優勢與劣勢的轉換。

我國現階段最關鍵的問題是，如何把增長從數量型轉變爲品質型，即高品質的發展。這是中國今後30年的核心任務。我們要用戰略相持階段的30年，實現中國經濟、國內治理的品質型轉變。這其實是一個國際戰略問題，決定了中國在與美國的戰略相持階段，能否把我們的劣勢與美國的優勢轉化爲我們的優勢。同樣，我們的戰略資源也要轉變爲戰略能力。

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場。2006年美國的GDP是6兆美元，中國的GDP是美國的1/3，約2兆美元。目前，中國14億人口，人均GDP是1萬元，如果GDP翻一倍，就變成28兆，人均2萬美元。如果美國想從6兆上升至28兆，需要人均9萬美元才能達到28兆。中國擁有非常巨大的市場潛力，可以轉化爲中國的投資能力、基礎設施建設能力。「一帶一路」實際上就是中國國內市場的潛力轉化爲海外市場的投射能力。它在某種程度上也是文化傳播能力，也可以轉化爲國際體系規則的創制能力。中國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可以實施西方規則、聯合國規則、中國規則和當地國家的規則的四合一全新的國際規則，而非完全的美國規則。

我們看到，美國力量的侷限性越來越明顯，本質上反映了美國的潛在危機。最明顯的就是美國的財政危機。美國聯邦債務以及美國聯邦財政的平衡已經出現巨大的虧空，但美國又要實現其巨大的戰略目標。這二者間的差距就是美國力量的最大侷限性。季辛吉曾經作過重要判斷，他說，美國安全的最大威脅來自於美國聯邦債務，美國聯邦債務越大，美國就越危險。

同時，美國經濟又處於三個巨大的泡沫中，一是美國債務泡沫，二是美元無限寬鬆的泡沫，三是美國股市的泡沫。例如，美國股市在2020年初時處於1萬多點，經過兩年新冠疫情，美國股市反而漲到3萬多點。試想，在新冠疫情如此嚴重的情況下，在經濟連續負增長的情況下，股市增長的財富是從哪裡來的呢？就是無限發行美元，導致美元寬鬆，美元價值下降。同時，美聯儲又大量發債，用來購買美國財政的債，這三個泡沫出現了疊加。對此，有人提出一個新理論，因爲美元是世界貨幣，所以無論怎麼通貨膨脹，都可以在世界範圍內消化掉。這一理論就是將世界各國看成傻瓜了。難道美元無論如何貶值，各國都會無限制的接受？這個問題值得認真考慮。

美國國內的人心分裂趨勢也愈發嚴重。最近兩年，美國國內的各種分裂傾向達到了美國曆史上的最高點，就連美國內戰時期也沒出現如此複雜的分裂。一方面，出現了嚴重的種族分裂。另一方面，貧富階層的分裂也日益嚴重，呈現出1%和99%的關係。還有以共和黨爲代表的「紅州」與以「民主黨」爲代表的「藍州」形成的地區分裂，以及由疫情反映出的聯邦政府與各州政府的地方分裂。

所有這些問題疊加在一起，可以看到，美國的優勢是個存量，但他面對的問題是個增量。存量越來越小，增量越來越大。這就是美國在相持階段中的一個大趨勢。

提出「戰略相持階段」這個概念，有利於對中美關係趨勢的總體把握，戰略定力在胸，就不會因爲這30年裡美國總統至少六次的更換而顯得被動。

每一任美國總統就任或卸任，美國對華政策都會有個轉折，上任後不久又會轉過來。在這個轉來轉去的過程中，就會出現戰役的激化期和緩衝期。 拜登執政後，戰役緩衝期延遲了近半年纔到達。原因是川普設置的障礙太大，美國對華的戰略對手定位已成定局，加之拜登自身也是個弱勢總統。

其實，拜登對華策略的變化在他就任前已有所準備了，只是時間和能力未到。當前他主要幕僚的那些文章，在2019年至2020年的《Foreign Affairs》《Foreign Policy》上就已刊發。緩衝期可長可短，2022年期中選舉後，如果參衆兩院都被共和黨拿走了，緩衝期也很難再維持，兩三年以後又要進入大選，氣氛又會惡化。所以中美關係將會經常性出現較長的激化期和較短的緩衝期，反覆交替。

所以我們要抓住戰略相持階段的3至5個緩衝期。在激化期該鬥則鬥，同時做好每個緩衝期的準備，全面鬥爭時保持部分合作。這就是戰略相持和戰役緩衝之間的辨證關係。

（作者爲復旦大學一帶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常務副院長、教授）

（本文來源文匯報，授權中時新聞網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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