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青時代（中）

與強恕中學時期恩師陳永善（映真）老師（左）合影。（蔣勳提供）

強恕中學時期留影。（蔣勳提供）

1960年代位於重慶南路、衡陽路口的東方出版社，是蔣勳中學時期最愛流連之地。（東方出版社提供）

初中時期學習「寫真館」作畫，打格照片爲好萊塢男星洛．赫遜（Rock Hudson）。（蔣勳提供）

東方出版社

五○、六○年代的重慶南路書店一家接一家，真是喜歡閱讀的文青的秘密花園。

好像當時學校和縣市的圖書館都還不發達，喜歡閱讀，只有靠書店。

小學時候，班級導師王什麼財，就在蘭州街派出所旁搭一個違建的棚子，租漫畫書給小朋友看。每個星期三是新的《漫畫大王》出刊，小朋友就等着矮小瘦黑的王老師騎車帶剛出爐的《漫畫大王》回來。一本五毛錢。看完收回，還有人在等。那是葉宏甲「諸葛四郎」、「真平」的年代。派出所警察有時也過來看，不多久，王老師的自行車也換了摩托車。

「諸葛四郎」，現在想想，是頗受日本文化影響的漫畫。裡面的「哭鐵面」造型也直接來自日本傳統能劇面具。

五○年代末到六○年代初，重慶南路的書店風景和蘭州街口的《漫畫大王》不一樣了。

記憶裡，很多從大陸遷臺的老書店，中華書局、世界書局、正中書局、開明書局、商務印書館、東方出版社……。

因爲從大陸遷臺，帶來很多三○年代中國新文藝思潮翻譯的西方著作。

三○年代許多優秀的作家左傾，國民政府遷臺，這些作家「陷匪」，著作多成禁書。那個年代，魯迅、沈從文、巴金……都看不到。但是，書店經營者，改頭換面，會大量出版翻譯作品。巴金翻譯過不少法文小說，傅雷翻譯的羅曼‧羅蘭有《約翰·克利斯朵夫》，有《巨人三傳》。記得是素白封面，一條黑底反白字書名，風格很強，素樸平實，到現在還是覺得是值得懷念的美學設計。

重慶南路書店街，一家一家逛，很有看頭。

當時詩人周夢蝶在靠近重慶南路的武昌街擺書攤，一襲黑衫，瘦骨嶙峋，像在冥想，也像在打盹。強烈的城市風景，看了一生都難忘。

那是我青少年時的臺北。戰爭結束十幾年了，我的身體正在發育。有自己不知道的焦慮苦悶，在書店亂翻書，翻久了，被老闆罵：「買不買啊……。」

他說到重點，那時候真的沒有買書的錢。這家老闆給了臉色，只好到下一家。最後經常看書的地方是「東方出版社」，老闆不趕人，可以安心看書。

《簡愛》、《咆哮山莊》、《傲慢與偏見》，從英國浪漫主義的小說，看到法國的《基督山恩仇記》、《鐘樓怪人》、《悲慘世界》，再看到俄國的《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一本一本看，下了課就坐車到衡陽路重慶南路口，鑽進書店，站着看，看到忘了時間，知道再不回家要捱打了，趕緊在書頁上折一個角，放回書架。

第二天沒心思上課，總想着安娜．卡列尼娜在火車上遇到軍官，電光火石，不知會如何。

小說這麼迷人，學校的課程如此無聊。每次月考成績都一塌糊塗，家裡責備，學校處罰，可是上了癮，還是戒不掉去東方出版社。

東方出版社拆除了，重慶南路許多書店消失了。

我站在東方出版社前哀悼過，曾經有一個地方讓「文青時代」的我滿足夢想。

學校或家庭的責備處罰都不算什麼。浪漫主義文學裡都在說人的抗爭，磨難挫折、被世界遺棄、孤獨出走，每一本小說的人物都不屑與世俗妥協。

「文青」的核心價值就是「叛逆」吧……。

這麼容易向威權屈服，這麼容易走大家都走的路，這麼趨炎附勢，哪裡有資格說自己是「文青」？

木柵分部是一所升學率極高的初中。三年成績夠好，直接保送進師大附中高中部，其他參加聯考，也都考進省立高中。

記得我畢業那一屆，只有我和四名同學落榜，去考私立中學。

我因此進了一個奇怪的高中「強恕中學」。

■寫真館

應該談一下文青時代影響我很深的「寫真館」。

「寫真館」在大龍峒四十四坎側邊。四十四坎都是商家，南北雜貨、五穀雜糧、賣油賣醋、五金水電，也有藥鋪、小診所、布疋行，應有盡有，儼然是一個平面展開的百貨商場。

四十四坎有一定店舖的規格，都一般大小。但是，不知道爲什麼，在店鋪和店鋪間夾着一間小小的「寫真館」。

「寫真館」應該是違建，大約一坪大小，前面搭一個簡陋雨棚。「寫真館」有名字，記得招牌上是五個工整漢字—「人生寫真館」。

「寫真館」的老闆是一位年輕人，白淨纖細，兩腿小兒麻痹，站不起來。

他總是盤坐在一坪大小的空間裡，把小小的腿疊在一起。看着面前一張立在畫架上的白紙。白紙大約兩張A4大小，旁邊還夾着一張一寸大小的照片。

那個年代，有照相館，但也不普遍。親人死去，留下一張一寸小黑白照片。

一寸小黑白照片，照片裡的人，男的，女的，穿着唐衫，或者和服。據說都是「遺像」。

「遺像」是同學說的，我不確定。

人死了，留下的照片叫「遺照」。很小，有些是證件上取下來的，蓋着浮水印。

太小的照片，很難掛在家裡祭拜，所以需要「寫真館」放大。

寫真館的殘障畫師在小照片上打格子，在兩張A4的白紙上也打格子。他依據格子的位置，用碳精筆一點一點描摹，用棉花球擦出光影。最後把小照片放大成完全一樣的大照片。

我從小學開始就站在他背後看他精密的手工，常常是好幾個月的時間，讓一張「遺照」栩栩如生。

買家來取件，拿着裝好框可以祭拜的「寫真」，如見親人，歡喜讚歎。

我沒有和畫師交談過，他總是看着小的和大的遺照，似乎從來不看人。

我學習他的技巧，回家也用同樣的方法打格子，把畫報上的奧黛麗．赫本、費雯．麗、洛．赫遜、伊莉莎白．泰勒打格子，在A4紙上畫，用6B鉛筆，用棉花球，畫出許多電影明星「寫真」。

貼在牆上，自己欣賞，學畫師盤起小腿，端詳作品。

殘障畫師，他從未表現過高興或不高興，像一張不會再回來與人間愛恨的「遺照」。

我最早的「美術」，好像是這樣誤打誤撞的學習，與學院美術毫無關係。是街口殘障畫師「人生寫真館」給我的啓蒙吧……。

讀中學以後，不再打格子了，也不再畫電影明星了。喜歡隨意素描自己喜歡的作家，尼采、卡夫卡、卡繆、紀德、齊克果……也是用膠帶貼在牆上，風吹日曬，許多散失了，丟進字紙簍，少部分留下來，讓自己恍惚看到一個文青一路走來心裡那「一坪大小」的孤獨世界。

我很懷念那一坪大小的空間，專心把一個死者復活，讓生者安心的「寫生館」。

■強恕高中

初中以後，我就愈來愈偏離正軌教育的航道，走向自己迷戀的文青夢想。在書店站着閱讀小說，在數學本子上畫人物頭像，在日記本上寫神經質的詩句。

陰鬱的文青、叛逆的文青、虛無的文青，瘦削蒼白，一頭天生捲髮，覺得世界不瞭解你，沒有關係，寧願一個人躲在孤獨角落。文學的世界、美術的世界，有許多同行的伴侶，像暗夜裡仰望時的繁星，不管多麼遙遠，又似乎都近在身邊。

屠格涅夫的《羅亭》、《父與子》，都是自己孤獨對話的朋友。

初中畢業落榜，一點也不意外，進入強恕中學，也沒有預期在學校裡學什麼有意義的事。

然而我的判斷錯了。

強恕高中是一所奇怪的學校，當時校長鈕長耀，三年中，升旗典禮，升完旗就解散，竟然沒有一天「訓話」。

那個年代，學校校長、教官都愛訓話，常常「訓話」一兩小時，大太陽底下，一個一個學生昏倒，還是繼續「訓話」。

「威權」和「訓話」關係密切，「文青」剛好背叛「威權」，也討厭「訓話」。

強恕校長三年升旗典禮都沒有「訓話」，在島嶼的教育史上，可以記一筆。

強恕高中升學率低，外傳是「太保學校」。當時強恕的制服是牛仔布夾克，大紅色襯裡。強恕也有教官，外號「北西北」，據說是他說話時頭偏斜，方向北西北。

「北西北」早上也會在校門口檢查學生儀容，男生流行穿喇叭褲，十一寸褲腳，女生流行短裙，露出一截大腿。「北西北」都會訓誡，手上拿把剪刀，準備剪不合格的頭髮。

但是還好，似乎都是嚇唬嚇唬學生，女生一進校門都有方法把放長的裙邊又從腰際捲起來，外面扎寬皮帶，照樣露一截大腿。

強恕的女生都漂亮，出了一票「中國小姐」、電影明星。

學校學生不愛讀教科書，卻有許多社團，翟黑山老師帶吉他社，幾個搖滾樂團每天練唱。強恕還出了臺灣最早的現代舞者崔蓉蓉、原文秀，比雲門舞集還早，她們都是高中一畢業就到美國，參加瑪莎葛蘭姆舞團。

強恕三年，美術社、戲劇社、校刊，日子過得忙碌充實，從來不管考試升學。

對我來說，最幸運的是遇到了陳映真老師，他當時叫陳永善，剛從淡江英專畢業，鈕校長的夫人是他英文老師，賞識他，讓他到強恕任教。大學畢業，二十五歲上下，梳大包頭，穿涼鞋，不修邊幅。和學生玩成一堆，在校園拿着吉他唱「I want to hold your hand……。」

永善老師也帶戲劇社團，我們都看過他與劇場雜誌同仁合演的《等待果陀》。

貝克特的戲劇東方出版社看不到，因爲永善老師，我的歐洲浪漫主義英雄受苦的文青時代結束了。《劇場》、《現代文學》變成我新的讀物。開始接觸西方現代的存在主義，貝克特、卡夫卡、喬埃斯、吳爾芙、沙特、卡繆……。

永善老師教英文，直接讓學生用英譯本讀卡繆的《異鄉人》。

我應該說，強恕的三年是我快樂的三年，你喜愛的興趣被肯定了，廣播劇全高中第一，我的最早的小說《洛洛的故事》獲得臺灣省教育廳高中小說比賽首獎。

《洛洛的故事》寫一個富家少女，每天有三輪車接送上課。有一天他發現車伕的男孩就是同班最要好的同學……。

很簡單的故事，文青的時代，我意識到社會階層差距的痛苦矛盾嗎？我想到許久沒有見到的「陳俊雄」。

因爲小說得了首獎，有一個星期請劇團和校刊的同學吃飯旅遊。母親看到報紙得獎消息，獎金已經花完了。

強恕的學生也愛開舞會，跳阿哥哥，跳一半，就有警察來抓。

學校也派我參加各種文藝活動，例如現代詩研習營。救國團主辦，地點在中山北路國父史蹟館鄒容堂，一首新詩很被指導老師瘂弦讚賞，此後也常把我的詩送到不同詩刊發表，包括南洋華人的《蕉風》詩刊，讓我對馬來西亞、新加坡的華人文青有了認識。

世界各地都有「文青」，像十八歲的韓波（Arthur Rimbaud）寫《醉舟》（Le Bateau ivre），顛覆巴黎。但是他很快就不寫詩了。賣軍火、流浪在北非，那個年輕的「文青」韓波，好像從來沒有在意自己的詩。

他究竟在意什麼？

像初唐盛世，寫完〈滕王閣序〉的王勃，溺水而死……。

關山難越，誰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盡是他鄉之客。

他們似乎看到了生命離散流轉，別人在一千年後記得他的句子，也與他無關。

高中的文青，迷戀上了陳映真文體。

永善老師用筆名陳映真發表的一篇一篇的小說，真正成爲我文青時代最大的感動力量：〈我的弟弟康雄〉、〈鄉村的教師〉、〈一綠色之候鳥〉、〈累累〉、〈哦，蘇珊娜〉……。

至今我還有偏見，覺得不讀〈我的弟弟康雄〉，是不配做「文青」的。

至今難以忘懷，陳映真那些文字優美的篇章，臺灣文學史上最深情沉思的詩意語言，如何讓我知道島嶼最寂寞孤獨也最深沉博大的心靈，可能一直被遺忘着……沒有人瞭解他偉大又空想的烏托邦，美麗又虛無，也可能是島嶼一代一代「文青」對抗「媚俗」、「腐敗」最好的永恆救贖。

所以，文學的意義是什麼？是絕對的孤獨嗎？勇於和整個世界背道而馳，鬱郁獨行。

我大學時，永善老師被逮捕，因爲閱讀馬克思。

我們最後一次見面在明星咖啡屋。七年以後，我從巴黎回來，他從綠島回來，也約在明星咖啡屋。我跟他說：「因爲永善老師，我讀了馬克思。」

他苦笑着摸着剛出獄的光頭說：「是嗎？」

他始終批判跨國資本主義，嚮往一個可能有時也讓他猶疑的社會理想，始終和「當權者」劃清界線，從不軟弱，也從不妥協。

永善先生的聲音是我聽過島嶼上最美麗的聲音，從日治時代的基督教福音傳統而來，深沉寬厚，他的聲音讓我知道島嶼應當如何珍惜，最美麗的福音書，最美麗的日文翻譯的契訶夫，奇妙融會成獨一無二的「陳映真文體」。

有一次我說：「老師聲音真好聽。」

他笑一笑，透露了可能從來不爲人知的秘密：

「十八歲，在鶯歌鎮，爸爸是牧師，要主持主日佈道。有一次他生病，我上聖壇代替他講道。」永善老師有點靦腆說：「鎮上的仕紳好幾家來爲女兒提親……呵呵。」

畢業的時候我是感傷的，覺得要離開一個永遠會懷念的校園，永遠會懷念的老師。

站在走廊下，永善老師爲我的紀念冊題字，寫下八個字：

求真若渴

愛人如己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