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文化精彩的個案解讀
◎劉朋樂
著名作家王軍先生的著作《司馬相如西南行》，近期已由成都時代出版社出版發行，該書以西漢時期文化名家、辭賦大家、政治家司馬相如出使西南爲線索，向我們系統展現出司馬相如的人生軌跡，讀來令人酣暢淋漓、回味無窮。作爲是書的讀者之一，筆者在此談談幾點讀後的心得體會，並對是書在西南文化研究領域的作用和貢獻略作闡發，管見所及，有以諒之。
以司馬相如的視角還原西漢王朝經略西南的歷史細節
司馬相如是西漢時期著名文學家、辭賦大家，他不僅文采斐然，更是儒家思想的堅定擁躉。他的一生最爲後世所熟知的，是其與臨邛卓文君的愛情故事，以及在文學上的輝煌成就，諸如“漢賦四大家”之一、“賦聖”、“辭宗”這些稱號，均是後人對其在文學史上突出貢獻的讚譽。然而，文學上的輝煌成就似乎掩蓋了司馬相如人生中另一項貢獻——作爲漢武帝的使者出使西南。
王軍近作《司馬相如西南行》一書，就是目前少有的、重點關注司馬相如這部分經歷的文學作品。是書以細膩生動的筆觸，再現了司馬相如的傳奇人生，並以司馬相如出使西南爲線索，還原了西漢王朝經略西南的諸多歷史細節。
西漢時期，分佈於今雲南、貴州和四川西南部地區的少數民族活躍着許多的族羣，建立起來大大小小的邦國有數十個，其中在史籍中留有名稱的有：夜郎、滇、邛、徙、笮、僰、冉駹、斯榆等。秦始皇雖然統一了六國，建立了“大一統”的秦朝，但此時帝國的勢力，尚未完全深入西南邊疆少數民族地區。到了西漢王朝，經過“文景之治”的休養生息後，直到漢武帝統治時期，西漢王朝的綜合國力顯著提升，如何有效地治理廣大的“西南夷”地區、維護帝國權威，成爲擺在漢武帝面前不得不解決的政治難題。
《司馬相如西南行》一書，共分爲六個章節，以司馬相如奉詔出使西南爲主線，展開對司馬相如人生的全景式描摹。漢武帝時期，國家的綜合實力達到了頂峰，爲了廣納賢士，武帝頻繁召見那些在某一領域具有深厚造詣的人，將其留在身邊，商討治國之策，董仲舒、公孫弘等人均由此脫穎而出。作爲蜀地的“文宗”，司馬相如早年就曾撰寫過《子虛賦》，武帝看到這篇作品後非常喜歡，於是立馬召司馬相如進京。在京期間，司馬相如又作了《上林賦》，誇飾天子上林苑中的各種奇珍異寶，展現了天子之苑囿的恢弘氣勢。憑藉着《子虛賦》與《上林賦》二篇格調巨麗的作品，司馬相如的才華備受武帝賞識。
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司馬相如以中郎將的身份，受武帝的命令出使“西南夷”，正式開始了經略西南的歷程。《司馬相如西南行》一書，也分別用“蜀郡主人和貴客”“山河歲月西征路”“尋找南方絲綢之路”等多個章節，對這一歷史事件進行系統梳理。經過司馬相如等人的苦心經營，漢朝在“西南夷”地區設立了郡縣，犍爲郡治僰道縣（今四川宜賓）、越巂郡治邛都縣（今四川西昌）、牂柯郡治故且蘭縣（今貴州黃平、貴定一帶）、益州郡治滇池縣（今雲南昆明）、沈黎郡（治所在今四川漢源）、汶山郡（治所在今四川茂縣）等七個行政單位，將西南地區牢牢控制在了帝國的疆域之內。
作者行文流暢自然，筆觸細膩，對西南地區的風土人情、歷史掌故信手拈來，將人物傳記與山川風貌交相呼應，令人如臨其境、身臨其事。更難能可貴的是，作者雖然以司馬相如出使西南爲主要線索，但作者並未僅僅侷限於對司馬相如的事蹟進行描述，而是將諸多西南地區重大的歷史進行串聯，如：李冰治水、修建五尺道、秦移民巴蜀、夜郎自大、唐蒙征伐西南、文翁治蜀等耳熟能詳的歷史故事，均被作者巧妙地聯繫在一起，以更宏大的視角展現了秦漢時期對西南地區的社會治理。
當然，作者對史料的甄別和取捨也頗爲審慎。由於年代久遠，有關司馬相如生平事蹟的部分細節已不可考，作者在寫作時對此類史料多持謹慎態度，不輕易下結論，而是嘗試比對不同版本，合理推測，給讀者以想象空間。對於司馬相如的一些膾炙人口的軼事，如“鳳求凰”“卓文君私奔”等，雖然難以盡信，但作者以文學作品的口吻巧妙轉述，並附以簡要考證分析，這樣既增加了文字的張力，又不失史實作爲依據，爲我們展現出西漢王朝經營西南地區的壯美畫卷。
以細緻嚴謹的考證勾勒出南方絲綢之路的繁榮
《司馬相如西南行》一書，對司馬相如經略西南的描述是全書的重點，而在這一部分中，尤其令讀者感到傾佩的是作者對“南方絲綢之路”等古代道路交通細緻入微的考證。
所謂“南方絲綢之路”，泛指歷史上不同時期四川、雲南、貴州等中國南方地區對外連接的通道，包括歷史上有名的靈關道、五尺道、永昌道、牂牁道、博南道、旄牛道等。這些大大小小的道路縱橫交錯，構成了西南地區對外交流溝通的交通網絡。
然而，由於相關史料叢錯複雜，學術界對於“南方絲綢之路”上古今地名、具體線路走向，甚至不同時期道路的名稱等問題都有着不小爭議。王軍在《司馬相如西南行》一書中，對“南方絲綢之路”的考證頗見功力，力求展現出司馬相如生活的年代“南方絲綢之路”繁榮的景象。據筆者統計，在有關“南方絲綢之路”的章節中，王軍用到了《竹書紀年》《尚書》《禮記》《詩經》《山海經》《史記》《漢書》《後漢書》《華陽國志》《水經注》《資治通鑑》等十餘種史料，可謂旁徵博引、用力甚勤。
漢武帝時期，正是“南方絲綢之路”對外交往溝通日臻完善的階段，其中有兩位歷史人物，對這條交通線路的開闢產生了重大影響，一位是漢王朝的中郎將唐蒙，另一位就是其繼任者——司馬相如。通過考證作者認爲，今天我們稱之爲“南方絲綢之路”的道路，在秦漢時期被稱爲“蜀身毒道”，由北路的西夷道、南夷道，以及南路的博南道組成。具體而言，西夷道是司馬相如修建的靈關道，連接了旄牛道，大概路線是從成都出發，經過雅安、涼山，通往雲南大理，在大理與南夷道匯合；南夷道的起點在僰道（今宜賓），經過夜郎、牂牁一帶，可到達雲南、廣東等地；博南道的路線從大理西行，經滇越（今騰衝），從德宏、保山、瑞麗等地出，抵達緬甸八莫，再從八莫可抵達印度阿薩姆地區。
毫無疑問，“南方絲綢之路”的不斷開拓和完善，與司馬相如出使“西南夷”的政治活動息息相關。至遲到了兩漢時期，葡萄、海貝、寶石、水晶、珍珠、琥珀、翡翠等產自域外的商品就已經出現在了西南地區的商品市場上；同時，產自西南地區的蜀錦、蜀布、邛竹杖、蒟醬（即蔞葉）等商品，也通過特定的交通網絡傳播到四面八方。
作者在寫作過程中博覽羣籍，廣泛查閱了與司馬相如開闢“南方絲綢之路”相關的正史、野史、地方誌、筆記小說等文獻資料，同時也參考了大量前人研究成果，如：蒙文通、魯迅等人的相關著作，並將這些複雜的史料和專業的研究成果，儘可能地轉化成通俗易懂的語言文字，減少讀者的閱讀障礙。這些道路的名稱、走向原本十分複雜，在史書典籍中的記載也各不相同，但經過作者通俗化、大衆化的處理後，讀者更能一目瞭然地瞭解“南方絲綢之路”的樣貌，使得普通讀者也能直觀地感受到“南方絲綢之路”的繁盛景象。
值得讚賞的是，王軍在蒐集、篩選史料的同時，並沒有侷限於文獻資料，而是廣泛吸收了考古發現、口述歷史等新材料。比如，在介紹“南方絲綢之路”邛崍山上的“九折阪”這一處地名時，作者不僅參考了《史記》《管子》等史籍中的記載，還用到了嚴道古城周邊戰國古墓、“東漢何君尊楗閣刻石”等考古發現的材料，證實了西漢時期通向“西南夷”地區的道路是不經過大相嶺的，而走的是邛崍山上的“九折阪”這一地點，通過大相嶺的道路直到唐朝纔開通。同時，爲了增加閱讀的趣味，作者以講故事的口吻，向讀者述說了西漢刺史王陽過“九折阪”時“回車不前”，以及後任者刺史王尊“叱馭前行”的故事，從側面烘托出“九折阪”這一地點的兇險異常。
在史料運用方面，《司馬相如西南行》一書可謂下足了功夫，作者甄別審慎、多方考證，堅持“述而不作”，不輕易在文章中下結論，而是給予讀者適當的引導，力求以真實可信的筆觸再現“南方絲綢之路”繁盛的歷史景象。
以文學作品的靈動創造了西南文化精彩的個案解讀
除了全景式展現司馬相如出使西南的歷程、描繪南方絲綢之路的繁盛外，王軍作品《司馬相如西南行》還着力於深入挖掘西南文化的精彩亮點，是西南文化研究領域精彩的個案解讀。據筆者觀察，《司馬相如西南行》一書，對西南文化研究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本書深入發掘了司馬相如在西南地區的開發歷程，豐富了西南地區漢代歷史的諸多細節。長期以來，學界對於兩漢時期西南地區經濟社會的發展，更多關注文翁（公元前187—公元前110年）等著名歷史人物的功績，而與文翁同時代的司馬相如所作出的貢獻，卻並不彰顯。作者王軍利用自己在雅安供職的機會，多次前往石棉、漢源、滎經等地考察調研，走訪民間的商路、商道，廣泛收集與司馬相如相關的民間文學、方誌資料等難得的史料，逐漸瞭解和掌握了司馬相如對“西南夷”地區經濟社會發展作出的獨特貢獻，還原了諸多歷史細節。這對研究兩漢時期西南地區的政治、經濟、軍事、水利、城建等歷史，均具有重要價值。
其次，本書以文學作品的鮮活靈動，描繪出許多西南題材和風物意象，對讀者瞭解西南地區獨特的自然、社會樣貌提供了參考。在《司馬相如西南行》一書中，作者多次提到了西南地區的奇珍異獸、民間傳說。比如，在全書結尾的部分，作者展開了適度的聯想，想象司馬相如途經西南地區時，遇到了“白質黑章”的般般之獸雛虞（大熊貓），促使他在自己臨終前也要上書漢武帝舉行“封禪”大典。這樣的適度聯想，不僅有《封禪書》等史料作爲支撐，而且符合司馬相如出使西南的時代背景。作者大膽地將司馬相如臨終前的所思所想述諸筆端，以文學作品的優雅靈動，向讀者描繪出一幅詩意的西南畫卷。
再次，本書關於司馬相如生平和作品的考證，有助於深化對西南文學史的認識。本書雖然重點關注司馬相如在西南地區的政治、軍事活動，但仍然大量用到了《荊軻贊》《子虛賦》《上林賦》《喻巴蜀檄》等司馬相如的代表作品。司馬相如是漢代辭賦創作的集大成者，他的許多名篇佳作即誕生於出使西南時期。本書對司馬相如西南時期的人際交往、創作背景等進行了深入考察，有助於我們深入把握漢代辭賦特別是西南辭賦的發展脈絡和地域特色。
當然，本書對西南文化的解讀還有進一步深入的空間，如：司馬相如出使西南時期仍有許多史實有待考證，其辭賦作品中蘊含的西南民俗文化、地理知識等也有待深入發掘。此外，本書對司馬相如與西南地區關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學層面的探討，對司馬氏在西南地區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影響還有待進一步拓展。
總而言之，《司馬相如西南行》是一部優秀的文學作品，它以史料爲基，以調查爲本，再現了一代文學巨匠司馬相如的人生風貌，展現了他作爲政治家、軍事家出使西南的人生履跡，同時也爲我們認識漢代西南地區歷史文化的發展脈絡提供了新的視角。作者王軍在創作期間遊走西南，探訪司馬相如的生平遺蹟，對其事蹟進行實地考察和深入研究，最終以平實動人、細緻入微的文字，爲讀者呈現出一個鮮活立體的司馬相如形象，實屬難能可貴。尤其是作者對司馬相如內心世界的刻畫，他的愛國之心、濟世之志、對“大一統”社會的渴求等躍然紙上，令人欽佩。同時，司馬相如“士爲知己用，女爲悅己容”的浪漫情懷，在作者筆下娓娓道來，也使作品平添了幾分詩意。
王軍先生近作《司馬相如西南行》一書，具有鮮明的地域文化視角，對西南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推動意義。是書不僅深化了我們對西南歷史文化的認識，更爲區域文化研究找到了新的切入點，以文入史、文史互鑑的寫作模式，既最大程度保留了文學作品的通俗易懂，又不失史學研究的科學嚴謹。可以預見，本書的出版發行，必將爲推動西南區域文化研究的縱深發展貢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