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主流媒體的社會焦慮疏導路徑建構

作者：曾振華（江西師範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鄧楠（江西師範大學文學院博士研究生）

來源：《青年記者》2024年第11期

導 讀：

平衡社會焦慮疏導與公共輿論監督，新型主流媒體與公衆良性互動，塑造數字公共空間，將有助於社會焦慮的疏導，實現社會共識的達成。

一、問題的提出

社會焦慮是無法迴避的社會心理問題。隨着數字技術的嵌入，社會焦慮在網絡上生成、發酵、傳播，平臺爲內隱的焦慮情緒提供宣泄的出口，生成網絡輿情狂歡的景觀，容易引發社會偏見、羣體不信任，甚至社會衝突。對於社會焦慮的疏導，新型主流媒體責無旁貸。

（一）轉型社會的焦慮。2023年1月出版的《中國國民心理健康發展報告（2021-2022）》指出，成年人羣焦慮風險檢出率爲15.8%。[1]中國首次全國性精神障礙流行病學調查“中國精神衛生調查（CMHS）”的結果顯示，在我國精神障礙的患病率中，焦慮障礙患病率最高，終生患病率爲7.6%[2]。焦慮傾向於麻痹個體，而非催生積極的行動。

對焦慮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9世紀丹麥哲學家克爾凱郭爾（Kierkegaard），他在《恐懼的概念》中首次提出焦慮概念。他將“焦慮”區別於“恐懼”，認爲焦慮是一種缺乏明顯客觀原因的內心不安或無根據的恐懼，是人們遇到挑戰、困難或危險時出現的一種情緒反應[3]。社會焦慮指在社會情景中所產生的焦慮反應，是由於社會中的不確定因素在大衆中產生的壓抑、不安、不滿、非理性衝動等緊張心理。

社會焦慮與現代性息息相關。現代性瓦解傳統[4]、日益激烈的競爭關係造成社會價值觀念混亂。社會分化加速，需求增長與生產力增長之間的不平衡帶來社會問題[5]，產生社會焦慮。國內學者中，吳忠民較早地提出“社會焦慮”的概念[6]，王小章認爲焦慮是“不確定性時代的一種基本社會心態”[7]。此後，學界相繼對社會焦慮展開系列研究，於建嶸指出社會焦慮表現爲弱勢心態的泛化蔓延、社會安全感和歸屬感的失落[8]；有學者指出社會焦慮會引發越軌行爲，爲網絡民粹主義提供土壤[9]；有學者認爲大量人承受焦慮的壓力，對社會穩定造成影響[10]。

（二）媒體技術革命與社會焦慮。媒體具有信息積聚和放大功能，可能會成爲社會焦慮的助推器[11]。信息傳播過程中風險再造也會加劇個體的焦慮感知[12]。此外，數字技術的興起正在瓦解傳統新聞業[13]，社交媒體以其碎片化的海量信息取代了傳統的新聞“把關人”。

傳統的主流媒體影響力和權威性減弱，新型主流媒體應當充分激發技術賦權下的傳播能量，重建新聞傳播系統與社會之間的關係，疏導社會焦慮。本文嘗試採取傳播政治經濟學的批判視角，以中國的國情和數字時代爲語境，釐清社會焦慮的多元類型及成因，提出焦慮疏導的路徑。

二、社會焦慮的多元類型

年齡和收入水平是影響心理健康水平的首要因素。其中，青少年羣體抑鬱與焦慮風險高於成年羣體；不同職業羣體呈現各有特徵的心理健康狀況，無業或失業人員心理健康水平最低[14]。家庭與社會支持是影響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缺乏親密關係危害心理健康。流動的現代生活背景下，個體被不斷的社會加速所裹挾，意義匱乏感和身份認同危機感加劇社會焦慮的彌散。

（一）內卷：社會競爭焦慮。霍尼談文化與精神症時提到“現代文化在經濟上是建立在個人競爭的原則上的”[15]。青年爲焦慮的高風險羣體，18-34歲年齡組的焦慮風險顯著高於35歲及以上各年齡組[16]。處於該年齡階段的青年遭受來自高等教育的學業壓力，面臨就業壓力和職場競爭。

（二）婚戀焦慮：純粹關係焦慮。現代性瓦解了傳統的人際關係，吉登斯將現代的兩性、親密朋友之間的關係稱爲“純粹關係”，它不依靠外在的社會經濟生活條件。傳統的婚姻是一樁契約，如今純粹關係是“自由漂浮”的[17]。現代的婚姻和友誼成爲由親密接觸催生的情感滿足而導致的人際關係，自由漂浮和動搖性成爲這種關係的特徵。純粹關係之過於純粹，由於不再具有任務和義務束縛，婚姻的締結和維持日益困難。民政部發布的《2022年民政事業發展統計公報》顯示，全年依法辦理結婚登記683.5萬對，比上年下降10.6％。結婚率爲4.8‰，比上年下降0.6個千分點。依法辦理離婚手續287.9萬對，比上年增長1.4%。[18]

穩定的婚戀關係與和諧的家庭對於人們的心理健康具有重要的價值。有關人口研究指出，近20年來結婚與同居的家庭行爲經歷劇烈改變，男性與女性不斷推遲進入初婚的時間。[19]大都市單身青年婚戀焦慮呈現“低齡化”趨勢，婚戀功利化、都市女性角色衝突以及婚戀壓力給單身青年造成心理障礙[20]。當代青年在個人發展機會和婚戀潛在風險之間進行評估，更傾向於將婚戀視爲風險和麻煩，而非回報。他們寧可不進入婚戀關係，甚至對婚姻產生恐懼和排斥。因此，漂浮、無根、孤獨是當代青年人感情狀態的真實寫照，獨自面對社會競爭焦慮與風險成爲個體的宿命。

（三）脫不下的“長衫”：自我認同焦慮。20世紀90年代，年輕人以“白領”“麗人”自我指代，這一名詞指向穩定的工作環境、精緻的生活方式以及較高的社會聲望。而如今，新一代年輕人以“打工人”“社畜”作爲新的身份指稱，展現出個體將其對自身生活環境的掌控讓渡於權力、技術和市場需求的支配。極強的現代性帶來身份認同的焦慮，個體成爲巨大社會機器中的一顆螺絲釘。

與傳統社會穩定的身份性自我認同相比，現代人正在遭遇自我認同的危機。自我認同是現代性的突出特徵之一，也是導致許多社會問題的根源[21]。爲了適應激烈的社會競爭，個體接受了工具理性主義、績優主義和消費主義賦予的人格，成爲社會期待他成爲的人。虛假遮蔽了個體的真實感受、動機以及意願，真實自我被空虛和麪具掩蓋。這種情況下，個體缺失本體安全感，陷入身份認同焦慮。

2023年3月，網絡上流傳着“廣州美團騎手已經招滿”“外賣騎手本科率30%”的信息，網友就“孔乙己”們不願脫下“長衫”展開熱議。流動的現代生活中，個體會捲入不同的情景之中，每一種具體的情景都要求個體有與之相應的得體處理。場景的多元化導致自我的碎片化。隨着青年離開學校步入社會，對意義的渴望與沉重的就業現實拉扯着個體，威脅着心理上自我認同的安全感。一百多年前，孔乙己脫不下長衫，他以自欺欺人的方式維護所謂的體面。如今青年人脫不下長衫，彰顯青年人對自我和社會的反身性思考；社會亦當思考如何爲青年的成長提供更多可能性。

三、媒介背景下社會焦慮的成因分析

數字時代，互聯網世界不再是真實世界的附庸，而是與現實世界平行的真實存在。媒介塑造着現實生活的方方面面，個體如何在數字世界面對他人和自己，如何調節和適應新傳播格局下的現代生活，已成爲傳播學關注的熱點問題。平臺爲個體賦權，人們在接收外界信息的同時也在傳遞信息與自我表達，焦慮情緒在數字媒介環境中得以顯現。

（一）轉型時期無法迴避的社會焦慮。首先，隨着改革開放的不斷推進，發展不平衡，階層矛盾與衝突外顯爲社會焦慮不斷地顯現。其次，教育和工作機會爲個體帶來社會地位和財富的提升，同時也帶來機會與風險。市場經濟的引入帶來了致富的機遇，隨之而來的競爭機制給社會羣體帶來一種對前途迷茫的不確定感，導致部分個體對未來失去行動力，加重了社會焦慮。在校的學生面臨考試競爭和就業的困難，步入社會的青年肩負婚戀、養家、育兒等壓力。

民粹主義者借題發揮，製造網絡圍觀，觸發更多的網絡民粹話語表達。社交媒體爲個體傳播賦能，個體以“弱者的武器”爲名義，表面上通過數字技術在網絡中“伸張正義”，其實是發泄怨念和仇恨，這加速了人與人關係的解體，使得不安全感在社會中蔓延。

（二）私域侵佔公共空間。媒體賦權個體，私域範圍擴張，從而侵佔公域。在公共空間，公衆參與公共事務討論，對權力進行監督以及進行多元化價值表達。公共空間是促進政府與社會互動的重要場所。但是，鮑曼警告我們，私域開始侵佔公域，“私人問題因爲在公共空間的表達而沒有轉換成公共問題；甚至在公衆的注視下，它們也沒有結束屬於私人的狀態”[22]。平臺社會是個人化的社會。個體和羣體在網絡社區自我表達日益增多，他們在社交平臺中分享學習、工作、生活經驗。意見領袖爲賺取流量分享信息，甚至販賣焦慮。伴隨着近年來的考公熱、考研熱，張雪峰關於專業選擇的指導廣受學生和家長的關注。2023年高考季，張雪峰給廣大考生的建議“閉着眼睛報一個專業都比新聞好”引發社會熱議。

私域侵佔公域是一種“驅妖除魔的儀式”，私人的問題並沒有實際上變成公共問題。恰恰相反，這些問題被再度確認爲私人問題——例如，考生通過付費諮詢選擇專業，如何解決這個問題成爲個體的責任。雖然沸騰的輿論將教育競爭與工作就業的問題再度帶進公衆的視野，但是選擇有前景的專業變成了每個父母和學生應該考慮的問題，就業壓力和焦慮依舊壓在個體身上。寒窗苦讀的學子和含辛茹苦的家長通過鑽研張雪峰的錦囊妙計，從中尋找“捷徑”。解決就業壓力變成了個體需要通過自己的智慧、毅力和技能才能解決的問題，從而加劇了社會焦慮。但對大多數人而言，“一切皆有可能”僅僅是消費主義的宣傳口號。一方面，個體感到自己在決定命運方面擁有無限的力量，另一方面又感到完全徹底的軟弱無能[23]。過分強調個體爲前途和命運負責，使得開放、自由、龐大的公共空間凋敝，民衆利益表達渠道萎縮。私域侵佔公域激化各種焦慮心理和社會不穩定心態。

（三）平臺：去中心化的傳播實踐。信息篩選是新聞生產的核心，傳統媒體從業者作爲把關人篩選信息。在數字技術的新環境下，傳統把關人的壁壘已被打破，受衆加入信息內容生產、篩選和傳播的各個環節。在利益的驅動下，平臺利用算法獲取受衆興趣、偏好、行爲、流行趨勢等數據，根據數據反饋向用戶提供大量同質化信息，甚至是吸引流量的謠言。

一是，受衆生產的內容具有不可控性。數字平臺削弱了主流媒體的影響力，去中心化的傳播媒介正成爲互聯網時代的基礎設施。以平臺爲中心的傳播以數據爲基礎原料，受衆也變成了內容生產者[24]。在疫情期間，謠言藉助社會焦慮和恐慌進行傳播，不實消息肆虐，使得疫情治理難度加大。Twitter於2022年被埃隆·馬斯克收購，隨後馬斯克在內容審覈崗位上進行了大幅裁員。蘋果公司密切關注馬斯克領導下的Twitter內容，一旦有過多的可疑內容（例如仇恨言論、色情內容），就會將其從應用商店下架[25]。受衆作爲新的內容生產者，與專業的新聞從業者相比具有不可控性，個體極易爲了獲得關注、宣泄情緒、利益驅使而在平臺上發表極端、不實、仇恨言論。

二是，算法推薦帶來倫理失範的問題。平臺分發信息，而不是生產內容，而平臺呈現和分發信息的方式是推薦算法[26]。媒介技術在特定情境中所起的作用有時比新聞從業者本身還要大，並在很大程度上主導着新聞從業者的日常新聞實踐。有學者讓我們警惕算法推薦下的媒介倫理失範：信息真實性認知偏差、價值觀異化、公共性缺位和算法歧視與偏見[27]。個體“圍觀”公共事件，對新聞產生倦怠，成爲缺乏思考的單向度的人。後真相、標題黨、反轉新聞層出不窮，帶來公共性缺位、社會焦慮蔓延、社會不信任擴散的挑戰。

四、新型主流媒體疏導社會焦慮的路徑建構

當下既是新媒體時代、大數據時代，也是風險社會和轉型社會，社會信任與社會情緒的健康穩定，不僅需要政府發揮主導和協調的作用，新型主流媒體對於疏導社會焦慮也大有可爲。問題的關鍵在於新型主流媒體如何在輿論監督和公衆知情權、表達權之間尋求平衡，實現對社會情緒的積極建構。本研究試圖從以下三個方面建構新型主流媒體疏導社會焦慮的路徑：新型主流媒體參與社會治理，保障公衆知情權與依法監管輿論的平衡；引導新型主流媒體內容升級，與公衆良性互動；新型主流媒體提升公衆算法素養，促進數字公共空間的形成。

（一）新型主流媒體參與社會治理，保障公衆知情權與依法監管輿論的平衡。社會焦慮是當代中國轉型期無法迴避的社會心理問題。社會情緒有推動公共問題解決和促進政府與民衆溝通的公共價值，公衆的憤怒與焦慮能有效推動政府迴應和解決問題。主流媒體是參與社會治理與治理體系現代化的重要主體，應當在進行輿論監督以及滿足公衆知情權、表達權之間尋求平衡，以及聯合其他社會行動者、組織共同治理。

一是保障公衆知情權，儘早通過新型主流媒體將真相公之於衆能促成開放、自由的公共討論的空間。公衆對公權的監督，有利於實現不同階層之間的對話和溝通。“鼠頭鴨脖”事件中，江西工業職業技術學院學生在食堂的飯菜中疑似吃出老鼠頭的視頻在網絡傳播，引起熱議。學校的通報和市場監督管理局的迴應不足以令公衆信服，洶涌輿情繼續發酵，“指鼠爲鴨”成爲社交網絡上的熱梗。人民網發表評論：“越真實越權威……越是隱瞞真相，越會引發更大的信任危機。”真實是新聞的生命，涉及負面事件的新聞報道更是如此[28]。該事件涉及公職人員，社交媒體上形成大量的極端言論，底層羣衆與精英階層的話語形成對立。新型主流媒體應當保護公衆合理、合法地表達訴求，在不同階層之間建立對話，凝聚不同階層的價值認同和情感認同，助推社會共識的形成，完成社會焦慮的疏導。社會情緒治理的關鍵之一在於保護大衆利益訴求的正義機制，政府與媒體應當對大衆話語訴求投入注意力，尋求對話與協商，形成社會共識，從而緩解社會不信任、極端心態和社會焦慮。

二是堅持對輿論進行監管，堅持互聯網平臺反壟斷與網絡空間綜合治理共同推進。維護公衆的公共表達很重要，與此同時，對於消極社會情緒擴散的監督與管控亦至關重要。輿情中充斥着大量的網絡民粹主義言論，泄憤的、非理性的、反智的話語只會加劇社會內耗，而非導向建設性的公共討論。國際上，對輿論進行監管已成慣例。2017年，德國政府採取法律措施對社交媒體進行管控，要求社交平臺管控仇恨言論、假新聞。2018年，美國政府參議院和衆議院要求扎克伯格出席針對臉書數據泄露事件的兩場聽證會，希望臉書加大對內容審查的投入，應對仇恨言論肆虐。對惡意輿情進行依法監管是國際通行做法。政府治理路線體現在依法監管不良輿論行爲，依法遏制誘發網絡民粹主義的虛假性和誤導性信息。

三是構建多元主體共同參與的治理體系。日益複雜的公共政策需要社會中各種行爲者的共同參與。新型主流媒體發揮中間人作用，打通不同層級部門的資源，形成由政府監管部門、新型主流媒體、平臺、企業、智庫、公衆共同合作的多元主體參與機制。社會焦慮疏導的關鍵在於社會問題的治理，主流媒體應當在治理過程中協調多元利益相關者的價值立場，促進不同組織間達成共識。比如，以化解矛盾、促進和諧爲宗旨，江西衛視的對話調解類節目《金牌調解》，邀請法律、教育、心理諮詢、公益協會等諸多領域的專家，爲當事人提供建議，也爲廣大觀衆提供參考。在參與社會治理和焦慮疏導的實踐中，主流媒體承擔着組織、協調、服務、反饋等多重職能，並刺激其他組織的潛能，以實現多元主體共同參與治理，促進社會積極情緒的構建。

（二）新型主流媒體內容升級，與公衆良性互動。打造新型主流媒體的核心是內容建設[29]。主流新聞機構既要利用輿論擴散和價值引導方面得天獨厚的優勢與資源，也要適應平臺邏輯和算法推薦機制，建立權威、積極、綜合的內容生產模式，形成傳播優勢。在我國，由黨和政府主辦的主流媒體擁有特殊的政治地位，具有社會公信力。因此，新型主流媒體可以憑藉這些優勢與資源，引導公衆迴歸理性，建設多元化內容生態體系，爲個體的內容生產提供支持與服務，疏導社會焦慮。

一是提供客觀真實的新聞內容，引導公衆迴歸理性。平臺傳播削弱了傳統媒體的把關權力，網絡上碎片化的“真相”自相矛盾，短時間內無法提供完整的真相。專業新聞機構在“時效性”上雖不如社交媒體，但能覈實信息的來源及可靠性。擁有新聞素養以及以客觀性爲新聞生產原則的專業新聞機構提供了另一種視角和另一種解讀，以免公衆淹沒在碎片化、情緒化的社交媒體信息中。主流媒體影響主流人羣，因此它有責任以積極向上的正能量爲社會建構積極健康的心理狀態。有學者對疫情期間《人民日報》官方微博的內容進行了系統分析[30]，發現新型主流媒體通過闢謠、發佈具有權威性的專家發言、密切監測熱點事件等話語引導策略，能夠有效防止社會焦慮情緒蔓延，引導公衆的信息關注迴歸理性。新型主流媒體通過積極建設互聯網話語秩序，迫使負面的輿論和情緒沉默下去，使積極的認知得到弘揚，從而達到正確引導輿論和疏解社會焦慮的目的。

二是建設多元化內容生態體系，優化情感設置的傳播策略。進入平臺時代，新型主流媒體應當遵循新傳播時代內容生產的規律，明晰用戶的內容需求與內容偏好，利用算法將優質內容供給用戶，發揮新聞的積極情感引導、傳遞正能量、疏導社會焦慮的作用。此外，新型主流媒體也要加強對優質網絡文化產品的再利用，整合優質的網絡平臺的內容，豐富主流媒體內容生態體系。例如《人民日報》視頻號轉發網絡平臺的熱門流行內容。情感設置的傳播策略更貼近公衆的文化消費需求，新型主流媒體應當向着娛樂、輕鬆、有趣的風格轉型。在堅定政治方向的基礎上，將事實報道與情感相結合的報道邏輯能夠拉近與受衆的距離。藉助一定的積極表達技巧，增強報道內容情感嵌入的力量，以達到引發社會共鳴的傳播效果。多元化內容生態體系有助於提升傳播效果，有助於對用戶焦慮情緒的疏導。

三是爲個體用戶的傳播生成模板，爲公衆實現高效自我表達提供服務。喻國明提出，不妨換一個思路來定義新型主流媒體的價值定位，從一流內容生產者的位置退後一步，成爲爲內容生產提供專業支持、服務及操作指導的二線角色[31]。個體用戶可以藉助新型主流媒體專業、高效和權威的內容，實現更加方便和精準的自我表達。火出圈的“浙江宣傳”公衆號成爲互聯網嘴替，可作爲新型主流媒體轉型的參考樣式。該公衆號生產的《“人民至上”不是“防疫至上”》《歷史不會濃縮於一個晚上》等文引起廣泛好評。用戶個體自發轉發以上文章的行爲背後，體現了新型主流媒體爲個體參與傳播提供便捷、效率和模板的價值邏輯。轉發的過程加速了積極情緒在多元主體間的流動，情感共識逐漸形成，社會焦慮和不信任在多向互動中得以疏導和消除。

（三）新型主流媒體提升公衆算法素養，促進數字公共空間的形成。私域侵佔公域激化各種焦慮心理和社會不穩定心態。以往談到公共輿論，常常說到的是大多數人的共識；但網絡輿論它是輿論，不是共識，它只是多個社區共識的集合體而不是融合體[32]。新型主流媒體除通過內容進行疏導之外，亦有責任與義務協助個體共同協商、對話，產生團結和個體情感能量增強的效果。

一是提升民衆算法素養，促進個體智識升級。在經濟效益、流量和算法的裹挾之下，網絡水軍、機器人賬號、假新聞涌入網絡世界，造成公衆認知偏差擴大。新媒介環境下的個體成爲被消費和愚弄的對象，提升算法素養是對抗社會焦慮的重要途徑。主流媒體應當加強對算法的科普宣傳工作，向公衆揭示算法的內涵、價值邏輯和運行機制，使公衆瞭解算法誤導受衆、誘導網絡沉迷、對個體差別化對待而造成的歧視等危害，從而對算法進行批判性思考和全面認知。主流媒體應當讓公衆警惕不懷好意者的分裂和破壞企圖，宣傳理性上網的重要性，拒絕傳播謠言、語言暴力，拒絕“鬧大”策略，推動社會朝着建立共識的方向對話。

二是促使更適宜的公衆參與，實現公共利益最大化。共識與融合的缺失只會將現代社會的風險和焦慮轉移到個體身上。新型主流媒體應以“互動”爲抓手，點燃公衆的集體團結感和道德感，增強公衆參與對話和溝通的意願，獲得積極情緒能量，對衝社會焦慮。新型主流媒體應當創造互動的機會，例如通過短視頻開展兩會報道，用戶可以通過評論和點贊體驗虛擬在場，從而體驗社會治理的參與感。除此之外，新型主流媒體還可以利用VR、MR、AIGC等技術，提升與公衆的互動，在數字世界中拓展公共空間。數字社會爲公衆參與互動提供了更多空間和實踐機會，公衆無須親身在場，依託網絡即可建立遠程交流情景。公衆通過相互溝通，瞭解彼此關注的焦點，分享共同情緒、增強情感能量、疏導焦慮感和原子化的孤獨感。

五、結論與討論

我國社會正處於轉型期，激烈的競爭、脆弱的親密關係以及自我認同危機使國人陷入社會焦慮之中。隨着新型傳播技術的嵌入，媒體話語權發生深刻變革，從過去的集中掌控向分散多元的格局轉變。傳統主流媒體的話語權逐漸被平臺搶奪。平臺爲人們提供了自由表達的空間，但其中的部分表述呈現出誇張、極端的情況，加劇社會分歧和社會焦慮。

疏導社會焦慮不僅需要政府發揮主導和協調的作用，媒體對於疏導社會焦慮也大有可爲。政府應當在依法監管輿論以及滿足公衆知情權、表達權之間尋求平衡，實現對社會焦慮的疏導。新型主流媒體應爲內容生產提供專業支持，在遵循民意和新聞職業道德的基礎上，引導輿論走向理性，以積極的正能量化解公衆焦慮。數字時代的個體要提升信息素養和技能，在提升自身競爭力的同時增強對信息的判斷力。

正如凱瑞所言，傳播的最高境界是“建構並維繫一個有秩序、有意義、能夠用來支配和容納人類行爲的文化世界”[33]，新型主流媒體應當以此爲目標，構建有共同目標、信仰的共同體，實現社會共識、社會進步與長治久安。

【本文爲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新型主流媒體的社會焦慮疏導研究”（批准號：23BXW068）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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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格式參考：

曾振華，鄧楠.新型主流媒體的社會焦慮疏導路徑建構[J].青年記者，2024(11):39-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