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渡專欄－那些喝狼奶長大的孩子們

今年除夕，在上海工作的妹妹帶來兩對大陸藝術家，來中部老家一起圍爐過年。他們都是異國婚姻，思想開放活潑，談話百無禁忌。席間聊起一九八九年六四的時候，我在北京採訪，直到六月下旬才離開，因此稍稍瞭解一點北京的人情風土。此時一藝術家說，當時她在中央美院讀書，是那一尊民主女神的參與建造者。她所負責的部分，就是那個女神手中的火炬。由於女神像太大，難以運送，因此是各個部份分開製造，最後才送到廣場去組合。她的火炬沒量好，送去的時候才發現比例不對，有點太小了，「現在想起來都好笑，看起來女神像拿一根甜筒，或者冰淇淋。」她笑說。

因爲有了歷史距離，我們終於可以微笑以對，這是第一個感想。但回頭一想，這個比例不對的民主女神，其實是一個非常好的象徵。它代表了當時學生運動對民主的認知，以及對西方那種非等比例的想像。

當時的大學生充滿純真的熱血和青春的勇氣，然而在廣場中所唱的，卻讓臺灣來的我深深感到訝異。他們唱的，不是什麼像臺灣總是來一段「We shall overcome」或美式民謠，而是「共產國際歌」和「義勇軍進行曲」。廣場中充滿「起來吧，飢寒交迫的人們，起來，全世界受苦的人」那種社會主義傳統的激昂之聲，帶來古老的反抗記憶，召喚着革命年代的激情。所有共產黨曾宣傳過的偉人形象與歷史感情，在廣場的上空徘徊。

那時候，我每每聽着無比標準的廣場播音（那是廣播學院學生的傑作），與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播音如出一轍，甚至會懷疑這是不是共產黨主導的羣衆運動。

在和學生的訪談中，我逐漸瞭解，他們對西方的民主認知，是不真實而片面的，分不清政治民主爲何物，也不清楚民主不等於歐美式的經濟條件與物質生活。想像中，彷彿民主就等於歐美的資本主義社會，自由開放，富裕豐足，卻不知道資本主義社會的另一面；更不必說民主如何實踐，如何選舉，如何監督政府，如何在基層實施等等。後來我才瞭解，比起那些學生，反而像李慎之、李洪林這些參與過革命的老知識分子，還比較有實際經驗。

八九年六月初，我在廣場的英雄紀念碑前待到深夜，兀自尋思這場面最後要如何收拾。那時學生多已在帳篷中休息，廣場寂靜，偶而傳來一些帳篷中有吉他唱歌的歌聲，是蘇芮的《奉獻》。此時，忽見當時的學生運動領袖李祿，自一邊緩緩走出來，他披着一件解放軍厚大衣（六月，沒那麼冷啊），走到紀念碑面向整個廣場的高處，雙手環抱胸前，俯視下方，觀看一切。那時節，我忽然有一種錯覺，彷彿看見電影中，一個解放軍的領袖在俯視他的百萬雄兵一般，他的形象，他的整個人所顯現的感覺，完全不是民主運動，而是革命者，是紅軍長征，是共產黨曾塑造過的一切記憶與形象的合體……。

「這是民主運動？還是革命行動？」我分不清。我不知道廣場上的學生是不是已經想清楚自己要什麼？

六四之後，參與學生運動的學生和知識分子朋友，流亡到歐美，纔看到歐美社會的真實生活，民主、自由、法治社會等觀念纔有了進一步的體會。我曾詢問過一位知名的知識分子，他坦白的說，當年在天安門廣場立下的「民主女神」，其實和歐美的真實生活有很大的距離，那是一種太美好的想像，彷彿實施了民主，就會到達歐美的物質條件與社會制度，甚至過上歐美的富裕生活。但在一個民主制度下的社會，卻不保證實現公平正義，這遠非當初所認知的民主生活。

一九八九年的知識分子有這個問題，而現在的大陸有無數出過洋、留過學的知識分子，尤其八九那一代，如今已經是社會中堅，早已超越當初的侷限了，有了更寬廣的世界觀，他們反省當初的認知，反而有了一種清醒，微笑反思，更加成熟。這便是未來中國的變革，必將與以前不同的關鍵。　（作者爲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