贈書福利｜硅谷：追求完美的市場
關注的人，領先不止一步
數字平臺的崛起對企業家、用戶和工人的生活形成了國家般的主導地位。科技巨頭繼續像“獨裁者”一樣統治互聯網。這是怎麼發生的？這些新的虛擬“國家”，它們的統治者與居民和企業之間正在醞釀什麼樣的衝突？人們是如何開始反擊的？在這種奇怪的新形勢下，領土國家及其政策制定者應該做些什麼？
牛津大學互聯網學院經濟社會學教授威利·萊頓維塔（Vili Lehdonvirta）在新書《雲端帝國：數字平臺如何重塑經濟與世界》中，探討了平臺經濟對我們生活的國家式的統治，並提出了一條新的前進道路。
01
“更加智能”的市場
在線勞動力平臺oDesk的創始人察塔羅斯和卡拉曼拉基斯，起初並非爲了創建一個“完美市場”，他們只想讓遠程獨立承包變成可能。 他們原先的方案是將遠程承包商與客戶進行匹配，但這看起來更像是計劃經濟，因爲它需要大批管理人員爲工人分配工作。 而他們也很快發現，這種方法的效率太過低下。 相比之下，eBay的“市場模式”在硅谷大獲成功，並廣受好評。 不久之後，察塔羅斯和卡拉曼拉基斯就將服務轉向了“人才市場”，他們把平臺改名爲Upwork，並獲得了巨大成功。
在建立了最初的市場機制之後，Upwork 的工程師們並未就此止步。隨着資源的增長，他們投入更多的精力，查缺補漏，力求讓市場變得更有效率。公司聘請了數據科學家，並且像eBay一樣，招募了包括約翰·霍頓在內的許多專門從事市場設計的學術經濟學家。
圖源：Search Engine Land
Upwork團隊在對承包商進行工作分配時，也發現了效率低下的問題。在察塔羅斯和卡拉曼拉基斯的原始系統中，客戶可以在網站的數據庫中搜索承包商，並根據標準化的工作經歷和信譽評級對他們進行評估。這比收集和評估非結構化的簡歷和推薦信要簡單得多，但它自身也存在一定缺陷。其中一個問題就是，客 戶往往不知道自己應該尋找哪種類型的承包商。比如爲企業更新博客頁面的專家是該稱作“網頁開發者”，還是“內容管理系統開發者”，抑或是“社交媒體戰略家”？出現這種問題倒也情有可原，畢竟客戶之所以要僱人，就是因爲自己缺乏相關的專業知識。
另一個問題是，市場無法對工作進行均衡分配。由於世界各地的客戶都注重承包商的個人簡介，因此具備良好履歷的承包商會獲得更多的工作機會。而之前很少或者從未在平臺上獲取工作的承包商，就幾乎獲得不了任何機會，因爲他們的個人簡介缺乏實質性的證明。這就導致了“馬太效應”，即富人越富，窮人越窮。這是以數字名譽系統爲基礎的市場常見的問題：起步時的小小優勢會像滾雪球一般，變成名氣上的巨大領先，但這並不一定反映了質量的真正差異。
隨着 Upwork 資源的增長，公司的工程師和數據科學家對平臺進行了整改，成功解決了上述所有問題。網站開始將一些新員工奉爲“新興之星”，並在搜索結果中優先推薦他們，而不再只是推薦那些履歷更長的舊時簡歷。此外，網站也不會機械地將排名靠前的承包商推薦給輸入類似查詢內容的僱主。它在推薦方面已經變得更加智能，會根據承包商與工作崗位的“最佳匹配”程度 進行排列，而匹配程度由特定算法確定，這種算法會綜合考慮各種數據得分，包括承包商的技能和現有工作量等。
爲了防止不知情的工人壓低自己的工資，工程師們建立了一套算法，計算每個承包商對每項工作的實際收費。這個“參考價格”用綠色的大字標註在承包商競價的方框上沿，並給出了算法的說明：“此價格是專門爲你和當前的客戶計算的，算法是基於你的技能和經驗，以及同類工作的現行價格。”
這個全新的“智能”市場仍然允許人們做出價格和匹配的選擇，但它也會給出選擇的建議。此外，它還會挑選展示的信息，確定信息呈現的順序，從而影響人們的選擇。但這些指示對工人 而言並非總是正確的；工人們抱怨，“參考價格”很多時候高得離譜。但根據經濟理論，數據的體量如果足夠大，那麼算法推薦系統應該比人們自身更加了解選擇的好壞。
02
Uber：由算法變成的市場
在巴黎一個下雪的夜晚，特拉維斯·卡蘭尼克（Travis Kalanick）和他的朋友加勒特·坎普（Garrett Camp）剛剛參加完一場會議，這會兒正苦惱着打不到出租車。他們最近才賣掉自己的初創公司，所以身上現金充足。但那晚大雪紛飛，很多人都有打車的需求，可街上又沒有足夠多的出租車。當地政府嚴格控制着市內運營的出租車數量，雖然政府推出的系統因服務差勁而飽受詬病，但出租車司機卻極力反對改變。
據傳聞，創立優步的想法最初就是這樣誕生的。與Upwork 一樣，優步也將勞動力的需求與供應進行匹配，但它匹配的地方不是在互聯網，而是在城市中。回到加州後，坎普與他的朋友們很快建立了一款應用程序的原型，卡蘭尼克出任公司的首席執行官。這款應用於 2011 年在舊金山正式推出，但很快遭到了出租車司機和監管機構的反對。
圖源：TechoBlog
在巴黎、舊金山和其他大多數大城市，出租車的價格以及獲准在市內工作的出租車數量受到地方政府的嚴格監管。這樣做是爲了讓司機獲得體面的收入，同時確保在打車需求不高的時候仍然有車可用。不過這也意味着，當打車需求達到高峰時，出租車的供應將難以爲繼。雖然如此，出租車司機也不會因此提供更好的服務。卡蘭尼克將優步這個叫車平臺定位爲自由市場，以取代腐敗的官僚體制，並向監管機構和出租車工會提出了挑戰。
卡蘭尼克表示，優步推出的解決方案基於“硬核數學”。公司僱用了數百名數學家、工程師和科學家來共同開發系統：我們可以直接在舊金山投放 1 000 輛汽車，但這樣我們很快就會破產。我們需要預測實際需求，確保每天固定時段都擁有適當數量的汽車，並讓這些汽車及時到位。
車輛的調動和就位需要經濟的刺激和推動，比如“峰時定價”——當司機登入軟件併到達預測會出現高需求的區域時，他們就能得到相應的獎勵。一旦客戶下單，平臺就會將訂單與附近的汽車進行匹配，並向司機的手機發送指示。
到 2013 年，公司已經投入了數千萬美元的風險投資，並準備再募集數億美元來開發自己的技術。卡蘭尼克認爲，這種大規模的投資在科學上是必要的，在商業上也是合理的，因爲它有利於形成一個主導市場的系統：從數學的角度上看，創造這種優質的體驗十分困難，但一旦我們做到了，一旦我們在城市中形成巨大的網絡，並且具備極高的效率——搭載時間短、搭載效率高、汽車利用率高——那麼其他人就很難進來打破這種局面。
03
完美的市場
在硅谷的技術人員追求更高的效率時，他們也發現，完美的市場根本不是一個真正的市場——至少在這個市場中，人們無法針對各類事物做出自己的選擇。相反，完美的市場成了一種算法，它利用數據代表人們做出選擇。eBay率先利用算法來矯正選擇過程中存在的明顯缺陷；Upwork則更進一步，通過算法告知人們最好的選擇；優步最終則承擔起中央計劃者的角色，利用算法直接幫助人們進行定價和匹配。
哈耶克認爲，中央計劃永遠不可能像個人選擇那樣高效，因爲做出正確決策所需的所有數據永遠不可能“賦予一個能由其得出結論的單一頭腦”。但如果他是錯的呢？早在20世紀50年代，蘇聯的規劃人員就試圖使用新的數據收集和處理技術，來改善他們的規劃。計算機化中央計劃的科學那時已經相當成熟，這是一門被稱作“控制論”的科學。但蘇聯面臨的問題是，他們當時的技術還無法完成計算機化中央計劃的任務。
20 世紀 60 年代初，蘇聯最尖端的信息技術是 URAL-4 數字計算機。這是一個佔地面積達 200 平方米的龐然大物，需要 18名工程師和技術人員同時操作。它每秒能執行 5 000—6 000 次操作，但據“莫斯科控制論研究所”估計，成功的中央計劃每秒至少需要執行 100 萬次操作。此外，因爲 URAL-4 使用的是穿孔磁帶和穿孔卡片，所以它的內存每秒只能讀取大約 250 字節的數據。這就意味着，URAL-4 需要花費7個多月的時間，才能完成一個月的數據的讀取——但機器在其中一個真空管或其他組件失效前，只能運行約 8 小時。
20 世紀 50 年代中期，尼基塔·赫魯曉夫（Nikita Khrushchev）接任斯大林，他對科學和創新持更加開放的態度。他甚至到訪過硅谷，還參觀了位於加州聖何塞的國際商業機器公司（IBM）的研究園區。在任職首相期間，赫魯曉夫還成立了一個新的機構，名爲“計算機技術引入國民經濟管理總局”。
1963 年，這個與計算機化有關的新機構，建議政府建立一個全國性的經濟數據處理系統，以促進中央計劃。具體操作是將終端安裝到工廠和其他企業機構，並將所獲數據輸入一個由電話線和電視電纜連接的計算機網絡。莫斯科的中央計算平臺會收集這些數據，並通過計算得出最佳的資源分配方案和定價，最後再將指令傳回各個企業機構。這個項目後來被稱爲“蘇聯互聯網”，並得到了共產黨黨內高層的支持。另外，當時的蘇聯還研發了一種功能更爲強大，且據說是基於西式半導體技術的新型中央計算機。
圖源：BairesDev
但僅僅到了第二年，赫魯曉夫就被罷免了，取而代之的是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改革由此被擱置，“蘇聯互聯網”也被撤銷，蘇聯與西方的技術鴻溝越來越大。最後，中央計劃陷入停滯，從此一蹶不振。
與此同時，美國國防部於 1966 年啓動了阿帕網（ARPANET）項目，開啓了西方互聯網的建設。半個世紀後，西方的工廠、企業機構，甚至個人都攜有互聯網終端，他們向硅谷的中央計算機傳輸的數據已不再只有數十億字節，而是達到了數萬億字節，甚至達到了數千萬億字節。單單谷歌一天收集的數據，就相當於蘇聯每月收集數據的 400 萬倍。爲了分析這些數據，硅谷從世界各地僱用了數萬名訓練有素的科學家、工程師、數學家和經濟學家。他們所運行的數據中心，每秒處理的操作不再只有數千或數百萬次，它已經可以達到數萬億次。將所有幾乎可以想象的數據“賦予一個能由其得出結論的單一頭腦”這一想法，如今不僅被證明是可行的，而且是已被付諸行動的。
卡蘭尼克之所以聲稱優步是一個自由市場的解決方案，是因爲其公司的規劃算法似乎能產生與自由市場同等的結果。但正如哈耶克所指出的，中央計劃者和市場經濟學家之間的分歧從來都不在於結果，而在於達到這個結果的方法。雙方都希望高效地分配資源，而爲了達到這個目標，市場經濟學家採用的是“選擇”的方法，而蘇聯人——硅谷也同樣如此——採用的則是“計算”的方法。蘇聯人把他們的計算機化中央計劃稱爲“控制論”，而我們把我們的網絡稱爲“網絡空間”。這兩個說法都源自古希臘語“kybérnēsis”，其背後的含義是“政府”。
數字平臺如何重塑經濟與世界
數字平臺如何超越國家，我們又該如何重新掌控
《雲端帝國》
作者：［英］威利·萊頓維塔（Vili Lehdonvirta）
出版時間：2024年6月
ISBN：978-7-5001-78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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