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若彤》傅斯年是學生救援者還是加害者？許多臺灣史學者誤讀史料

視學生如兒女的已故臺大校長傅斯年。（戴忠仁提供）

前陣子，臺灣大學學生會提議，要對臺灣大學歷史進行「轉型正義」，其中包括前校長傅斯年在當年四六事件的作爲，可能連帶要拆除傅鍾。在校務會議遭到多數反對而暫停。但也僅是暫停，相關的議案在往後還會出現。

那麼，這些學生所知的傅斯年究竟正不正確？在四六事件中，傅斯年的角色，到底是救援者、還是加害者？這個問題在今年稍早成爲焦點的時候，我也很好奇，於是網購了幾本書，跑了一趟國圖，也沒做什麼，就是很枯燥的把相關的專書或論文註釋中所引用的資料，在能夠找得到範圍內儘可能查一下作者說法的源頭。

讓我找到了如下的東西。

傅斯年爲加害者的論述中，有一個說法，就是傅斯年在事件之後「當起了言論警察，處分了未經師長同意召開記者會的學生代表。」

其實這個說法是臺灣史學者歐素瑛，在2011年提出的。「大學當局以學生自治聯合會未經校長和訓導處同意，擅自召開記者會，將學生代表盧覺慧記大過2次、林榮勳記申誡1次。」

（資料來源：歐素瑛，〈四六事件對臺灣大學之衝擊〉，收錄於《臺灣學研究》第12期，2011年12月，頁32）

7年後，另一臺灣史學者陳翠蓮，也使用同一說法。「記者會後，校方認爲『校長與訓導處事前毫無所知』，盧覺慧、林榮勳分別遭到兩大過與申誡處分。」

（資料來源：陳翠蓮，〈白色恐怖時期的臺大校長傅斯年（1949～1950）〉，收錄於《臺大歷史學報》第62期，2018年12月，頁230-231）

到了去年，又有周馥儀(臺大歷史研究所博士候選人)再用同一說法。「在反共前提下，臺大校長傅斯年同意警備總部進入校園逮捕學生，四六事件發生後，臺大校長傅斯年對四六事件救援會保持距離、處分主要幹部。」

（資料來源：周馥儀，〈臺灣校園失聲記：四六事件70週年與你不知道的傅斯年〉，《思想坦克》網站，2019年4月6日）

那麼，這樣的論點從何而來？好奇之下，我去找了這個說法所根據的原始資料〈國立臺灣大學佈告，卅八卯刪校第六九四一號〉，發現其實學生被懲處，並不是因爲他們「未經校方同意召開記者會」，而是因爲學生代表擅自「使用校長室召開記者會」，並欺騙校方說是他們自己開會要用。（佈告的全文我放在文後）

換句話說，這個指控傅斯年「當起言論警察」、「與學生代表劃清界線」的說法，根本是明顯的錯誤。而這個錯誤，從歐素瑛開始到陳翠蓮到現在，九年的時間，中間或許還有同行審查，居然無人挑戰。

我覺得這真的是個警訊。

將傅斯年描述成加害者的說法中，最致命的資料，實際上是引用陳誠的回憶錄，有一段是這樣說：陳誠回憶傅斯年告訴他：「你做，我有三個條件：要快做、要徹底做、不能流血。」

（《陳誠先生回憶錄：建設臺灣（上）》，頁449）

這似乎是要說傅斯年不但沒有保護學生，還要求陳誠趕快抓、徹底抓。

但其實關於這個問題，早期的研究早就有可信的結論，傅斯年對於官方提出的要求是「速辦速決、被捕學生先送法院、軍警不得開槍避免流血事件」。

（資料來源：李東華，《光復初期臺大校史研究》，頁152）

兩個放在一起比對就知道，其實是完全一樣的意思。

「要快做」對應「速辦速決」

「要徹底做」對應「被捕學生先送法院」

「不能流血」對應「軍警不得開槍避免流血事件」

所謂的「要快做」，其實並不是指立刻抓、馬上抓的意思，而是指「不能以冗長的程序羈押耽誤學生課業與學籍」之意，這絕不是我擴張解釋，如果去對照當時臺大的校務行政會議紀錄、佈告，就會知道這段話的實際上的意義。而且陳誠的確也在傅校長的要求下，飭所屬連夜偵查訊問，在4月10日就把案件移送了法院。9日臺大就復課，相較之下，當時同樣出事的師範學院，直到4月23日才復課。

而「徹底做」的涵意也模糊不清，大家可能把它理解成傅校長主張地毯式的、大規模的逮捕學生。同樣去看當時的會議記錄，傅校長一再主張「案件必須送法院審理」、「本校當儘量設法使此事成爲純粹的法律事件解決」、「除發生新事件外不得再次以此爲由拘捕學生」，因此所謂「徹底做」，自然應該是「#要有真憑實據今後不得再以同一理由找學生麻煩」之意。

臺大被捕的學生大約四十餘，遠少於師院的百餘，不但逮補的過程中學生沒有流血（陳誠回憶錄中的說法是「反倒有一名警長被學生打破頭」，卻不見持加害者論的人引述），不但只要不在最初名單上的要求政府必須一律交保，事後傅校長也以一人擋下了對教職員的「連保制度」：

「凡是在臺大任教和服務的教職員，每個人都思想純正沒有左傾思想，我一個人進行保證，有問題發生，我願意負全部責任。」

（資料來源：黃得時，〈傅斯年與臺灣大學〉，《聯合報》，1968年11月15日）

臺灣史學者歐素瑛說：「傅斯年並非是一個自由主義者，而是站在國家民族的立場，支持政府的掃蕩行動，致使臺大深陷白色恐怖的漩渦。」

（歐素瑛，〈四六事件對臺灣大學之衝擊〉，收錄於《臺灣學研究》第12期，頁40）

但是，大家不妨聽聽傅斯年自己怎麼說，傅說：「自由主義的方法，絕不能毫無憑據指人爲共產黨，亦絕不能不重視在法律內的學術自由。」(語出〈傅斯年校長再一聲明〉，《傅斯年全集》第六冊，頁166）

「我不能承認『無罪學生爲有罪、有辜學生爲無辜』」（語自〈幾個教育理想〉，《國立臺灣大學校刊》，1950.2.13）

看完實際資料以後，我不知道各位怎麼看，我自己是感覺，聲稱自己是自由主義者，又不至於落入你可以顛覆我、但我不能動你的腦殘狀態的，真的不多，傅斯年可算一個。

前幾天又看到林芳玫在《思想坦克》的文章〈當傅鍾成爲喪鐘：用媒體與校友的手，甩學生會幾個耳光〉，他是這麼寫的：「傅斯年提出的條件是『不能流血』，也就是校園內不能流血，出了校園，那就讓軍警特務機構來處理了。『不能流血』在建構神格化傅斯年的過程中，被善意曲解爲傅斯年全心全意保護學生。陳翠蓮教授與其他專業學者的研究成果啓發了學生會成員，卻被反智的老校友斥責爲「拉下神壇」，暴露出這羣校友從來不關心知識與真相之追求，擺明了就是要造神與敬神。面對國民黨的日益衰敗渙散，這羣中老年泛藍校友發出悲鳴，傅鍾成了他們自己的喪鐘，敲響着某些校友求知精神之死亡。」

我實在建議林教授看看以下的史料，看看這麼簡單的史料竟然一直被錯誤解讀，然後錯誤引用，這麼多學者都追隨同樣的錯誤！爲什麼長達將近十年，在臺灣史學圈子中，居然無人發現、無人挑戰，還受到多少學生的盲目追捧？然後再想想看，這些高大的歷史學者們，是否有資格指控某些校友求知精神之死亡。

(作者曾爲桃園市平鎮區議員參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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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佈告

卅八卯刪校第六九四一號

今晨見報載：本校學生自治聯合會於今日上午十時在本校校長室隔壁招待記者，此事斯年與訓導處事前毫無所知。查目前之不幸事項，目下已進入法律範圍，本校亦正循法律途徑努力。此時學生自治會諸君，如招待新聞記者，理應於事前向校長或訓導長商量。且所借之地方，實爲校長辦公室之一部分；即開此會，此地亦至爲不便，因其可能即變爲校長招待記者。昨日下午四時餘，學生代表盧覺慧、林榮勳來校長辦公室向黃主任秘書（黃仲圖）借房，只言學生自治會欲自行開會，並未言招待記者之事，瞞其目的而不說，事近相欺，尤爲痛心。查林榮勳君語言似有隔閡，當時與黃秘書接洽時，並未發言，盧覺慧國語純熟，實不能有所推諉。盧覺慧君着記大過兩次，林榮勳着嚴予申誡，務望以後本校師生之間相見以誠，然後本校方可進步，至要。

此布

校長傅斯年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四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