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可能是華語影史上最好的災難片
在《焚城》的海報上，寫着“香港史上首部輻射災難鉅製”。
這句話有兩個關鍵詞，一個是香港：災難發生在香港，而不是虛構的濱海市或臨江市。這極大提升了故事的真實感。
另一個關鍵詞是輻射：這意味着這場災難不是天災，而是人禍。當人禍能夠引發災難，就說明製造人禍的不是普通人。
故事發生的時間也很耐人尋味，2006年。時間離我們很近，地點在我們身邊，這個災難故事直面我們當下的世界。
儘管故事是虛構的，但呈現方式卻力爭真實。說實話，這樣的國產災難片，恐怕只有香港電影人能拍出來。
主人公的雙重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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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災難片，講的都是災難下的人性選擇。
《焚城》也不例外。故事有兩條主線，一條是災難面前政府高層的決策，一條是前線消防員們的生死考驗。
而劉德華扮演的環境專家範偉立則是把這兩條線索穿起來的關鍵人物。
這個角色有雙重身份，在1996年香港迴歸前，範偉立是政府高層，因爲他硬推“地外貨櫃免檢條例”導致大量電子垃圾把香港作爲中轉站，最終引發火災，造成多名消防員犧牲，其中包括範偉立的妻子，而他本人也因此下臺。
範偉立早年的過失以及影片裡其他官員對他的評價，可以看出他曾經是個野心勃勃、剛愎自用的職業政客。
這意味着他深諳官僚系統的運作模式，洞悉官員們的意圖，並且有底氣和他們正面對抗。因爲他就曾經是他們中的一員，他的手機裡至今還保存着特首的聯繫方式。沒有這層關係，以範偉立囂張的態度，分分鐘被掃地出門。
10年後，範偉立的蛻變成一位環境專家，曾多次參與環境災難的救援工作。這意味着他不是那些高高在上、遠離現場的官僚，他是有能力深入一線做出準確判斷的專業人士。
所以當災難發生時，範偉立的第一選擇不是去政府開會，而是直接到火災現場掌握第一手資料。因爲他知道，政府高官們不會去做這件事。
這個選擇實際上點出了官僚體系的一大弊端：越是在第一線做事的人，越沒有權力；越有權力的人，距離造成影響的現場越遠。
這種情況下，像黃德斌扮演的消防區長劉兆強便進退兩難。作爲前線指揮官，他明知道怎麼做正確，卻不能自主行事，必須等待命令。
所以試想一下，如果沒有範偉立這樣一個能夠打通上下層級的人物，這場災難基本上就沒有解決的可能。
當私利掌握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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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關注官僚系統本身存在的問題，影片也沒放過災難前官員的選擇，尤其當公益與私利發生衝突時。
電影裡的一個焦點人物就是莫文蔚扮演的財政司司長方王惠明。因特首出差，方王惠明署理特首，因此成爲災難發生時，香港權力最大的人。
當範偉立判斷還有未知的污染物，要求消防員用水開道找到污染源時。方王惠明擔心污染物質遇水發生反應，擴大污染，否決了這一提議，結果拖延了時間。
如果這個選擇還屬於外行領導內行的認知問題，那麼當發現火災現場存在污染物銫137時，方王惠明又否決範偉立疏散市民的建議，選擇封鎖消息，這便是人性問題。而範偉立也毫不客氣地指出，方王惠明把官位看得比人命更重。
有趣的是，影片裡幾乎就是範偉立和方王惠明兩人對壘，其他官僚幾乎毫無存在感。
按道理，沒有存在感屬於塑造人物失敗，但對於這部電影來說，這幫沒有存在感的官員，恰恰表現出逃避責任的官僚作風。只是可惜了鄭則仕、林保怡這幫老戲骨，沒的發揮。
到最後，爲了保住自己和丈夫，方王惠明和王敏德扮演的大反派奸商高培德簽署協議，不僅不追究他的責任，政府還以市場價七折的價格買走他的樓盤。這就是在發國難財。
當然也可以說，危急關頭沒時間跟奸商扯皮，他們需要立刻炸掉高培德的樓盤救災。這也是範偉立放棄阻止方王惠明簽字的原因。但是出賣公共利益這個責任，方王惠明得承擔。
儘管電影到最後，還是把罪魁禍首的帽子按照慣例扣在了奸商頭上。但這已經是《寒戰》之後，香港電影最猛烈的一次表達。
消防員也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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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於對官員的批判，對於奮戰在一線的消防員，電影毫不吝嗇地獻上了讚頌。而影片表達消防員英勇無畏的方式，又飽含濃濃的人文主義關懷。
影片試圖探討這樣一個人性難題：當命令與個人利益發生衝突，該何去何從。比如當必須有人冒着生命危險去摧毀污染源，誰去？
消防區長劉兆強給出了答案：消防員也是人，沒有人能強迫你們去送死。如果你們不願意去，我寧可丟掉工作也幫你們擋住命令。
這個答案賦予了這位指揮官人道主義精神，對失敗不加指責，對怯懦表示理解。保護消防員的個人權利，尊重人的選擇。
可能有人會問，幾百萬香港市民的生命和幾個消防員的生命孰輕孰重？可如果爲了多數人就可以犧牲少數人，我們又如何確定自己不會是被犧牲掉的少數呢？
把選擇權交給每個人自己，這纔是最具人道主義精神，也是符合所有人利益的選擇。
所以，進入災區尋找污染源是消防員自己的選擇，留在蓄水池裡引爆炸彈是消防員自己的選擇，他們也因爲自主選擇而成爲英雄，不折不扣。
其實相比於消防員們的光輝形象，範偉立這位英雄被塑造得更加立體。影片沒有迴避他做出選擇的私心。
他的自我犧牲源於曾經害死妻子的強烈愧疚，他渴望自我救贖。而當他預感大事不妙，第一個想到的是自己的女兒，這也是人性使然。
災難面前，他不會被條條框框束縛，該破壞規矩就破壞規矩，該妥協就妥協。最後，他也以坐牢爲代價將奸商繩之於法。
範偉立的選擇，在追求結果正義的同時，也維護了程序正義。這也符合劉德華本人的一貫原則：如果他所扮演的角色做錯事，就一定要受到懲罰。
尊重個人選擇，維護程序正義，這就是這部災難片所呈現出來的價值觀。它無疑具有強烈的人文關懷和法治精神。
老電影人的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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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影片有很多欠缺，比如特效不是那麼真，批判只是淺嘗輒止，再比如情節略顯拖沓，人物刻畫略顯淺白。但這並不妨礙《焚城》成爲一部優秀的災難作品。
這個災難故事，承載了足夠沉重的人性表達和人文關懷，對於當下這個世界也給出了足夠敏銳的思考。
這部電影的誕生，源於製片人江志強受到一則有關“有毒洋垃圾轉運”報道的啓發。
江志強很驚訝，自己住在香港這麼多年，竟不知道有這麼多有毒的電子垃圾在香港轉運。更讓他觸動的是，這樣的報道竟然幾乎沒有人留意。
江志強決定把這個故事搬上銀幕，他想告訴觀衆，那些看似遙遠的災難，其實與當下的每個人都息息相關。
對於江志強來說，這無異於是一場豪賭。在電影映後交流中，江志強坦言“壓力很大、很緊張”，因爲《焚城》的製作成本非常高，高到把這部電影推向市場風險極大。
但江志強決定賭一把，一來，他想要把環境保護的理念告訴觀衆；二來，他想要證明香港電影人有能力製作災難大片。
無論最終電影票房如何，你都不得不佩服江志強的勇氣，不得不對這位年過七旬的老人心存敬意。
江志強的選擇讓我想起另一位製片人，方勵。同樣年過七旬的他在今年推出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里斯本丸沉沒》。
這同樣是一部很可能無法收回成本的作品，又同樣是一部寄託了作者個人情懷與人文關懷的作品。
我們應該感謝這兩位年過七旬的電影人，他們用自己的行動提醒着每個製作電影的人，電影這個藝術門類，除了票房考量之外，還寄託和承載着關於人類的更爲重要的意義與價值。
這也是我們這些影迷還要去看電影、去討論電影最重要的原因。因爲電影帶給我們的，從來不僅僅是娛樂。
作者丨牛角
永遠的新文化報評論員
排版丨Amethyst
「注：本文部分圖片來源於豆瓣及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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