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史沒寫，極度離奇
天矇矇亮，北京西便門外的白雲觀響起清脆的梆子聲。梆子一共敲五下，三下慢，兩下快，一天開始了。
苦行道士默默地幹活，除草、擔水、灑掃殿堂、做早飯。過了一會，上層道士也起來了，梳頭、洗臉、穿袍、戴冠、系絛，六點半鐘板一敲，就要開始唸經了。
誦經、修持、用膳，基本上就是道士的一天。生活在這裡，人們還會生出無聊的慾望，還會想着對抗生活嗎？
答案是會的。
白雲觀住持高仁峒就生出了不大不小的野心。
白雲觀雖是洞天勝地，樹木繁茂，寧靜悠遠，卻不夠氣派。殿宇年久失修，滲水漏風，不無殘缺。光緒七年（1881），高仁峒接過白雲觀住持的大任。六年之後，白雲觀重修呂祖殿。大動土木數十日，白雲觀煥然一新，高仁峒不由得心生豪邁之情，在碑記中寫道：“此本觀數十年有志未逮之事。”
前人未能做到的事，在自己手裡做到了，這是何等的榮耀。這座煥然一新的宮殿會在歲月的侵蝕下再度殘破，但高仁峒這個名字必然會留在歷史之中。
▲高仁峒畫像。圖源：北京白雲觀
白雲觀的歷史非常悠久。1227 年，丘處機去世，葬於此地。此後，白雲觀成爲全真龍門派第一祖庭。
在古代，城市是爲上流社會服務的。貴族們有各種各樣的需要，纔有各種各樣的生計，道士也不過是諸多職業中的一個。清朝以來，白雲觀一直試圖討好權貴、廣結善緣。
重修呂祖殿，就是得到了二品命婦“董母素霍拉氏”的施捨。後來，呂祖殿修繕完畢，但是“一切彩畫尚缺”，又有京西羅莊“耆公英舫、全公頤齋”二人出錢添彩畫。可以說，正是貴族信衆的支持，才成就了高仁峒的野心。
光緒十六年（1890），高仁峒又嫌白雲觀擁擠，缺少一個集會場所，於是修建雲集山房。建成之後，亭臺樓閣，假山池沼，花花草草，一應俱全。明面上，他強調要恪守清規，不要把此地當成公宴之地，擾亂了道門清淨。實際上，這般優美的場所，自然是要吸引權貴前來遊樂的。1892年，晚清大員豫師就曾在白雲觀宴請榮祿、李鴻藻、譚鍾麟等大官要員。
修雲集山房的錢是誰出的呢？宮裡的太監劉誠印捐銀一萬五千兩，董大老爺捐銀兩千兩，增景堂張宅捐銀兩千兩，孫七老爺捐銀五百兩，張大老爺捐銀五百兩。動輒成百上千的捐贈，再加上平日裡的香火錢，可以想象，白雲觀擁有多麼豐富的觀產。據光緒十二年（1886）的碑刻可知，僅白雲觀的一個下院玉清觀就有“田產四十四頃七十八畝三分”。
既然有了宏大的宮觀，自然要多多傳戒。
傳戒是德高望重者將道教的戒律傳授給普通道士的一種儀式。這是一項耗費巨大的活動。有人做過統計，在1807—1908年間，張合皓傳戒1次，弟子108人；張教智傳戒11次，弟子925人；鄭至祥傳戒3次，戒子246人；呂永震傳戒1次，戒子10人；張圓璿傳戒4次，戒子633名；孟永才傳戒3次，戒子332名。而高仁峒傳戒4次，戒子高達1599名。
爲高仁峒傳戒的前白雲觀住持張圓璿曾說過：“古人已往，滄桑迭變，舉功德事業，歲月所不能留者，悉以碑誌載其真，而聽其湮沒可乎？”白雲觀如此聲勢，豈能埋沒？一代大師，豈能無名？
再幽深的園林，也敵不過人世的喧囂。
白雲觀向來是北京城的熱鬧之地，尤其是在正月。白雲觀初一開廟，正月十九爲燕九節，據說是因爲丘處機生於正月十九。整個正月，白雲觀遊人最多，僧道之徒，勳臣貴戚、販夫走卒、士人遊女絡繹不絕。如潮的香客紛紛解囊，捐贈的香火錢，足夠白雲觀小半年的花銷。
相傳，十九日那天晚上會有神仙降臨白雲觀，遊人遇見可以祛病延年，道士遇見可以羽化成仙。爲了等待神仙，許多人留宿觀中，男女混雜，還引起了衛道士的不滿。當然，更多人醉翁之意不在酒，有老道騙取錢財，也有青年男女藉機私會。
當時還流行一個風俗，名爲打金錢眼。每當廟會開放時，道士會坐在石橋下，前面懸掛面盆大小的假銅錢，中間的洞孔懸掛銅鈴，遊人用銅錢拋擲，擊中銅鈴則預示新的一年吉祥順利。每年正月，石橋前遊人圍得水泄不通，爭相擲擊，鏗鏘之聲不絕於耳，使得橋下積錢累累。
歷史似乎很難抵達白雲觀。光緒十五年（1889），慈禧太后搬出皇宮到頤和園去“頤養天年”，然而她和皇帝的衝突已無法避免；大洋彼岸的日本頒佈了《明治憲法》，走出了向西方學習、但又稍顯古怪的一步。五年之後，中日之戰就會讓一切天翻地覆。
而在白雲觀，有野心的人繼續往上爬，百姓仍渴望與神仙相遇。歷史的水面浪濤翻涌，可水底下依然是平靜無波。
▲白雲觀廟會。圖源：蘇明強《白雲觀與近代北京社會》
高仁峒能夠實現野心，少不了一個人的支持。他就是白雲觀背後的大金主——太監劉誠印。
劉誠印，小名多生，直隸人。他很小就當了太監，後爲怡親王所賞識，入選內侍，賜名增祿，字德印（亦有寫爲“得印”）。同治七年（1868），劉誠印入白雲觀，拜張圓璿爲師。同治十年（1871），劉氏與高仁峒同時受戒。
太監與全真教發生關係，其實並不意外。爲鑑明代之失，清朝太監不僅人數少，而且不自由。直到慈禧太后掌權時，封印纔有所鬆動，太監得以接觸權力。相比於身體的殘缺，太監心靈的不獨立更爲嚴重。他們脫離家庭、社會，如何給自己的人生賦予意義？如何解決養老問題？
全真教剛好能解決這兩個問題。前者自不必說。關於後者，太監往往聚在一起，籌錢建廟，確保有一個地方可以給自己養老送終。
皈依全真教後，劉誠印開創了霍山派，尊張圓璿爲第一代宗師，自己則爲第二代宗師。從此，太監有了自己的道派，而領袖就是劉誠印。《素雲劉先師碑記》說，劉誠印“計共修寺觀三十餘所”，這些廟宇無疑都被改造成太監道士的道觀。
同時，劉誠印向白雲觀捐了很多錢。據學者統計，劉誠印在1871—1890年間共捐銀四萬四千二百六十兩，其中捐給白雲觀的就有兩萬餘兩。捐資建廟，讓他得到太監們的擁戴；太監抱團，讓他有了更大的話語權。在這羣太監中，有許多我們非常熟悉的名字，比如李蓮英、崔玉貴等。
一條通往宮廷的路就這樣隱藏在白雲觀背後。高仁峒爲白雲觀住持，與劉誠印爲同戒戚友，故而結識李蓮英等權監，通過他們可以與朝廷大員甚至慈禧本人打上交道。
關於高仁峒如何勾結內廷，野史有非常多記載。
《清稗類鈔》裡說，高仁峒與李蓮英結爲異姓兄弟，向慈禧獻上神仙之術。慈禧十分信任他，任命其爲總道教司，還委託他賣官鬻爵。於是達官貴人都讓妻女認高爲義父，來巴結他。參加《清史稿》編撰的金樑曾回憶道，高仁峒會點石成金之術，還曾獻慈禧金丹，讓太后老而不衰，健步如飛。
還有一則野史說，杭州某侍郎妻子十分漂亮，拜高仁峒爲義父，後來，這位侍郎得到了廣東學差。白雲觀裡的房間十分精美，都是爲官員妻女來夜宿而準備的。
清末進士郭則沄提到，義和團運動剛在北京興起時，高仁峒出入端王府，向端王載漪介紹義和拳，還引見頭目。端王一看錶演，信以爲真，便堅決支持義和團。
《北平旅行指南》曾提到，朝中權貴、宮中內侍大多寄名於白雲觀中爲弟子，於是官吏全都奔走高門，視白雲觀爲終南捷徑。高仁峒一時聲勢煊赫，門庭若市。民初著名小說家陸士諤在《清朝秘史》裡說，晚清一開始擬改革內閣官制，後來卻改從州縣入手——原來，高官們害怕大權旁落，於是走了高道士的門路，使得慈禧改了主意。
以上這些野史爆的料不少，但真實性要打上很大的折扣。比如，李蓮英從未有過直接捐贈或協助白雲觀的舉動。再比如，有人曾向慈禧舉報燕九節婦女夜宿白雲觀，有傷風化，慈禧立馬下令禁止。這些都說明，高仁峒與兩者的關係並沒有那麼深。
▲李蓮英。圖源：網絡
其實，高仁峒的角色更像是一個政治掮客。他不能使用權力，但可以提供通往權力的門路。
清末文人費行簡記載了一事。庚子國變，慈禧出逃西安，有一個洋人從北京而來，出入榮祿府中，對外宣稱是法國醫生，爲榮祿治病。一天，費行簡碰見了那個洋人，旁邊相隨者是他的老相識孟懷。孟懷是天津俄文學堂學生，因此，費行簡懷疑這個洋人是俄國人，孟懷是其翻譯。
後來，孟懷告訴了費行簡實情：西洋人爲俄國使館參贊，向榮祿提議，俄國願全力保中國，只要中國將東三省利權讓給俄國。孟懷還提到一件事，很早以前，俄國人就經由白雲觀高道士牽線，聯繫上了李蓮英、榮祿。
野史雖然野，但對高道士的判斷還是準確的：“神仙中人兼政治中人。”
1895年底，俄國人璞科第來到了北京。
璞科第是一箇中國通，大學時專攻明史和滿蒙史，因學位論文《明代東蒙古史》在俄國漢學界顯露頭角，受到外交部賞識。他曾去過五臺山、遼東半島考察，出版了不少作品。因此，華俄道勝銀行把他派往遠東，希望藉助他的學識，打開中國的大門。
璞科第熟悉中國社會，知道如何找門路。據《紅檔雜誌有關中國交涉史料選譯》記載，在同清政府交涉租借旅順口、大連灣過程中，璞科第曾向李鴻章、張蔭桓行賄50萬兩。
來到北京後，璞科第很快找到了一條通往帝國實際掌權者的小路：白雲觀。當然，這樣的政治交易必然是暗地裡進行的，但總留有一些蛛絲馬跡。
光緒二十六年（1900），庚子國變，清廷出逃。高仁峒見京城被蹂躪，百姓受苦，於是在城區八處設粥廠施粥，兼給衣物，收買人心。高道士親自爲此事撰寫碑文：“庚子都門變起，事將隳廢，李儉齋封翁慨然力任其難，與華俄銀行總領事璞科第君等，籌集鉅款，購置米粟於白雲觀並城市各區，分設粥廠八所，兼溥禦寒冬衣之賜，都人士兵燹餘生，藉免溝壑。”可見，璞科第也出資救濟災民。
此碑文還提到不少親俄人士參與此次善舉，由此可見璞科第關係網的一角。比如聯芳，時任外務部左侍郎，早年曾署駐俄國公使館參贊。又如塔克什納（塔木庵方伯），曾隨李鴻章赴俄簽署《中俄密約》。著名外交官伍廷芳曾提到，朝廷內有一個俄國黨專門爲俄國辯護，其中就有此二人。
值得注意的是，伍廷芳是在與日本公使內田康哉密談時提到此事的。這算不算是對外提供情報？朝廷裡是否還有一個“日本黨”？
1900年之後，日俄兩國在東北問題上越來越針鋒相對，之後更是爆發了一場戰爭，結果是日本勝利。當時，伍廷芳想要藉助日本人的推薦，在朝廷晉升高官以改變時局。這也暴露了清末民初中國政壇非常尷尬的一點：這世上未必有那麼多“賣國賊”，可沒有外人的幫助，確實寸步難行。
▲伍廷芳。圖源：網絡
或許是通過伍廷芳的密信，日本外務省也注意到了白雲觀這條小路。光緒三十一年（1905），內田康哉向日本外務省呈遞了《關於送呈有關白雲觀方丈高雲峒情況之報告》，裡面寫道：“竊聞當地俄國公使館利用白雲觀的方丈，操縱宮廷，需要查清實際上到底有如何關係、如何利用？若是如同世上所說，我方也試圖運用此法，至少爲了離間兩者的關係，圖謀接近該方丈。……現已漸有進展，以至與方丈高仁峒建立了親密關係。且勿論今後進一步加強至密之交，亦擬通過方丈，與宮中的宦官交通往來，結成親密的關係。”
通過日本檔案，我們終於可以搞清楚高道士是如何進行政治交易的。
光緒三十年（1904），日本的一位翻譯官島川毅三郎穿上道服，走進了白雲觀。一開始只是參觀，之後又與道士吃茶聊天，互贈禮物。很快，島川毅三郎就發現了璞科第在白雲觀租用的後花園。
從日本人的報告看，高仁峒雖然長袖善舞，但受兩國探子擺佈，往往墮入圈套而不自知，很容易就泄露情報。但這也許正是政治掮客的生存之道：借他人之手，擡自己身價。
那年元宵，燕九節的狂歡剛過去不久，一位風塵僕僕的道士找到了高仁峒。這位道士剛從奉天回來，親眼見證了日軍的強悍，趕緊回來報信，請求高仁峒保護東北的道觀。高道士立馬與島川毅三郎取得聯繫，請求其予以關照。日方賣了高仁峒一個人情，於是高仁峒對日方殷勤了起來。
光緒三十一年（1905）四月初九，高仁峒在東交民巷附近的太升堂酒家宴請日本使館官員。當天陰雨連連，島川毅三郎擔心高道士不來了。他提前半個小時去酒館點菜，卻發現高道士已經到了。聊了半天，島川毅三郎才知道這個酒家的老闆竟是高道士，而像這樣的密會場所，還不止一家。
酒桌上觥籌交錯，高道士暗示道，此乃機密場所，可暢所欲言。島川毅三郎想要在白雲觀也租一個後花園，高道士婉言相拒。
島川毅三郎問道，爲何不行，是不是和璞科第即將任職俄國公使有關？
高道士說，璞科第是知己，才能住在白雲觀。有一天，太后的弟弟桂祥帶夫人來白雲觀進香，夫人在散步時偶然遇見了璞科第的夫人，兩人相談甚歡。後來，桂祥入宮謁見皇太后，說起夫人受其款待的情形，太后於是下令召見璞夫人。外界說璞科第與慈禧關係不錯，專指此事，其他都是風言風語。
島川毅三郎轉而問道：太后和方丈關係如何？
高道士回答道，他爲了讀經出入宮中，得到太后的賞賜，習以爲常。他深得太后之厚遇，又多得力於身在皇太后左右者。一開始，是太監總管劉誠印，後來則是李蓮英、崔玉貴。不僅是崔、李總管，宮中太監幾乎都是道士受戒者，基本上都是他的弟子。
島川毅三郎一聽，請求道士引見一下李總管、崔總管。高道士說十八日要去萬壽山與二人相見，到時可以談此事。
後來，日本應該是與李蓮英搭上了線。高道士曾傳達李蓮英的話說：“日本和他國不同，共奉儒佛之教，從而理應對道教信仰甚篤。”
一場交鋒下來，該說的都說了，不該說的滴水不漏。此時，高仁峒已經年過六旬了，可要說酒桌上的功夫，比之外交家也絲毫不遜色。
在北京的政治場，所有人都要學會借力打力。只不過，大人物想的是驅虎吞狼，列強想的是假道伐虢，高道士想的是渾水摸魚。
高仁峒是1907年去世的。
從他出任白雲觀住持開始，中國經歷了中法戰爭、甲午戰爭、戊戌變法、庚子國亂、清末新政等諸多堪稱歷史劇變的事件，國人的心靈也不知經歷了多少次震盪。然而，這些並沒有對他的生涯產生任何變化。
在生命的最後時刻，他還是那個有野心的道士。
要在北京做大做強，必須搞定宮廷。光緒三十三年（1907），白雲觀向宮裡進貢海晏堂陳設、硬木福祿壽三星等九件。
要借情報擡高自己的地位。自太升堂酒家那頓飯之後，他又告訴了日本人許多事。比如李蓮英是如何賣官鬻爵的，西太后對袁世凱態度如何，李蓮英與袁世凱的矛盾，璞科第的現狀，等等。
他十分支持廟產興學，還曾提議在白雲觀辦初級小學堂。就連《大公報》都誇讚道：“該道士亦可謂煞費苦心矣。”
高仁峒的繼任者是弟子陳明霦。有人戲稱：“因爲高老道是創業之主，因機警過火，一意的竭盡心血，搜刮黃白，而不知既老以後尚有一個死字，故白雲觀在廟產及積蓄達於沸點時，而高老道的心血亦到竭絕之時，使用心機，奔忙一輩子，依然妙手空空，闔目長逝，並未享受清福一日，現成家產，完全落於陳明霦之手。”
▲民國時期的白雲觀。圖源：蘇明強《白雲觀與近代北京社會》
當然，時代的壓力越來越大，有些事情不變不行了，但道士的生存智慧依然如故。
清朝沒了，皇帝也沒了，全真教卻不能再自由下去了。1912年7月15日，陳明霦上書袁大總統，主張成立中央道教會。
舊權貴倒了，要開始結交新貴了。陳明霦上可與軍閥江朝宗稱兄道弟，中可與銀行大股東交好，下可與伶界中人楊小樓往來。1913年，江朝宗所作《白雲觀陳毓坤方丈傳戒碑記》中曾列出了贊助人名單，其中有軍界14人，政界6人，紳士25人。
變化最小的，是燕九節。
每年正月，白雲觀前人山人海，等神仙的，打金錢眼的，私會的，各得其樂。有記者在白雲觀遇上了兩位摩登男兒，“他們穿着俏皮的西式鞋子，整齊的長衫，卻四肢匍匐，虔心地在那裡叩頭，真令人不知自己是究竟到了哪裡！”
即便有人批判迷信，即便有人怒斥“發財的是他們，財神也是他們”，可善男信女的發財夢從不曾消失。
新舊交替的劇烈變動，以一種古怪的方式，被消解在了恆定的生活秩序中。它，總是可以悄無聲息地抵抗時代的野心勃勃，歷史的宏大敘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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