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題材影視劇頻獲青年觀衆點贊
【文藝觀潮】
當電視劇《山海情》播出時，涌泉村脫貧發展的故事牽動着觀衆的心；《跨過鴨綠江》再現抗美援朝的戰火硝煙時，滿屏的愛國擁軍熱潮在涌動；《覺醒年代》演繹從新文化運動到中國共產黨成立的崢嶸歲月，被網友譽爲黨史學習的優質教科書；電影《我和我的家鄉》以輕喜劇的形式，講述祖國“東西南北中”脫貧攻堅所取得的豐碩成果，喚醒觀衆的鄉土依戀……近期，重大革命、重大歷史、重大現實等重大題材影視劇創作頻頻打破常規觀衆圈層，受到年輕人熱捧，成爲“爆款”。創作者呈現出注重青春化敘事的創作傾向，使其承載的主流價值理念更加直觀有效地抵達青年受衆的心田，爲影視創作如何對當代年輕人進行價值引領的時代命題做出了有益嘗試。
在傳統敘事中，創作者往往將視角對準歷史英雄或先進人物的中老年階段，他們經過歲月曆練，大多經驗豐富、沉着冷靜。而近期一批重大題材影視劇的創作者不約而同地將鏡頭對準年輕人的生產、生活及鬥爭，表達青年與歷史發展同向的時代選擇，彰顯他們身上閃耀的理想光輝，這樣更易引發與人物年齡相仿的青年觀衆的深層情感共鳴。
《覺醒年代》追溯建黨初期的歷史，講述的是當時的“80後”“90後”思考救國救民道路的故事。其中，陳延年、陳喬年兄弟赴法勤工儉學場景與其犧牲場面的蒙太奇剪輯，讓觀衆印象深刻。電視畫面上，兩人從雄姿英發、西裝革履的留學青年向身負鐐銬、滿身血污的革命烈士的切換，散發着直抵人心的藝術感染力與情感號召力。在《跨過鴨綠江》裡也表現了一羣以青春熱血保家衛國的勇士。拿着炸藥包奮不顧身撲向敵人的楊根思，用血肉之軀堵槍眼的黃繼光，在熊熊烈火中潛伏不動的邱少雲……他們穿上軍裝是戰士，脫下軍裝，都是20多歲的普通人。還有抗疫題材時代報告劇《在一起》，抗疫一線的醫護人員穿上防護服，就是無私奮戰的“抗疫戰士”；防護服之下，他們也是“80後”“90後”，甚至是“00後”。
影視以故事爲王，故事以人爲本。分析近期重大題材影視劇破圈的原因，很重要的一點就是作品中的青年形象往往能成爲年輕觀衆在看劇時的擬態交往對象，在共情、共鳴的良性互動中，劇外與劇中的青年建立起一種“共同體美學”，喚起年輕觀衆的自我身份認同，從而產生“這一切與我有關”的觀賞感受。
在家國視野下講述青年成長故事
重大題材影視劇的創作通常圍繞某個重大歷史事件、重要時間節點展開，如何將既定的主題性內容轉化爲具有藝術表現力的故事，將時代風貌、主流價值觀和審美意蘊有機融入，考驗着創作者的智慧。在這類劇中，人物往往根據歷史或現實原型改編，觀衆會調動自身儲備的歷史知識或現實的生活觀察對其可信度予以判斷覈驗。人是活在具體歷史情境中有血有肉，並不完美的人。這就要求所塑造的人物性格與時代環境儘量貼合，行爲方式與性格設定契合實際，避免陷入英雄形象高大全、臉譜化的窠臼。近期重大題材影視劇中的青年人物形象之所以被時下年輕人“圈粉”，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他們足夠真實。他們的迷惘、彷徨、糾結等情感波瀾，與年輕觀衆在現實生活中遇到的問題有所呼應，這種情感的共通性架起了連接觀衆與劇中人的心理橋樑。
“相信”的生成始於觀衆的自我投射與代入體驗。近期重大題材影視作品的創作者大多運用成長敘事的藝術手法讓觀衆“相信”。這種手法始於文學中的“成長小說”，如今被普遍應用於影視劇的創作之中。廣義地講，它側重呈現人物在特定時代背景下性格與思想的變化過程。《山海情》裡，腳踏實地的馬得福對村民在搬遷工作中的刁難也有怨言，也曾動過放棄的念頭，但從父親口中得知李家祖輩對馬家的恩情，遂完成了內心的和解。馬得寶一開始一心想往外跑，結果把表弟弄丟了，姑姑瘋癲了。這件事讓他迅速成長起來，從此承擔起家庭責任，種蘑菇搞基建，過上了幸福生活。在這些成長故事中，人物所面對的困境十分接地氣，解決方案也具有可行性，讓人們在“進程式追劇”的狀態下自然進入影視作品所營造的情景當中，思考“要是我遇到這種情況該怎麼辦”的價值追問。
戲劇衝突是否精妙源於人物性格的衝突是否合理，而人物性格鮮明與否，又是時代、家庭、環境等各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近期產生廣泛影響的重大題材影視劇讓人物的成長蛻變與時代際遇、國家命運融合互動，注重表達個人與國家、青年與時代的辯證關係，使觀衆更易自我代入，體會到青年人物的平凡與不凡。
重大題材影視劇之所以成爲爆款，還在於網絡時代年輕觀衆非凡的傳播力與創造力。數字時代，媒介技術迭代使傳統的觀演方式發生了深刻改變。影視作品從獨立的文本變成了互文的話題，觀衆從電視機、大銀幕前聚精會神地觀看變成了視頻網站移動倍速式觀看，傳統的“看劇”變成了彈幕交流、短視頻追劇。網絡參與式文化重塑影視藝術的接受場景，形成了一種“關聯式、批註式和社交化”的虛擬集體觀賞形態，再造了一種新的接受美學。它改變了我們談論英雄、講述英雄故事、感受英雄的方式，由此也形塑了英雄在我們心中的概念。
《覺醒年代》的彈幕中，“我的二年”“淚目”“致敬”，表達的是對人物品格的認同與讚賞。而《我和我的祖國》的網友留言中，“這纔是青年應該看的”“如果國家需要，我也願意”則是被深深激勵後的個體意志表達。演員表現精湛演技的片段，也成了網友製作表情包的素材——印象中嚴肅臉的李大釗可以如孩童般多情又可愛，宋運輝式的委屈、尷尬、煩悶一應俱全，還有馬得福的“超級期待”“生無可戀”……在這裡，習慣超文本跳讀、多屏幕觀看的年輕觀衆，不僅觀看既定的劇情，還會搜索社交網站上各種有趣的“梗”，參與彈幕或留言的話題討論，更會自行剪輯創造新的人物關係、改編新的劇情。由此，一部重大題材影視劇一旦播出上映，就被置於龐大的信息網絡之中，每一個觀衆都是豐富的節點，劇情、人物、細節、道具都可能成爲網友二次“平民敘事”或“微觀敘事”的素材。在網友“自來水式”的傳播中，英雄形象不是既定的而是生成的，觀念的引導不是強加的而是潛移默化的。經過這樣的翻譯轉化，影視劇的主題思想更容易獲得年輕人的理解和認可。
總之，貼近青年人的現實生活，迴應青年人的心理訴求，採用青年人喜聞樂見的觀賞方式，在幾方因素共同作用下，重大題材影視劇頻頻獲得青年觀衆的點贊，有效提高了影視創作的社會效應。我們應該總結其中的有益經驗，並將其應用到今後的生產中。
《光明日報》（ 2021年05月05日 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