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家資產負債表1978—2022》新書發佈：社會淨財富複合年均增長率超14%

12月15日，《中國國家資產負債表1978—2022》新書發佈暨探索國家宏觀資產負債表管理高層研討會在京舉行。本次會議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共同主辦。

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資產負債表研究團隊編撰的《中國國家資產負債表1978—2022》，是繼2013、2015、2018、2020年版之後的第五本專著，共編制了1978—2022年連續45年的中國國家資產負債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加快建立國家統一的經濟覈算制度，編制全國和地方資產負債表”，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進一步提出“探索實行國家宏觀資產負債表管理”，充分體現出國家資產負債表在宏觀經濟治理與國家治理現代化中的重要作用。

本書作者之一、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長、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主任張曉晶表示，本書從存量視角展示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偉大變遷，併爲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探索實行國家宏觀資產負債表管理”提供了基礎數據和方法；同時，爲加強超常規逆週期調節提供了厚實的“家底”支撐。

四點重要發現

張曉晶在會上介紹了本書四點重要發現：一是財富積累展現出中國存量趕超的非凡成就。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國民財富呈現歷史性躍升，社會淨財富由1978年的21萬億元上升到2022年的773.9萬億元，複合年均增長率14.4%。中美財富比較顯示，2008年以來，中國的存量（財富）趕超明顯快於流量（GDP）趕超。未來看，隨着GDP增速趨緩，中國的存量趕超也將放慢，需要通過新質生產力發展和全要素生產率提升來實現持續趕超，助力實現中國式現代化。

二是宏觀財富分配展現出“藏富於民”的總體態勢。一方面，改革開放以來，居民財富呈現前所未有的增長，居民財富佔社會財富的比重不斷上升，從1978年的13.0%，到2000年首次超過50%，再到2022年的62.4%，呈現出“藏富於民”的宏觀分配總體格局。另一方面，中國政府淨資產由1978年的1.4萬億元上升到2022年的290萬億元，其中國有股權佔比由1978年的20%左右上升到2022年的50%左右。中國政府部門財富在全社會財富中的佔比，儘管自改革開放以來是一個逐步回落的過程，但2022年仍超過三分之一，這既反映了我國制度性優勢——更好地應對風險和集中力量辦大事，也意味着未來的宏觀財富分配存在着優化提升空間。

三是中國資產積累與負債積累呈現同步特徵，但在未來也可能出現分離。一方面，1978—2022年中國總資產和總負債的年均複合增長率分別爲15.5%和15.9%，體現出資產與負債擴張的同步性。雖然負債增速略高於資產增速，但總資產遠遠大於總負債，從而最終保有較大規模的淨資產。另一方面，隨着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以及人口老齡化加速階段，中國資產與負債擴張也可能出現分離。“同步”意味着負債積累的同時有相應的資產積累，因此不必過於擔心債務風險；“分離”則意味着傳統發展模式到了轉型的時候，大量負債積累可能用於非生產性支出，因而並不對應着資產形成，或將導致債務風險加大。爲此，需要建立起可持續的債務積累模式。

四是從資產負債表視角看房地產財富的長期演進規律，促進中國房地產的高質量發展。根據長時段的各國資產負債表數據，自18世紀以來，房地產（房產+地產）價值佔社會淨資產的比重大體處於攀升態勢，二戰以來尤甚。當前主要發達經濟體房地產價值佔社會淨資產比重基本在50％左右，甚至更高，而中國還不到40％，就長時間而言，中國房地產價值佔社會淨財富的比重還有上升空間；再考慮到數字技術革命與人工智能發展對土地與房地產價值的重估效應，從更長時間段來看，要拋棄房地產一片悲觀的論調。

從國家資產負債表角度探索宏觀政策存量管理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探索實行國家宏觀資產負債表管理”，充分體現出國家資產負債表在宏觀經濟治理與國家治理現代化中的重要作用。張曉晶表示，實行國家宏觀資產負債表管理意味着政策制定要更多考慮存量管理。改革開放40多年，我國積累了大量社會財富，家底變得非常厚實；與此同時，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經濟增速放緩，“這意味着，當前我們正處於需要重視存量管理的階段”。

張曉晶進一步解釋，過去宏觀政策更多關注的是對GDP等增量指標的影響，但實際上，這些政策變量也會對存量（如資本積累、公共債務等）產生長期影響。有時，政策變化於增量而言影響甚微，但對存量卻有較大影響。因此，政策出臺要基於存量與增量的辯證關係進行綜合考量。

“比如下調利率短期看對刺激需求收效不大，但對於減少利息負擔，保證債務的可持續性卻大有幫助；增發國債會帶來赤字率的提升，但考慮到中央政府債務存量佔GDP比重較低，赤字率高一點可能並無大礙。”張曉晶稱。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劉俏表示，衡量宏觀槓桿率的合理指標或許不應是債務與GDP的比例，因爲GDP不能充分反映整體一國的整體價值，中國不再是全球市場的因變量，正在成爲自變量，衡量宏觀槓桿率的合理指標是債務與整體價值的比例。從這個角度看，我國的財政政策仍有加力空間，未來較長時間內，我國具備實施寬鬆財政政策的條件，投資應着眼於提升整體價值。

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白重恩也表示，政策制定過程中需要打破“投資是積累，消費是消耗”的思維定式，當我們和其他國家作比較時，有時會說，其他一些國家的赤字都被用於消費了，我們的赤字都用在搞建設上了；這隱含的意思是搞建設是正面的，消費掉沒有帶來正面的影響。但拉長時間看，消費會帶來對企業的新需求，從而帶來產業創新和發展，以及技術上的更多積累。因此，消費也可能帶來積累；相反，如果投資帶來虧損，這樣的額外投資其實是摧毀了價值，而不是增加了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