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麥肯錫全球資深董事合夥人王錦：全球創新藥收入三分之二來自併購合作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季媛媛 上海報道自2023年底至今，全球藥物市場一片熱火朝天，重磅交易頻頻發生，“MNC到中國‘掃貨’”更是近段時間頗受熱議的話題，而這個趨勢纔剛剛開始。

近日，根據布法羅大學（University of Buffalo）發佈的一項公告顯示，默沙東以2.08億美元收購了生物技術初創公司Abceutics。這筆交易的潛在對價高達2.08億美元（約合15.05億人民幣），包括根據協議候選管線的進展支付的或有里程碑付款。

公開信息顯示，Abceutics核心團隊設計了“有效載荷結合選擇性增強劑”（payload-binding selectivity enhancers，PBSEs）來結合和中和雜散有效載荷分子，防止抗體偶聯藥物（ADC）殺傷健康細胞，以此提高ADC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此前，默沙東在ADC領域的交易多是引入產品管線，本次收購Abceutics，默沙東的重點卻是引進PBSE技術，這也是默沙東完善ADC板塊的又一重要舉措。

除了默沙東，本月初（4月3日），丹麥哥本哈根和美國納斯達克兩地上市的Genmab A/S與ProfoundBio（普方生物）達成18億美元全現金收購協議，該交易預計將於2024年上半年完成。普方生物定位明確，專注於開發下一代ADC產品。在其管線中已有三款ADC產品進入臨牀階段，普方生物也因此成爲了我國繼亙喜生物、信瑞諾、葆元醫藥之後第四家被併購的中國Biotech。

在諸多交易信息公佈後，不少業內人士也指出，未來我們可能會看到Biotech之間併購兼併，實現“抱團取暖”的優勢互補和資源整合。麥肯錫全球資深董事合夥人王錦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專訪時表示，對於大型跨國藥企而言，通過併購、許可授權獲取“外部創新”和“內部研發”具有一樣重要的意義。

“從歷史數據來看，全球創新藥收入的大約三分之一來自企業‘內部研發’的產品，另外三分之二來自於併購與合作（包括授權許可）。對於全球前20名的跨國藥企，當前臨牀階段的產品數量中平均55%來自於‘內部研發’，45%是來自於‘外部創新’，但有些公司對外部創新的依賴度遠遠高於平均值,達到60%-70%。”王錦說。

但在此過程中，如何將“內部研發”+“外部創新”實現“雙輪驅動”，也成爲需要關注的話題。

MNC頻頻掃貨Biotech

隨着資本市場遇冷，企業估值跌入底部，加速了國內創新藥企收併購潮起。

根據IQVIA數據，生命科學領域的許可活動在2022年降至疫情前的水平以下後，在2023年進一步減少，因爲各公司似乎更加謹慎地選擇他們獲取許可的產品類型。與整體交易活動的趨勢相同，生命科學領域的許可交易量從2022年到2023年下降了21%，原因是交易者更加謹慎，並重新調整了管線資產的優先次序。

儘管許可交易量持續低迷，但與前幾年相比，2023年的許可支出水平仍相對穩定，已披露財務數據顯示所有許可交易的潛在總金額爲1574億美元，僅略低於2022年的1606億美元和2020年的1610億美元，而2020年生命科學領域許可交易的生物美元數量創下了歷史新高。2023年，許可交易的平均值增長了7%，達到6.37億美元，交易額中位數上升了15%，達到2.31億美元。雖然2022年最大的許可交易額高達94億美元，但2023年默克和第一三共簽署展開220億美元的合作創下了歷史記錄，是迄今爲止總交易額最大的許可交易。

另據醫藥魔方NextPharma醫藥交易數據庫顯示，2023年，中國創新藥通過合作和許可方式BD出海的交易數總計56起。其中，手握充足資金的MNC是不容忽視的一大主角。在56起BD出海交易中，MNC擔任買方的交易就達20起，佔比近一半。這些交易總計涉及8家MNC。

2024年開年，中國創新藥通過合作和許可方式BD出海的交易數已有11起，MNC來中國“掃貨”也出現了併購的形式。

之所以會出現這一現象，也是由於中國創新藥企業發展較爲快速。王錦介紹，中國生物科技公司產品的對外授權交易和公司被收購最近受到很高的關注是因爲這類交易在過去的12個月加速。在2023年共有39箇中國本土創新產品授權美國和歐洲市場的交易。這個數量的增加是積極的信號，反映了中國本土創新的速度和臨牀價值的競爭力不斷提升，並且得到跨國藥企更多的認可。

“BD並不是生物科技公司沒有資金或人才以自建商業化團隊情況下不得已的選擇。對於生物科技公司而言，BD合作是公司主要的發展模式之一。我們研究了全球1000家生物科技公司，其中203家有商業化階段的產品（其餘797家公司的產品都還在臨牀前或臨牀開發階段）。”王錦稱，對於這203家生物科技公司，只有67家建立了自己的商業化團隊（其中24家在美國、歐洲、亞洲等多個區域建立了團隊），其餘的136家生物科技公司都是通過對外授權交易實現了產品的商業化。

生物科技公司和Biopharma公司有不同的價值鏈佈局和核心能力，可以最大化整個行業的價值創造。對於生物科技公司而言，自建商業化團隊、自建生產基地並不是默認的選擇，在大多數情況下，因爲產品組合規模和經驗的侷限性，自建商業化營銷和生產能力可能會是效率較低的選擇。

“如果在考量了外部合作的路徑之後，生物科技公司選擇自己推動商業化，除了通過招聘行業相關領域的領軍人才組建團隊之外，應充分利用科技和數字化賦能。”王錦說，在傳統的大型醫藥企業，推動數字化賦能全渠道營銷是很複雜的“工程”，但是部分領先企業已經開始看到轉型的業務成效。

當前Biotech成色幾何？

如果說2023年中國創新藥企對外授權合作項目數量和金額均刷新了歷史，那麼2024年正在掀起中國Biotech被收購的歷史大潮。而據不完全統計，2023年跨國藥企瘋狂掃貨ADC藥物，一半以上的標的都來自中國藥企，而這一熱潮2024年仍在。

談及當前中國醫藥市場環境，也有不少創新藥企負責人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直言：之所以ADC成爲熱門，也是由於基於現在的新競爭態勢，創新是主旋律。“無論是已經上市的還是將要上市的ADC藥物，在不同適應症的應用、治療的不同階段，都需要以全新的方式去理解未滿足的臨牀需求，對於大癌種開創一個全新的藥物品類。因此，ADC領域有海量的機會等待大家去發掘。”

除了ADC藥物，對中外藥企而言，探尋“源頭創新”品種也成爲當下的主要戰略方向。但，創新不是自娛自樂的過程，更不是展示幾個幻燈片和創新點就可以實現。想要做出創新產品必須具備臨牀優勢，臨牀產生價值也被認爲是創新的最終意義所在。而在創新爲王的時代，真正的技術創新佔企業成功的20%-30%，而產品最終的商業化也成爲創新破局的關鍵點。這也意味着，如何實現創新轉化依舊成爲待解的難題。

據麥肯錫團隊調查發現，研發管線的“卷”在全球範圍內都是不斷加劇的一個現象。在2000年，麥肯錫對於當時全球最熱十大靶點，針對每個靶點的管線產品（包括總部在美國、歐洲和亞洲的公司）分別有5-11個。在2020年，對於最熱的前十大靶點，平均針對每個靶點的全球管線產品的數量高達20-60個。中國創新醫藥在過去幾年嚴重的研發扎堆之後逐漸迴歸理性，但是具有很大市場潛力的靶點（如GLP-1）必然會吸引大批的創新藥企和投資者。

面對卷，破局沒有秘訣和捷徑。最終在激烈的競爭中捕捉到了機遇的創新藥企有三個共同點：一是選擇了正確的方向（包括治療領域，技術平臺），二是在產品層面實現了差異化（差異化的機制，差異化的臨牀設計，差異化的適應症）；三是高效的執行。這三點聽起來平淡無奇，真正能夠做到的公司卻寥寥無幾。

至於想要真正做到“源頭創新”，在王錦看來，關鍵詞是“協作”和“轉化”。具體而言，要形成高效率的創新產業鏈，需要促進早期研發的各參與方（包括高校、研究機構、生物技術企業、藥企、投資機構）加強互相協作，減少技術流通障礙，實現基礎研究向產業的轉化。

“要實現協作和轉化，需要解決在人才和資金兩個方面的深層次挑戰。”王錦表示，全球都面臨轉化人才缺乏的問題，中國在“交叉性、複合型人才”方面面臨的挑戰尤爲突出，需要培養一批能夠融合科學研究和醫學實踐的“醫學科學家”。中國領先醫學院近年來開始開展旨在培養醫學科學家的MD-PhD項目，從教育體系出發、着眼長期解決人才的結構問題。此外，促進人才在學術界、醫學界、產業界之間的雙向流動也十分關鍵。

而資金方面主要是要解決創新鏈條上的資金斷層。“從研發經費投入的來源類型來看， 公共投入支持基礎研究，VC和PE資金支持產業發展，但公共投入和早期VC目前都還不能有效支持基礎研究成果產業轉化的起步階段。要發揮更大的科研成果創新源頭作用，未來需要更多的高容忍度的耐心資本和種子基金。”王錦說道。

收購雙方的權衡

從全球範圍來看，跨國藥企收購Biotech已然是一套成熟運行的商業模式，資本寒潮中，資金鍊充裕的跨國藥企更是屢屢出手。在與自身發展戰略契合的基礎上，跨國藥企精細評估Biotech的管線資產以及創新價值之後，收購目標企業從而完善產業佈局。

對於Biotech來說，在目前行業環境下，“出海”、“被收購”可以說是突圍生存困境的新選擇。特別是在“出海”層面，醫藥研發投入大、風險高，一款有臨牀價值潛力的產品需要在全球多個市場上市才能帶來可持續的商業回報。目前中國市場佔全球創新藥市場規模的比重不足5%，捕捉海外市場機遇尤爲重要。不少Biotech企業在兩個層面思考“國際化”戰略。一是產品在海外市場的上市；二是公司在海外的佈局。

“我們看到中國的創新藥企在過去幾年在獲得了更多的在海外審批的經驗。一方面對美國、歐洲的監管要求更加深入，與專家在前期的互動更加主動，對全球臨牀試驗運營的複雜性有更好的準備；另一方面，與潛在的共同開發的合作伙伴開展充分的溝通和數據共享。我們有理由相信，中國本土創新的產品在美國FDA獲批上市的數量會不斷增加。”王錦說。

另外，王錦認爲，全球性的生物醫藥企業(Biopharma)，全球生物科技企業 (Biotech), 或是立足中國的生物醫藥企業“出海”會出現更多元化的戰略選擇。全球性的生物醫藥企業門檻極高，不僅需要具有世界級競爭力的產品或技術平臺，而且需要有全球的價值鏈佈局，全球化的管理體系和企業文化。

“我們希望在未來五到十年看到一小部分的中國醫藥企業能夠成功轉型爲源自中國的全球化企業。對於大多數的創新企業而言，可能成爲具有全球水準的研發和BD能力的全球生物科技企業，或是憑藉快速跟隨式的創新和高效運營，在中國和新興市場創造價值。”王錦說。

至於“被收購”，歷史上不少外部創新主要源自歐美的生物科技公司。2023年以來，對跨國藥企的這一動作更加頻繁，中國創新產品和公司頻繁出現在跨國藥企的交易新聞裡，出現了九筆跨國藥企和中國公司面向全球市場的資產授權交易；此外，跨國藥企還完成了三筆針對中國公司、面向全球市場的收購。

在中國創新產品對外授權交易中，一半左右是聚焦新一代的技術平臺（如ADC）。另外一個角度的數據看也驗證了中國創新在技術平臺創新中的全球競爭優勢，即源自中國的抗體偶聯藥物在全球針對ADC這一技術平臺的共33個對外授權交易中貢獻了10個授權交易。

“中國在技術平臺上凸顯的優勢來自於兩方面，第一是工程優勢，也就是在現有的技術上快速迭代，依託於強大的理工科人才和技術能力儲備；第二是中國速度和規模，採用有韌性、效率爲先的工作模式，以‘中國速度’快速生成臨牀和PoC數據。”王錦強調，我們相信中國企業有潛力將競爭優勢延伸至其他技術平臺和藥物機理，例如雙/多特異性抗體、細胞基因治療(CGT)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