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中國科學院院士王貽芳：做科研不要太在乎一時得失，需看一輩子的積累

▲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長王貽芳在首屆國際基礎科學大會期間接受“東西問”客戶端記者專訪。（視頻來自“東西問”客戶端 視頻製作/崔相光）

【東西問客戶端7月26日電】近日，首屆國際基礎科學大會在北京開幕。基礎研究是人類認識自然和宇宙的“鑰匙”，是推動科技創新、引領人類未來發展的“燈塔”。中西教育及科研環境最大的區別與差距在哪裡？如何破除科研評價體系的“唯論文”“唯帽子”現象？東西問客戶端專訪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丁肇中的學生——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長王貽芳，對此進行解讀。

現將採訪實錄摘要如下：

記者：您曾說大學時之所以選擇物理，是因爲不喜歡背生物化學，而數學又太抽象，那您是什麼時候發現自己真正愛上物理的？

王貽芳：我這個人不是特別愛東張西望、覺得什麼都好，中學時覺得物理還是挺有意思的，相比起來，覺得化學、生物沒有意思，數學也還行，但覺得作爲一生的專業也不是那麼理想，最後選擇了物理。進了物理系，學下來覺得也還行，就繼續學下去。大學快畢業時，丁肇中先生到中國來選學生，到他的實驗室去做高能物理，能去一個世界頂尖實驗室跟頂尖的科學家學習，我認爲是人生的一個機會。後來經過筆試、口試順利選上，畢業後就去歐洲了——丁先生在日內瓦的實驗室。

記者：您曾跟隨丁肇中從事科研長達約十年時間，丁肇中對您最大的影響是什麼？

王貽芳：我去的時候幾乎是一張白紙，既不懂高能物理，也不懂如何做科研，就跟着別人做。實驗有400多人，是當時最大的國際合作組，從這400個人身上就可以學到很多東西。作爲年輕的學生，開始跟丁先生接觸並不多，差很多層級，夠不上，但也可以看到，他如何管理一個400多人的團隊，如何凝聚大家的共識，如何選擇題目。有些事情他從來沒問過，有些事情卻天天問，就能知道他關心的事情是什麼。

快畢業時因爲文章的原因跟他的接觸比較多，到了博士後階段，我進了丁先生的麻省理工學院（MIT）組，接觸就更多了。我從他身上體會最深刻的一點就是選題的重要性。他關心的是最重要的科學問題，用一個不太恰當的比喻，就是這件事情是否重要到“青史留名”的級別？你的文章20年以後還有沒有人讀？另外，他經常講的一句話就是，做事情要比別人好很多，比如好十倍。如果能好十倍，就不擔心別人的競爭或被追上。

記者：近日，深圳醫學科學院（籌）創始院長顏寧說自己在參加博士生推免面試時問了一個問題，“這一輩子有什麼科學問題或者技術難題，你能解答或者突破，就覺得今生無憾”，但20多位同學的回答，沒有一個讓她眼前一亮。您怎麼看待“顏寧之問”？您作爲博導，在招學生時最看重什麼？

王貽芳：一方面要鼓勵學生有遠大的志向，有了志向，其他的可以慢慢培養。如果一個學生還沒有經受過完整的訓練，對前沿科學還不是特別瞭解，他確實很難提出什麼是最重要的問題。回過頭來想我自己，我不認爲我在大學畢業甚至博士剛畢業時，就想清楚了這些問題。喜馬拉雅山一定是在青藏高原上的，有些東西必須有基礎，有積累。

當然，青年人沒有高遠的志向，這個問題確實也存在，現在大家更多着眼於好工作、好待遇等個人利益相關的事情。我們年輕時也不能說毫無私心。那時流行一句話叫“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這並不是說有宏大的志向，“不怕”就是指“有碗飯吃”，還是跟個人利益有關，只是沒有那麼直接而已。

理解是一方面，對年輕人還是要鼓勵。我們不要求每個人都完全忽略個人利益、可以爲科學不顧一切地獻身。不需要每個人都做到這一點，有百分之一、千分之一、萬分之一的人做到就行。

至於帶學生，我作爲所裡的領導，如果挑學生就侵犯了別的導師的利益，所以我都是等着“被分配”學生。我帶的學生有不能畢業的，也有延期畢業的。當然，雖然延期畢業，但有人後來也很成功。相反，有的雖然讀博士期間研究工作做得很好，不代表以後就一定成功。人生是場馬拉松，不是百米短跑，不要太在乎一時的得失或優秀與否，最終看的是一輩子的積累。

▲王貽芳7月16日在首屆國際基礎科學大會開幕式上發言。（圖片來自“東西問”客戶端）

記者：首屆國際基礎科學大會正召開，您在歐洲、美國等多所高校和研究所都待過，您認爲中西教育及科研環境最大的區別與差距在哪裡？

王貽芳：我們的孩子總體來說主動性不夠，很難讓別人感覺到是在全力以赴地在做事情，常常在等。這跟我們的中學、小學教育有一定關係，到了大學，想把它改過來，很難。甚至有的到了研究生，還需要導師“抱着走”。很多孩子找不到內生的驅動力。不是說外國學生都有內驅力，但平均來看，我們的比例偏低。

這跟家庭教育也有關。我不知道有多少中國父母可以放任孩子，不陪着做作業。我的孩子從小我就對她說，你自己該把作業做完，你自己該想好帶什麼東西去學校，如果你被老師批評，那是你自己的事。也許她在學校不能得到老師特別好的評價，因爲她經常會犯錯，但時間長了後，她的自我約束與自我管理還是不錯的。

記者：您女兒本科是在麻省理工學院學物理，有受您的影響嗎？他們這一代人和您當初學物理，各有什麼優劣勢？

王貽芳：學物理是她自己挑的，她會問我的建議，我給她分析，但絕對沒有要求她學物理。我建議她自己挑專業再自己去試。美國大學的好處是到第二年才選專業，她有一年的時間去了解。大學第一年，她試了四個實驗室，跟四個教授都做了點研究工作，覆蓋從計算機科學、凝聚態物理到高能物理再到天體物理，什麼都試過，最後挑了高能物理。其實麻省理工的人工智能專業很厲害，但她自己沒太大興趣。這是她自己一輩子的事，一個人必須要學會承受自己選擇的後果。人一輩子要做很多選擇，如果沒有這種能力，那將來的日子會比較艱難。

他們這一代人和我們當初學物理相比，條件好了很多。他們的英文能力、溝通交流的能力都比我們強，看書、查資料也容易很多。

記者：您曾說，“科研沒有成功學，創新只能來自熱愛”，但目前論文、“人才帽子”等依然是中國高校考覈的重要指標，如何化解這種矛盾？

王貽芳：論文總是要發的，一方面是總結成績，另外一方面也是學習的過程。寫論文很能檢驗一個人是否把研究工作做得完整、紮實、全面、沒有漏洞。所以我們有時候鼓勵學生不是做完了再去寫，是做之前就要寫。寫出來後，邏輯就會清楚很多。但不要爲寫論文而寫論文，只要課題選得好，目標高遠、意義重要，技術水平比別人高很多，那研究過程的每一點都是可寫的。

總的來說，我這一生沒有太多發論文的壓力，只要你的東西確實有創新性，每個地方都是可寫的。沒有創新性，絞盡腦汁爲寫論文而寫論文，當然會很痛苦。所以，首先不要瞄準寫論文，而是要做一個好的研究，只要是好的研究，哪怕還沒有做完，哪怕只是在階段的進程中，那也是可寫的，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完）

受訪者簡介：

王貽芳，1984年畢業於南京大學，同年赴歐洲核子研究中心丁肇中領導的L3實驗深造。1991年獲意大利佛羅倫薩大學博士學位，曾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斯坦福大學工作。

現任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長，是中國科學院院士，俄羅斯科學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領導完成BEPCII/BESIII相關工作，提出大亞灣中微子實驗方案並率領團隊發現了一種新的中微子振盪模式，被《科學》雜誌列爲2012年全球十大科學突破，榮獲2016年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和“基礎物理學突破獎”。提出江門中微子實驗和環形正負電子對撞機方案。

記者/陳瑜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