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墜落的審判”後，男人成爲“可憐的東西”
出品 | 虎嗅青年文化組
作者 | 黃瓜汽水
編輯 | 渣渣郡
本文首發於虎嗅年輕內容公衆號“那個NG”（ID：huxiu4youth）。在這裡，我們呈現當下年輕人的面貌、故事和態度。
想要掀翻中國最高學府的屋頂，只需要一部法國電影。
如果不是在北大的禮堂發生一場火藥味極濃的性別論戰，恐怕大部分中國觀衆並不會留意一部低成本且沒有影星的歐洲藝術片。
當《墜落的審判》來到中國之後，連法國導演茹斯汀都感到驚訝：
沒想到，中國人對性別議題如此熱情。
《墜落的審判》能夠引起如此廣泛的關注，首先是因爲它拿獎拿到手軟。
今年的戛納電影節，這部電影拿下了主競賽單元的金棕櫚獎；奧斯卡頒獎典禮，它作爲外語片拿下了5個提名以及1個獎項。
這部血統純正的女性主義電影，講了一個微小但沉重的故事——
女作家和兒子在屋外發現了墜樓死亡的丈夫的屍體，作爲唯一一個在場的人，女作家被作爲第一嫌疑人進行審判。在這場庭審中，痛苦的婚姻生活碎片被迫攤開在公衆和兒子面前，女作家也要經歷一場社會對女性的審判。
而一場北大首映禮，爲這部電影抹上了一筆不同的色彩。
3月24日，這一天被網友稱作“戴錦華受難日”，在場的兩位男性給金棕櫚獎女導演茹斯汀·特里耶一點“中國的爹味震撼”。一連串新詞誕生：肯肯而談，爹爹不休，男言之隱。
原來我們中國也有自己的“肯”（Ken，芭比電影裡代表傳統男性的角色），簡稱“中肯”。
茹斯汀大老遠跑這一趟真不虧，圍觀一場首映禮，回去多了200個G的新素材。如果這些素材能變成她下一部電影的創作靈感，那纔是絕妙的閉環。
北大合戰那天的陣容不可謂不豪華——
如果按性別劃分，可以分成兩個陣營。
一方是奇葩說辯手陳銘作爲首映禮主持人，北大法語系教授董強（北京大學博雅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大學燕京學堂院長）。
另一方是著名的戴錦華老師（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大學電影與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以及臺下的大部分觀衆和媒體人。其實現場的翻譯老師繳蕊，也是一位電影領域的學者（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講師，巴黎高等師範學院-巴黎第三大學現代文藝研究所THALIM電影學博士，北京大學文學碩士）。
在北大這所中國最高學府，人們本來期待的是一場同等水平的思想交流，結果現實卻成了一場性別笑話。
通過網絡上流出的視頻資料可以看出，這場映後交流就像陷入戰火的薩拉熱窩。
而點燃這場戰爭的催化劑，就是主持人陳銘。
或許是出於辯手的職業病，他包攬了太多發言的機會，恨不得在舞臺上做完一辯做二辯，做完三辯做四辯。
辯論的核心就是反駁。陳銘在無意識中引導了戴錦華和董強兩位意見相左的老師互相反駁，而不是給嘉賓空間發表自己的意見。以至於臺下的北大學生數次憤怒地打斷喋喋不休的陳銘，大喊着“讓導演說話！讓導演說話！”
就像一面詼諧的鏡子，映出一個正在發生的現實：女性的嘴在電影和現實中，都被捂住了。
讓這場戰爭走向白熱化的，是網友評價“爹味超標”的男教授。一個停留在舊秩序的溫存之中的男性，緊緊攥住自尊不願放手。
董強教授一上來就誇獎茹斯汀導演“比我想象中的年輕漂亮”，並且將這段“恭維話”重複了兩次。
在一些憤怒的網友看來，這套話語結構有點熟悉。如果將這句漂亮話翻轉過來，就能讀到他背後的語義。一個拿到了戛納金棕櫚獎的藝術片導演，大概率不會是一個女性，更大概率不會是一個年輕、漂亮、打扮時髦的女性。
說起“墜落”的意象，董強教授展示了自己的學術思考：
“爲什麼我覺得這個電影是更年長的女導演（拍的）？因爲‘墜落’這個意象在法國文學、西方文學裡是非常傳統的。比如蒙田，從馬上墜落，（引發）對自己存在感的探索；詩人亨利·米修，一隻腳摔斷，會思考存在的方式，身體與社會、個人（的關係）。”
話音剛落，戴錦華教授就給出自己言簡意賅的意見：“墜落就是跳樓。”
戴錦華認爲，這部電影應該從性別視角進行解讀：
“在現實許多家庭中，男性被放在‘傳統妻子’的位置上。而千百年來，我們鼓勵女人在這樣的位置上，做家務，承認事業上不如自己的伴侶，家裡人有任何事故，都要陷入深深的負疚和社會的責備中。男性被放到這個位置上的時候，會發生什麼？這是特別讓我去思考的。我們是在什麼意義上，作爲男人、女人、丈夫、妻子，成爲在社會中艱難求生的個體？我認爲這是女導演的視點，纔會把這樣的真實，如此準確、隱忍、精緻地表達出來。”
但董強教授不認同這種觀點，他認爲這部電影不需要強行套上性別議題。
“我覺得今天整個氣場，我們男的就不行了已經。我這個人吧，真的不願意看一部電影上來就進入這種男女的討論，我不是這麼看電影的。I'm sorry to say，看電影上來就讓我去看裡頭誰起到了所謂的更重要的作用，像女的是不是忍辱負重什麼的，太沉重了。”
“大家跟着真實往前走，對我來說最感動的是這個，而不是男女誰的地位高什麼的，我很少帶着這樣一種眼光去看電影，對不起。”
戴錦華轉頭就詢問導演“你認爲性別議題是不是這部電影創作的重要核心”？ 導演回答：“是”。
當戴錦華的發言不斷獲得現場觀衆的掌聲時，董強教授持續表示不解：“我不知道怎麼大家這麼狂烈地鼓掌啊”，他對電影的理解和大部分觀衆的理解不同時，他表示“I'm sorry to say，你們應該再看一遍。”
戴錦華也很無奈，只能冷靜地迴應他：“我的想法不值得這麼反駁，可以不用浪費時間。”
而全場最具Kenergy（肯能量，即爹味）的一幕，是董強教授爲了自證法語系的榮光，堅持要用法語向茹斯汀提問。
他的原話是這麼說的：“最後一個問題由於時間關係，我用法語來問，我會用中文再說一遍的。”
一位女觀衆和她旁邊的女觀衆幾乎在同時捂臉嘆氣：我們都太熟悉這套操作了，這種“我一定要再教你點什麼”的男性魅力時刻。
給現場進一步煽風點火的，是陳銘略顯陰陽的陳辭總結：
“可能臺上的主持人和嘉賓發言讓您不悅，在此深表歉意；但如果僅僅是因爲我們的性別讓您感到不悅，我們也要深表歉意，這確實不是我們自己的選擇。”
他仍然自憐地認爲，那些被噓聲覆蓋的發言，是臺下觀衆出於對性別身份的不滿，而不是他們的陳舊與傲慢。
和這部女性主義電影形成互文的，是插不上嘴的茹斯汀導演與戴錦華老師。
陳銘甚至還對翻譯老師繳蕊說了一聲“加油”，讓廣大網友也頗有微詞：繳蕊是巴黎高等師範學院的電影博士、北大的文學碩士，本應是她更有資格主持這場對談，是她更有能力發表專業的學術觀點。
諷刺的是，《墜落的審判》就是一部關於“女性表達權利”的電影，現實中發生的這場笑話，就是電影最完美的外延。法國媒體也報道了這場別開生面的由性別議題引發的辯論。
更幽默的是這場辯論後續的“破防時刻”。
董強教授接二連三在微博上自證。他痛心於“你怎能指望明明長着眼睛卻不‘看’電影，讀過幾段電影分析，聽了幾句女權金句就覺得懂電影的人進影院，看電影。”
還有一件趣聞，是網友扒出來董強教授曬在朋友圈的照片，在未告知舞臺上其他人的情況下，舉起手機對着他口中“年輕漂亮”的女導演自拍。
按理說，自信的強者不需要尋求任何人的認可。
董強教授隨後又曬出了自己和楊紫瓊的合影，並且重點強調，楊紫瓊“確認了我的很多感受”。
他兩次強調自己會將電影名翻譯爲《墜亡剖析》，如果你看得懂法語“Anatomie d'une chute”，會發現這其實就是一句法語直譯。
但如果我們換一個角度看，北大的這場思想大戰並不是荒唐的鬧劇，反而意義非凡。
在後續接受NOWNESS的採訪中，導演茹斯汀表示，中國觀衆讓她有些意料之外的震撼：沒想到這裡的人們對性別的討論如此火熱。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中國的觀衆真的非常熱衷於探討性別，包括男性與女性的位置，以及他們之間的關係，當然還有女性主義的理論與方法。我之前參與過世界各地的放映，去過美國、加拿大等不同的國家，就我個人的感受而言，中國觀衆會比其他地區的觀衆更關注性別問題。”
甚至中國觀衆對性別議題的敏感，已經遠超其他西方國家的觀衆。
“中國的觀衆在分析《墜落的審判》時，會探討夫妻中女性的職責問題，會探討女性在社會中的位置，會用各種女性的視角解讀其中的情節。這種熱潮在別的國家其實比較罕見。我覺得非常震驚，也很受觸動。我第一次感覺到這部作品真的發揮了切實的意義，真的能夠對社會產生影響。”
回到電影《墜落的審判》本身。
《紐約客》評價這部電影是“a magnificently slippery thriller”，一部傑出的、絲滑的驚悚片。它的恐怖之處在於，婚姻的真相不忍細看。
所謂的“墜落”，除了字面意思的“墜樓”，還有一層隱喻：傳統男性話語與權力的墜落與崩塌。簡而言之，就是當一個男性處在女性的處境時，他就會走向自我毀滅。
故事的主角是女作家桑德拉（德國著名女演員桑德拉·惠勒飾），她和丈夫塞繆爾、兒子丹尼爾住在法國阿爾卑斯山間的小木屋裡。
桑德拉的形象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女性主義符號。她身材高大，面孔堅毅；她強大，事業有成，是知名作家；她冷靜，幾乎對一切問題都保持客觀和鎮定。她是一個高濃度的理想女性主義化身。
影片開場，一位年輕的女學生來到雪山中的木屋，慕名採訪大名鼎鼎的女作家。但很快，女人們的笑聲被一陣嘈雜刺耳的音樂聲打斷了。
樓上是正在裝修房子的丈夫塞繆爾，他大聲播放着美國說唱歌手50 cent的歌曲P.I.M.P.（皮條客），這是一首很常見的流行歌曲，同時也是一首厭女的歌（在美國說唱中，大部分都是以厭女爲主題的創作，這已經被視爲說唱領域的創作傳統）。
採訪很快就中斷了。此時，有視力障礙的小兒子丹尼爾，出門去溜家裡的邊牧犬史努比。一段時間後，當丹尼爾回到木屋，邊牧犬史努比開始恐慌地吠叫，丹尼爾靠近時纔看清楚，雪地上躺着的是父親塞繆爾的屍體。
當警方勘測現場時，發現塞繆爾頭部疑似受到重物撞擊，自殺之外的可能，便是妻子的謀殺。一場漫長的審判等待着桑德拉。
經過警察、法醫、律師、專家們的各種推測和討論，兩種可能性擺在面前：
要麼是塞繆爾自己跳樓，頭部撞到了樓下的房檐；要麼是桑德拉在憤怒中襲擊了丈夫的頭部，並將他從護欄邊推了下去。
看到這裡，作爲觀衆也很難判斷女主角桑德拉到底是不是殺夫兇手。
這就是導演的敘事陷阱。甚至在影片開拍前兩天，演員本人詢問導演茹斯汀，這個角色到底是有罪的還是無辜的，自己究竟該如何表演，導演的回答是“不知道”，“我想讓她表現出無辜的樣子”。但她到底有沒有殺人，直到現在，也沒有揭曉謎底。
如果你相信桑德拉，那她就是無辜的；如果你不相信，那她就是虛僞的。
在審判的過程中，婚姻的暗礁與女性社會身份被迫晾曬在公堂之上，接受公權力與大衆的審視。
這是一份力量懸殊的親密關係，它倒置了傳統意義上的男主外女主內，讓女人成爲男人，男人成爲女人。
桑德拉是成功的女作家，而同爲作家的塞繆爾卻是失敗的。因爲塞繆爾的一次失誤，導致兒子丹尼爾在放學途中遭遇車禍，視力造成永久性傷害。由於承擔不起丹尼爾高昂的治療費用，一家人從倫敦搬回塞繆爾的老家。
對孩子的虧欠徹底擊潰了塞繆爾，他主動承擔了照顧孩子與家務勞動。這些變故導致他的事業走向終結，出現了心理障礙。
反觀妻子桑德拉的成功，讓塞繆爾心生怨懟：是妻子搶走了本應屬於自己的寫作靈感，搶走了本應屬於自己的時間，而自己是這個家庭中的完美受害者。
但妻子桑德拉並不接受丈夫的指控。
她並非鐵板一塊。她會安撫丈夫的情緒，她妥協來到丈夫的老家，在一個陌生的地方學習說法語，她可以在任何地方繼續工作，並且取得優異的成果。
而丈夫不去學校教書、寫不出暢銷書、迴歸家庭照顧兒子——這是成年人塞繆爾自己的選擇。
桑德拉機智地躲開了扣在頭上的帽子，年過四十卻仍然毫無成就的丈夫，想要找的第一個替罪羊就是自己成功的妻子。
“你在抱怨你自己選擇的生活，你不是受害者，完全不是。你用你自以爲是的慷慨掩蓋着你內心更骯髒卑鄙的東西。你沒有辦法面對自己的野心，還因此怨恨我。但並不是我把你變成現在這樣的，我跟這些一點兒關係都沒有。”
而這場面目全非的爭吵，被丈夫塞繆爾偷偷錄了下來。在他墜亡之後，醜陋而真實的婚姻真相伴隨着錄音在法庭上播放。這是他在死亡之前，留給妻子的最後一擊。
桑德拉在傳統性別視域中，是一個非常“不討喜”的女人。
非常有趣的是，在這段婚姻關係中，桑德拉是那個理性的強者，而塞繆爾變成了感性的、弱勢的、感情用事的人——就像千百年來被塑造成“閣樓上的瘋女人”的女性一樣，他變成了“閣樓上的瘋男人”。
但大衆無法接受這樣的“反轉敘事”，一個“男人情感崩潰選擇自殺的弱者”的故事。因爲他是男人，他爲何會這麼脆弱？要麼是妻子殺害了他，要麼是妻子逼瘋了他。
檢察官對桑德拉的指控，包括且不限於，她有雙性戀傾向，有過肉體出軌的經歷，她因爲兒子的殘疾埋怨丈夫；丈夫的心理醫生也站出來指控，是她的情感漠視導致丈夫出現心理問題。而在生前那段爭吵的錄音裡，丈夫更是將她稱作一個“冷血的怪物”。
面對這些指控，她沒有展現出一絲一毫女性的眼淚和柔弱。
她邏輯清晰，思辨有力：如果今天是自己的心理醫生作爲證人，也能說出幾百頁對丈夫不利的指控。沒有任何一段婚姻經得起抽絲剝繭的分析。
在整個庭審過程中，作爲德國人的桑德拉，用英語迴應法語的質詢，在這片非母語的土地上，她冷靜地捍衛着自己的真相。
這是一個真正的成年人形象。對於那些停留在巨嬰階段的人來說，桑德拉的成熟和冷靜，讓人難以消化，於是順理成章地指責她是一個過於冷漠無情的妻子。
即便她會照顧丈夫敏感的自尊，即便她會用“我愛你”安撫對方，即便她在丈夫死後，仍然試圖挽回對方的形象，不願意在一開始就公開丈夫服用抗抑鬱藥的事實。她一邊克服阻礙實現成功，一邊承受傳統女性的負累——像所有女強人一樣。
男性的脆弱更加不堪一擊。
桑德拉在向法庭自證時，不斷強調“我在任何地方都能工作”，她堅定而野心勃勃，打破了刻板印象中女性的一切弱點——這正是她的丈夫無法做到的，當一個男人被困在家裡的時候，他的脆弱便掠奪了他的一切。這個擊潰他的困境，也是千百年來女性需要面對的常態。
桑德拉的律師說出了這部電影的題眼：這個女人的罪過，僅僅是在丈夫跌倒的地方成功了。
茹斯汀導演在接受《紐約客》採訪時透露，在這部電影上映之後，有兩件非常有趣的事。
第一件，是很多女性告訴她，她們讓自己的前男友去看這部電影。然後她們告訴自己的前男友：“你看完就會明白，當初我爲什麼和你分手。”
第二件，是觀衆愛上了那場爭吵戲之後的桑德拉。
爭吵片段中的桑德拉幾乎殘酷地拆穿了丈夫脆弱的藉口，她的殘酷也導致了丈夫最終的萬念俱灰的自殺。
導演本身以爲，這種對伴侶隔岸觀火的冷漠，會讓觀衆對桑德拉產生厭惡。但恰恰相反，更多女性愛上了桑德拉這個角色，她自我、強大、鎮定。這讓我們近距離觀察到，性別處境是後天塑造的產物。
“女性總是待在家裡，而男性則走向世界，有時間思考、反省、產生想法，女性則沒有這樣的時間，因爲她們必須操持家務。因此，如果有一個女性角色，她是創作者，她寫書，她終於有時間寫作，那麼這就意味着，受苦的變成了男人。”
茹斯汀無意於呈現完美的女性角色。
在性別運動如火如荼的西方世界，塑造完美女性幾乎變成了政治正確的日常打卡任務。但茹斯汀並不想踏入這股潮流。
複雜的、不完美的、不夠賢良，往往纔是一個角色充滿魅力的起點，男性角色可以享受這種複雜，女性角色當然也可以。
演員桑德拉·惠勒說過，“重要的不是她有沒有謀殺，而是她從觀衆、法庭、家人那裡得到的心理投射，如旁觀者的角度來看，我們如何對待和她同樣處境的人，我們如何對待那些不是對每個人都特別親切的女性，那些不是讓每個人都感到輕鬆的女性。”
導演只是站在上帝視角，拋出了一個會撒謊、會出軌、過於強勢、語言不通、不幹家務活的女性。她需要讓我們看到，這樣一個女性，在證據鏈不足的情況下，被扔到一個針對她的法庭上，有多大概率會被判有罪。
“作爲一名女性主義者，我不想在敘事中添油加醋。我更感興趣的是展現女性的複雜處境，而不是把她們當作受害者。”
如果你翻開這些年獲獎的電影，你會發現一個明確的趨勢。
性別議題和女性主義，變成了一部電影必須先寫的“解”字，也變成了國內觀衆劃分陣營的斧子。
與《墜落的審判》同年上映的另一部電影，也在中文互聯網掀起了罵戰。豆瓣涌入了大批觀衆給這部電影打低分，表達對這部電影的憤怒和不滿。
讓艾瑪·斯通二度封后的《可憐的東西》，已經被中國觀衆罵臭了。
雖然和《墜》相比，兩部電影看上去風格迥異，講的故事也完全不同，但事實上，它們討論都是同一套東西。
二者的表現方式天差地別。
《墜落的審判》充滿了寫實風格的變焦鏡頭，像一部紀錄片一樣呈現一樁命案。而《可憐的東西》，幾乎是黑暗、扭曲、邪典版的《芭比》，是一場畸形詭異的關於性別議題的行爲實驗。
在維多利亞時期的倫敦，一個科學怪人撿到了一個自殺的女人，把她腹中孩兒的大腦移植到了女人的頭部。於是，一個全新的人誕生了，她叫貝拉，擁有成年女人的身體與一片空白的嬰兒大腦。
鮮明敏感的性別議題被拋出來：假設在一個真空的環境下，誕生了一個未經任何規訓的女性，她沒有經歷任何社會化訓練，她不被恥感和禮儀束縛，那麼她會如何實現個人成長，如何面對凝視與剝削？
這部電影給出的答案引起一片譁然——貝拉實現成長的路徑是“性”。
她在矇昧期通過用蘋果摩擦下體獲得了性快感，和風流律師私奔之後，通過納入式性行爲（她稱其爲furious jump，激烈的跳躍）打開了新世界的大門。來到巴黎之後，她又通過做妓女去認識社會和世界。
影片中大量真實而醜陋的性行爲與裸露鏡頭，讓性保守女性主義與性激進女性主義的兩派立刻打起來了。
一部分人認爲，這部電影披着女性主義的外殼，實際上仍然是服務於男性凝視的色情電影。鏡頭中充斥着戀童癖以及男性隱秘骯髒的性癖好。
性產業本身就是社會對底層女性的剝削。這其中涉及的暴力、貧窮與疾病，不應該被如此浪漫化理想化書寫。
觀衆不禁懷疑女演員是否存在被剝削的現象。但事實恰恰相反，艾瑪·斯通就是這部電影的製片人，她在好萊塢的話語權甚至高於導演蘭斯莫斯。
另一部分人認爲，貝拉毫無恥感的舉動以及黑色幽默的發言，是對男權社會的一記耳光。
當風流律師志得意滿地炫耀自己的性能力時，貝拉轉身就要拉着他再來一次。
律師無奈地表示男性身體是有極限的，貝拉認真地詢問他：所以這是男性的生理缺陷嗎？
這段對話會讓多少人心照不宣地笑出聲來。
當律師辱罵她：“做妓女是一個女人能做的最糟糕的事了”，貝拉卻在片中大聲宣佈賣淫的正當性，因爲“我的身體是我自己的生產資料。”
任何在當下社會看來過激、毫無廉恥、毫不自愛的行爲，都在宣揚貝拉的主體性。
正是因爲她沒有被任何禮法、規則、父權制度污染過，所以她無所畏懼——雖然這種孤勇顯得過分幼稚單薄。
這部電影的表達，確實有女性主義的部分，甚至能看到與《墜落的審判》呼應的細節。
當律師發現貝拉比一個風流渣男還要無情的時候，情場得意的男性瞬間變成了弱勢的一方。他無助地發現，任何父權社會制定的禮法規則都無法審判這個女人。她毫無波瀾。
在冒險的旅途中，貝拉開始對知識、哲學和閱讀着迷，但當她捧起書本，律師就會憤怒地將她的書本丟向大海，因爲她“越讀書越不可愛”。
當貝拉隨意和其他人發生性行爲，律師那副無法佔有貝拉而滑稽暴怒的跳腳樣子，正是這部影片想要諷刺的東西。
當然，這些表達和《墜落的審判》相比過於天真，未經雕琢，只是在表層輕輕劃下一道淺痕。
其中最突出的硬傷就在最開頭：任何一個女性在性啓蒙時期，都不會通過一根黃瓜摸索性快感。哪怕去了解一些兒童性行爲的基礎理論，都不會如此設計情節。
《墜落的審判》和《可憐的東西》看上去南轅北轍，實際上反映的正是當下對抗的兩種敘事與兩種價值觀。無窮無盡的脣槍舌戰，就是世界正在撕裂的證據。
在無數場令人疲憊的論戰中，女權、父權、話語、權力——它們霸佔了電影議題的時候，任何一部電影都能輕易吵起來，任何思考都會被劃爲正反兩派。你要麼支持A，要麼支持B，我要麼聲援你，要麼打倒你。
正如茹斯汀所說，中國觀衆以她未設想到的熱情，爭論着關於性別的一切問題。
她或許不知道的是，在東亞這口高壓鍋裡，性別總是鍋裡最先爆炸的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