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需要的地方
221基地的一處車站。當初，第一顆原子彈從這裡出發，運往核試驗基地。張國/攝
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那天，消息是晚間公佈的。很多地方都舉行了慶祝活動。而在它的出廠地——位於青海省一片遼闊草原上的第二機械工業部“221基地”，由於嚴格的保密措施，大多數人並不知道原子彈產自身邊。
根據不同人的回憶，這裡也有過慶祝活動，但與外地一樣，都是爲那離自己很遠的、沙漠深處升騰的蘑菇雲。有人這樣問同事：“我們國家還能製造這麼厲害的武器？在哪兒生產的啊？”
221基地的裝配鉗工黃克驥屬於少數知情者。他參加了核試驗，原子彈由他和同事手工組裝。當他們從新疆馬蘭核試驗基地返回，很多人都不知情，包括他妻子在內。
“那時候保密。”年近九旬的黃克驥這樣解釋60年前的事情。
直到原子彈爆炸後第二年，221基地的技術員劉智財去另一個工廠接收一款產品，還有人向他打聽：“咱們國家第一顆原子彈是不是從蘇聯買的？”
劉智財不知怎麼回答這樣的問題。他所在的車間就負責核材料加工，但由於隔離式的保密措施，他對別的工序並不瞭解，也從未見過原子彈，“我們只知道自己所幹的這一段、這一件”。
有過多支部隊駐紮於此，包括附近山上的空軍高射炮兵和探照燈兵。但許多士兵，直到服役期滿都不知道，他們晝夜守衛的221基地是中國第一個核武器研製基地，1958年開建，存續了36年多。中國的原子彈和氫彈都誕生於此。
另一位技術員劉書鶴是1964年來到基地的大批畢業生之一。他這年9月拿着報到證到青海時，距離10月16日第一顆原子彈爆炸只有一個月，他對此一無所知，連目的地在什麼方位都不知道。
在省會西寧的報到點，他接受的入職第一課是保密教育，那節課的高潮環節是會場內800多人舉起手臂，宣讀保密誓詞。他們的工作證蓋着“國營綜合機械廠”的鋼印，這是個掩護名稱，每個人在任何信件、任何場合，都不允許透露基地性質、規模、地理位置等信息。
來到221基地後，劉書鶴與哈爾濱工業大學的同班同學朱鴻森失去了聯繫。
50年後，在紀念第一顆原子彈的一次活動上，退休的劉書鶴抱着試一試的想法，向新疆馬蘭基地原司令員馬國惠詢問，意外地找到了朱鴻森的電話。
這時他才知道：那些年，他們一個在221基地，一個在馬蘭。在像他這樣的人手裡，中國的核武器被一步步製造出來，然後送到他的同學那邊去試驗。他們互相去對方的基地出過差，但從未相遇。他在馬蘭打聽過同學的下落，但由於保密限制，沒有任何結果。
兩個人，被同一個秘密隔開了半個世紀，劉書鶴說，他感到欣慰的是，他們身處兩地，卻一直置身於中國西北的“同一戰壕”中。
1964年10月16日第一顆原子彈成功爆炸。資料圖片翻拍
中國人的腰桿兒
2024年夏天，83歲的劉書鶴回了一次221基地。這是他離開後首次回來。30多年前，221基地撤銷，人員分散安置，有一批人包括他在內，遷到河北廊坊，創建了另一個工廠。
他告訴記者，他本來沒有回去的計劃。他年輕時在基地受過腿傷，行動不便，但又抑制不住想念。解決之道是兒子推着輪椅，陪他“回家”。
很多老人都有這種矛盾的心情，他們擔心自己的身體，又擔心回去的機會只會越來越少。
因爲各種各樣的原因，他們回到這片叫金銀灘的草原上。
他們懷念這裡連綿起伏的山巒、山巔終年不化的白雪，以及絲帶一樣蜿蜒伸展的河流。
記憶並非全然美好。當地平均海拔約3200米，空氣含氧量僅爲平原地區的三分之二。初到者需要克服高原反應。
另一些記憶與寒冷有關：這裡年均氣溫是零下0.4攝氏度，曾令他們苦不堪言。
84歲的退休工人蔣宗泰對此心有餘悸。他說，那時他們冷天裡吃饅頭，前兩口還熱，咬到第三口，就能吃到冰了。
1958年，中國政府在青海省海北州海晏縣這片水草豐美的草原上劃出1167平方公里的禁區，建設第一個核武器研製基地，實際建成區是573平方公里。
這片羣山環抱的草原被選中爲國家的核基地。爲國家讓路，1279戶、6700餘名牧民趕着大約15萬頭牲畜，僅用了10天，就遷到了外地。帶頭拆除帳篷的，是時任海北藏族自治州州長夏茸尕布的母親和姐姐。
當時，原子彈問題不但是中國面臨的科技領域最大“卡脖子”問題，並且直接影響國家的安危。
就在221基地建設過程中，在第一顆原子彈送去試驗之前，一些技術人員一度轉移到周邊其他縣城，因爲有消息說，這個新生的基地可能會遭遇國外打擊。
蔣宗泰記得，那次技術人員臨時撤離後，他們留下“看家”。
中國抽調人力組建了核武器研究所——第二機械工業部北京第九研究所，該所的221基地建設也因此展開。
在北京，第九研究所蓋起了一個樣品庫，以供存放蘇聯的原子彈樣品。
但樣品並沒有等來——兩國關係出現了裂痕。1959年6月，蘇聯拒絕向中國提供原子彈樣品和技術資料。
“這就逼着我們自己幹”，回顧這一經歷時，“兩彈一星”元勳錢學森說。
中共中央提出，自己動手，從頭摸起，準備用8年時間搞出原子彈。
1963年7月，美國、蘇聯與英國簽訂了一份條約，禁止在大氣層、外層空間和水下進行核試驗，但不禁止地下核試驗。
據朱光亞回憶，美國代表當時稱，之所以達成協議，是因爲“我們能夠合作來阻止中國獲得核能力”。
1963年，中國的原子彈研製有了突破性進展。時任第二機械工業部部長劉傑到221基地檢查工作，當時，他們確定了“596”這個數字——把1959年6月這個特殊時刻，作爲第一顆原子彈的代號。
黃克驥說，原子彈一直被視爲“爭氣彈”。“大夥兒都憋着一股勁兒。早日試驗成功，中國人腰桿兒就挺起來了。”
1964年10月16日，新疆羅布泊沙漠上空，“596”帶來的那朵蘑菇雲，標誌着一面盾牌的升起。
中國政府關於第一次核試驗的聲明裡提到了幾個大國的“核訛詐和核威脅”。
這份文稿說，“一旦反對他們的人也有了，他們就不那麼神氣了”。
觀衆在青海原子城紀念館展出的“兩彈一星”元勳照片前拍照。張國/攝
緊迫感
晚年的黃克驥，家裡掛着一幅字“汗澆血鑄”，那是對他親歷的核彈研製過程的概括。
他的從業生涯裡有過一次汗流浹背的半小時。1966年10月27日，中國第一次發射導彈核武器，那是首次原子彈、導彈“兩彈”結合試驗。
一個工人往核彈頭試插雷管的時候，有一根雷管拔不出來。氣氛立即凝重起來。領導說讓黃克驥這位鉗工去試試看。
“我腦瓜一片空白。”他對記者回憶。
儘管表示自己也“沒幹過”，他依然硬着頭皮上去，操作了半個多小時，把雷管拔了出來。這時已大汗淋漓，內衣溼透。
那是中國的第四次核試驗。他參與組裝的那枚核彈頭飛到894公里外爆炸，宣示中國擁有了可用於實戰的導彈核武器——1964年的第一顆原子彈是在高塔上爆炸的，無法用於實戰，因此，中國曾被認爲“有彈無槍”。
劉書鶴也有過那種時間變得格外漫長的經歷。一次武器退役試驗，炸藥變形後拆不下來，只能用鋸去切割。兩名工人操作，有人負責計數，提醒他們一分鐘鋸多少下。安全員在一旁澆水以防爆炸。每個人的心都揪着。工人的身上落滿了炸藥粉。
爲這120分鐘，劉書鶴給工人事先準備了兩套換洗衣物。
60年後，弓着身子爲國家“挺起腰桿兒”而流血流汗的那一代人已漸次老去，有的離開了人世。
221基地撤銷時，這些人離開金銀灘草原後的主要聚居點之一，是位於西寧市的“二二一小區”。爲他們服務的中國核工業集團二二一離退休人員管理局西寧管理處管理科科長於大華熟練地對記者說，他們的服務對象是154人，年齡最大的97歲，最小的68歲，平均82歲。
她記得很清楚，2014年1月1日，這個數字是341人。
第一顆原子彈誕生前，於大華的父親就在221基地工作。如今，她爲父輩服務。
這位“核二代”說，父輩們的集體願望，就是把“221”的故事講下去，讓更多人知道“兩彈一星”精神。
2024年，一些老人跟劉書鶴一樣，趕回221基地參加紀念原子彈爆炸60週年的活動。
2009年，當地建立了“原子城紀念館”。館裡的工作人員不時會從參觀者中發現這類老人——有的人會靜靜看完展覽後，告訴講解員，自己就在這裡工作過。一些人蔘與了紀念館的展陳工作，用他們的回憶來幫忙還原當年的情景。
幾年前，在一個閉館的日子，一名講解員見到一位老人趴在玻璃門外張望。他說自己86歲了，在221基地工作過，從江西來，很遺憾不知道是閉館日。紀念館特地爲他打開了門。臨別時，他感激地說，這可能是自己最後一次來這裡了。
紀念館多年來一直在派人回訪那些老人。副館長杜文林說，他們回訪過在高塔上爲第一顆原子彈插雷管的作業隊，副隊長葉鈞道告訴他們，自己當時不緊張，因爲動作練過無數次。等到他們找到另一人的聯繫方式，發現對方去世了。
他們2011年去北京，聽說“兩彈一星”元勳陳能寬當時身體抱恙，沒敢打擾。巧合的是，在樓下碰到陳能寬散步回家。他們“衝”了上去。那天，陳能寬爲他們題寫了館名。
另一位元勳于敏接待他們後，臨別時說了一個期待：把青海的教育抓好。
2024年，“兩彈一星”元勳鄧稼先和于敏的後人，也參加了青海的傳承弘揚“兩彈一星”精神座談會，去了他們嚮往已久的父輩工作過的地方。
他們向紀念館捐獻了一些藏品，有兩位科學家的手稿，還有一枚于敏收藏過的原子彈爆炸紀念章。
2021年，海北州政府設立了“第一個核武器研製基地舊址辦公室”。辦公室主任李興平說，這片舊址早在2001年成爲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當地制定了保護規劃。這個辦公室的職責就是編制保護方案，實施一些保護項目。221基地共有18個廠區，近300個單體建築需要管理和修復。
其中一個重點項目，是過去的一個火車站臺，已有部分塌陷，曾經繁忙的鐵軌陷入沉默。60年前，這個並不起眼兒的站臺在爲中國人的“腰桿”承重。第一顆原子彈就是從這裡秘密出發，運往試驗基地。
李興平說，他們希望通過修繕，使車站恢復原來的狀態。
他們的辦公地點，就在221基地標誌性的一分廠“105大樓”，曾是實驗部和設計部辦公樓，劉書鶴曾在一樓辦公。一些頂尖科學家在這裡進出過。
在不同廠區，他們嘗試復原一些車間。有的從檔案館裡查得到建築設計圖紙，但有的涉及保密，找不到圖紙，只能藉助老人的口述，來儘量還原。
清華大學畢業的工程師謝建源提供了很多幫助。一分廠102車間裡張貼了一份名單，是他憑藉記憶列出的某些年份的車間成員。他讓這個車間的同事又“聚”在了一起。
在這個車間，年輕的謝建源處理過棘手的核材料起火事故。那是第一顆原子彈爆炸前3個月，一些浸泡在四氯化碳中的鈾切屑在搬運時暴露在空氣中，發生了自燃。80多人出現四氯化碳中毒症狀，所幸並無大礙。
謝建源與未婚妻認真地討論過一個問題：假如沒有孩子，她是不是仍願意結婚。他常年與核材料打交道，如果受到過量輻射，影響生育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她的答案是“願意”，而他們生兒育女也未受影響。
2024年，熱心的謝建源沒有再回221基地——他已辭別人世。
推第一顆原子彈上塔。左起：蔡抱真、曹慶祥、黃克驥、朱深林。資料圖片翻拍
當年221基地的年輕人在宿舍樓前。資料圖片翻拍
沒有刻完的名字
當年的人早已四散。1995年，221基地退役，移交海北州。謝建源參與過最後的核設施退役處理工程。
得名自古代“西海郡”，這裡改名爲西海鎮，草原上又迎來成羣的牛羊。這是全世界第一個“化劍爲犁”的核武器基地。
對那段歷史，當地先是立了一座紀念碑，後來又開設了紀念館。
2023年，紀念館在戶外搭起一條“596長廊”，兩側由長長的姓名牆構成，牆上是30多年間在221基地工作過的人名。
第一個名字是阿白，到佐春香結束，刻上去的名字有31564個。
名字刻在特殊的鏽蝕鋼上，極易在手指沾上棕色鐵鏽。但字體鏤空，無論晴天雨天，光線都會透過牆壁，使這些名字不時閃着銀光。
很長年月裡，有一位科學家在此地的化名是“王京”。但在這面牆上，他以本名示人——王淦昌，中國核武器研製的主要奠基人之一。
對公衆來說，牆上的多數人籍籍無名，也有極少數如雷貫耳，受到過國家的崇高嘉獎：在首都的人民大會堂裡，在莊嚴的儀式上，他們每人獲得了一枚由500多克黃金打造的“兩彈一星”功勳獎章。那是1999年，中國第一顆原子彈誕生35年之後。
屬於力學家郭永懷的那枚獎章是追授的。獎章發出時，他已殉職31年。1968年，他從青藏高原的這個地點出發赴北京，飛機降落前，不幸發生了空難。23位“兩彈一星”功勳獎章得主中，他是唯一的“烈士”。
每位“兩彈一星”元勳都在這個紀念園區擁有單獨的雕像，但回到姓名牆上，再大的人物，也是按照姓名漢語拼音的順序，排在密密麻麻的3萬多個名字裡。每個名字擁有同樣的面積。
與郭永懷、朱光亞、周光召緊鄰的分別是郭永明、朱光輝、周光先。于敏在於海榮的左側，鄧稼先的上方是鄧家潤，陳能寬下方則是陳攀森。當年在覈武器研製中與王淦昌、郭永懷一起作爲技術上的領路人、被稱爲“三尊大菩薩”之一的彭桓武，夾在彭華述與彭換清之間——以這種方式，他又回到了念念不忘的“集體”中。
研製出原子彈和氫彈的很多年後，一些科學家憑藉這兩種核彈的理論設計成果獲得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彭桓武排在獲獎名單首位，但他拒絕把獎章帶回家裡。他交給“集體”，並寫下“集體，集集體”的贈言，表明自己的態度。
在這些科學家引領下，劉書鶴也因在這裡的工作獲得過國家科技獎勵和國務院頒發的政府特殊津貼。他對記者說：“我的體會，那是全國人民大力協同的結果，是上萬人羣策羣力攻關的成果。至於我們每個人，你最多是青海湖裡的一滴水、金銀灘上的一棵草。”
“歷史將永遠銘記所有把熱血和青春奉獻給這片土地的人們！”2009年，紀念館開館時已立過一面姓名牆，基座上有這樣一行字。
因爲資料缺失，那面牆上只有6000多個人名。年深月久，一些名字因爲鏽蝕，完全看不清楚。少數則格外顯眼，因爲不斷得到擦拭。有人甚至努力爬到幾米高的地方，用鮮豔的染料去描出某個姓名。
工程師李宗興到過第一面牆下。他參與設計過221基地的一些廠房，後來調離了這裡。從牆上，他找到一些熟人，也有一些他所知道的人名不在上面，包括他自己，這成爲他的遺憾。
2023年新建的紀念牆，收入了更多的姓名，但仍不完整。李宗興就不在其中。遺憾的是，他已去世。
紀念館館長馬清芳對記者說，名單徵集自與221基地有過延續關係的中國核工業集團、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等機構，都是在基地工作過的人員，有人因爲調離等原因，不在名單之列，需要逐漸覈實補充。
她還表示，建造時已預留了位置，會陸續刻上去。
因爲工作，馬清芳結識了不少221基地的老人。他們向這些親歷者徵集史料，組織關於“兩彈一星”的研討活動。
常有老人託她去姓名牆上尋找某個名字，拍下照片。馬清芳說，看到這些名字，這些親歷者及其家屬常說的是，“歷史沒有忘記，祖國沒有忘記”。
“他們的要求很低”，她說，“不要忘記”就是他們的願望。
“核二代”夏鵬重返金銀灘，在“596”長廊上找到父親夏永泰的名字。胡春豔/攝
艱難與禮讓
那些屬於普通人的記憶，並不都與核材料有關。
1958年9月，從河南項城縣奔赴青海的“支邊青年”蔣宗泰，成爲221基地的首批建設者。
沒有房子，他們住在過去牧民的廢棄羊圈裡，“把羊糞往外一攏，地上鋪上麥秸”。
他以爲是來開荒的，結果乾了很多工種。他修過鐵路，第一顆原子彈出發那段近40公里的鐵路專用線，是他們在零下30攝氏度的嚴寒中搶修出來的。當地一年的有效施工期只有3個月，大多數時間，要靠燒鍋爐保溫，才能澆築水泥。高原凍土，那條鐵路讓他們吃盡了苦頭。
蔣宗泰工作半年多後，河南清豐縣的張瑞林也來“支援邊疆”。他也以爲是來種地，帶着犁地的農具。依然沒有房住，他住進了10多個人一頂的大帳篷。
在凍得硬邦邦的土地上，這些早期的建設者採石，燒窯，鋪路，上山打荊條用於建房，撿回牛糞來當燃料。
早上起牀，他們的被子和頭髮會結上白霜。蔣宗泰說，“被子上每天能倒出一捧沙子”。許多人有過被夜間大風把帳篷吹翻的經歷，他們會在夜晚聽到狼嚎，或者在路上見過狼。
即使後來逐漸有了房子，也是大片的“地窩子”：在地下挖出深坑，四周堆起土坯，頂上蓋上油氈。
221基地以二分廠爲界，以東被稱爲“東伯利亞”，以西則是“西伯利亞”。
飢餓是早期的集體記憶。221基地開建不久，中國人就遇到了饑荒年月。
221基地的老人能夠清楚地記住當時每個月的人均糧食：28斤、26斤、24斤、22斤，因工種不同而不同。相同的是都遠遠不夠，沒有油水，沒有蔬菜。用來沖水喝的“醬油膏”是他們經常提到的一種調味品。
很多人去醫院尋找瀉藥解決便秘問題。醫生還遇到過因爲吃草原上的旱獺而染上鼠疫的病例。
蔣宗泰按着大腿向記者演示，說當年餓得浮腫，身上“一按一個窩，一按一個窩”。
一些務工者不辭而別。蔣宗泰同村來了4位，留下的只有他。他對同鄉說，還沒看出這個廠是幹啥的，你就走了？
他記得當時倡導的是“先生產，後生活”。後來爲了“自救”，基地成立了農副業生產處，招募牧工開了牧場，組織人們打獵、捕魚，種出土豆和油菜。
張瑞林忽然成了打魚隊一名班長，去青海湖上打魚。有一次，爲了多打一網魚，給人們改善生活，漁船返航太遲，湖面結了冰。他們一邊鑿冰，一邊硬往回開，船身劃了一個大口子，差點兒沉在湖裡。
在國家面臨困難時期，時任國務院副總理聶榮臻曾透露，1961年7月的國防工業會議上，對“兩彈”是“上馬”還是“下馬”的問題，有過熱烈的討論。
陳毅副總理的態度令人印象深刻。他形容，就是“當了褲子”，也要把原子彈搞出來。
1962年11月，中共中央成立了一個“十五人專門委員會”，任務包括加速核武器研製，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爲主任，成員包括7位副總理。
第二機械工業部九局局長、北京第九研究所所長李覺認爲，從那以後，221基地的建設進程加快了。
李覺於1958年8月，率人來紮下3頂帳篷，開始了221基地的籌建。
他的個人傳記顯示，他率領二三十人、3頂帳篷、4輛吉普車和4輛解放牌卡車。他們白天騎馬去測量，晚上擠在帳篷裡，在煤油燈下畫出圖紙。
在221基地籌建處工作過的董淑身，從南京機器製造學校畢業後，分到北京第九研究所。1961年11月底，從北京被派到“前方”。她住進了221基地的新樓房。
她看到樓下搭起帳篷。一個住帳篷的人跟她搭話，問她“苦不苦”，她說“不苦，苦慣了”。
她後來得知，這就是李覺，自己的頂頭上司，還是一位將軍。他帶頭讓出樓房，讓所有行政人員去住帳篷，把樓房留給研究人員。
“我們覺得很不忍心，又覺得這‘頭兒’真好。”董淑身對記者回憶。
在人力、物力、財力等方面，“十五人專門委員會”作了大量調度工作。
錢學森晚年回憶過，有一次開會說到經費問題。周恩來對副總理兼財政部部長李先念說：“先念同志，請你高擡貴手。”
李先念把手舉得高高地說：“對於‘兩彈一星’，我的手始終是擡得高高的。”
錢學森記得，聶榮臻曾出面給各軍區打電話，給科研人員調去黃豆、帶魚、豬肉和羊肉等，以度過難關。
研製原子彈是這個國家的優先事項。劉書鶴保存的賬本顯示，他從實習生轉正後，在221基地的月工資是126.75元，而他當時在北京和上海的同學都不足60元。
毛澤東要求“大力協同”。全國900多家工廠、科研機構和高校參加了攻關。
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的攝影家侯藝兵訪問過許多老人，與人合作出版了關於核彈和221基地的口述史著作。221基地負責採購設備的柯校枝向他們提到了一段協調設備的經歷。
1964年8月，這裡急需一臺乳膠顯微鏡，來不及從國外訂貨。中國科學院化學所新買過一臺，爲了安裝設備還拆了門，剛把大門修復。他們去聯繫，工作人員一邊說“你們一來又得拆大門，你忍心嗎”，一邊顧全大局把設備拆了下來。
紀念館裡展示的郭永懷、鄧稼先的名言。張國/攝
另一種“空氣動力學”
那些“兩彈一星”元勳，都是“協調”來的。
鄧稼先是調來較早的。1958年，第二機械工業部副部長、核物理學家錢三強請他參與國家的原子彈研製。
回到家，鄧稼先對妻子說，“往後家裡的事我就不能管了，我的生命就獻給未來的工作了，做好了這件事，我這一生過得就很有意義，就是爲它死了也值得！”
于敏被錢三強邀請參加氫彈理論研究時，感到“始料不及”。他自認性格內向，且喜歡基礎研究，對應用研究不太感興趣。
但他後來談及當初的選擇時表示，是一種很樸素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精神，促使他經過短暫的思想鬥爭以後，接受了這項“沉重的使命”。“面對這樣重大的題目，我不能有另一種選擇。”
科學家中的3個支柱——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懷是1960年同一批調來的。這一年還從各地選了105名科研骨幹，陳能寬就在其中。1962年，又調來了126人。
這些科學家裡，朱光亞是非常特殊的一位。他很早就與製造原子彈發生了交集。
1945年，美國向日本投放兩顆原子彈後，當時的中華民國也有意培養人才造原子彈。經蔣介石同意，時任國民政府軍政部次長、彈道學專家俞大維選拔6名青年學者去美國學習。西南聯合大學物理系的朱光亞和李政道就在其中。
這個計劃很快就終結了：被派出者沒有接觸到美國的原子彈技術。
朱光亞是6人中唯一真的研製原子彈的人，只不過，他服務的已不是蔣介石的那個政府。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朱光亞回到祖國。在回國的船上，他起草了一封給中國留美學生的公開信。
“我們中國是要出頭的，我們的民族再也不是一個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們已經站起來了，回去吧，趕快回去吧！祖國在迫切地等待着我們！”
221基地裡來的，除了科學家，還有黃克驥這類從各地調來的高級技術工人。
1963年，黃克驥在北京接觸過原子彈的一種試驗彈。在研究所的一箇舊車間，剛進門就看到，窗臺下放着一個大“炸彈”。技術人員告訴他，這與原子彈有關。
“我當時就愣住了，我哪能想到我們國家能做原子彈呢？”他說，自己晚上回到家裡，只能“偷着樂”，妻子對此一無所知。
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的理論設計始於1960年4月。當時的研究人員傅櫻記得，他們在4臺半自動電動計算器上開始做數值計算。前3次，發現一個重要數據與蘇聯專家當初留下的數據不符合。他們日夜“三班倒”，又算了兩個半月，第五、第六、七次計算結果仍和蘇聯專家的數據不符，但與前3次一致。經過兩個多月，他們算到了第九次。後來，周光召分析了九次計算結果，從理論上論證結果是正確的，否定了蘇聯的數據。
在推動原子彈研製中，221基地的主要組建者之一、李覺的副手吳際霖，曾以同事們熟悉的“空氣動力學”來鼓勵大家爭氣。他開會時說，我們憋足了一股氣，要把這股氣變成動力，努力工作，爲祖國爭氣，這也是“空氣動力學”。
劉書鶴從事核武器的環境實驗，是郭永懷十分關注的領域。郭永懷指導他們建了一個160立方米的高低溫實驗室，這樣能夠不受季節限制完成一些任務。
郭永懷遇難前3天，還去過這個實驗室。他告訴劉書鶴，自己要回北京一趟。他還說自己喜歡夜航。
3天后，他乘坐的夜間飛機失事。
隔了近60年，劉書鶴憶起那番對話，仍然感到惋惜。
他聽過郭永懷的課。郭永懷講課時說，原子彈這件事誰也不知道，大家都要重新學。
當初，郭永懷從美國康奈爾大學辭職回國，爲了避免再受阻，跟同事們野餐時，把自己十幾年所寫的未發表的書稿都投入了火裡。
在劉書鶴記憶裡，郭永懷是個瘦高個兒，頭上一頂鴨舌帽，戴着眼鏡，眼神非常敏銳。劉書鶴那時擔心被他問住，因爲他的問題總是很深入。同時，他又會熱情地指點年輕人去讀哪本書。
工人蔣宗泰改做廚師後，也認識了郭永懷。他在小竈食堂工作，爲這些科學家服務。
他說，小竈食堂伙食比大食堂精緻一點兒，因爲用餐的人操心用腦程度跟別人不同。有時，深更半夜還要等他們結束工作吃飯。
這些人多數有高原反應。于敏尤其明顯，他食慾不振，同事經常看到他走着走着就想嘔吐。但蔣宗泰沒見誰跟廚房提過單獨的飲食需求。
郭永懷愛吃紅燒魚，他是山東榮成人，來自沿海地區。這是廚師們所能掌握的飲食偏好。
郭永懷出事前一天，在食堂裡跟大家打過招呼，說自己明天要去北京了。
飛機失事的消息傳來，大家感到震驚。郭永懷在食堂裡留有一雙自己的象牙筷子。他去世幾年以後，他的筷子還被廚師好好地放在那兒。
“對我們來說，這雙筷子是懷念。”蔣宗泰說。
董淑身老人家裡玻璃板下壓的家庭照。鄭萍萍/攝
西出陽關多故人
221基地的建設，與原子彈研製的進度是同步的。
一位叫李凱的電工記得，早些年，他是整個基地第一個做闌尾手術的人。這是外科醫生陳長貴告訴他的。手術做到一半遇上停電，護士打起手電筒，醫生堅持做完了手術。
當時，基地靠一臺柴油發電機組來發電。遇到停電，人們會手持蠟燭爲醫生照明。研製炸藥的工程師劉振東在一個夜裡因急性盲腸炎去了醫院。爲他做手術的也是陳長貴，也遇到了停電，並且靠手電筒的光照來完成手術。
不過，這一天對他來說，另一件事更加難忘。在他的主持下，1962年12月8日，二分廠澆鑄出第一鍋炸藥——原子彈的第一塊炸藥部件研製成功了。他們一直在爲引爆原子彈研製適合的混合炸藥。
像廚師一樣，他們使用一種炸藥熔化鍋來熬製高濃縮炸藥球，需要不停攪拌，以免糊底。
從1963年3月開始，221基地迎來了大批人馬，這被稱爲“草原大會戰”。人們記得時任國防科委副主任張愛萍將軍的行前動員講話。那時，原子彈的理論設計方案已經完成。
喜歡寫詩的張愛萍用一些唐詩鼓舞士氣，比如“不破樓蘭終不還”，還有“西出陽關無故人”。不過他說，這麼多人過去，是“西出陽關多故人”。
1964年6月6日，221基地的爆轟試驗場，首次開展了全尺寸的爆轟出中子試驗，這是對原子彈理論設計方案的驗證。
爆轟試驗被稱爲“打炮”。一些小型試驗已經在離北京不遠、長城腳下的一處工地上開展過。221基地的這次爆轟試驗意義非凡，它完全模擬原子彈爆炸，只有核裂變材料使用了替代材料，其他都是實物。爆炸中，高溫碎片飛得很遠，點燃了遠處的草叢。但參加試驗的人欣喜欲狂。
那場實驗的效果，至今留在碉堡前坑坑窪窪的厚鋼板上。
劉書鶴這一批新人到來時，條件已今非昔比。1964年8月，基地落成了氣派的影劇院，被稱爲中國“西北第一影院”。直到今天，它依然是那裡的地標。
當地餐飲界的地標“紅星飯店”已經營業，請來了上海的廚師，出售正宗的貴州茅臺酒。
顯然，家庭和孩子也在增加。慶祝原子彈爆炸一週年時，劉振東所在的二分廠拍了張合影，第一排就有一個孩子被大人抱在懷裡。從年齡來看，這個孩子大致是那顆原子彈的同齡人。
對基地，許多人懷念的是當年的那種狀態。圖書館每晚坐滿了人。劉書鶴記得那時同事們經常讀書到夜裡十點。
杜文林說，當他們問起當年“苦不苦”的問題，有些老人會反問：“我們苦什麼？”
黃克驥這樣向記者解釋：“對我們親手裝過原子彈的人來講，記憶一直是甜的，沒有苦。我們已把生命都交給國家了，還怕什麼苦？”
劉書鶴聽老同事描述過一個場景：在一場籃球比賽上，有個球員拿到球后，抱着左看右看，不投籃也不傳球。他忘了比賽，注意力在那個球形結構上，因爲他工作的重心，也是幾種球形結構的設計方案。
他輸了球，因爲心裡裝着另一個球。
中國第一個核武器研製基地紀念碑。林久星/攝
躲在外語裡爭論
不過，所有的進展都是靜悄悄的。
與今天人們在這裡問長問短恰好相反，221基地過去一條人盡皆知的守則，是不要隨便探聽什麼。
老人們仍保存着“保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和保密誓詞的原文。有一條就是“不該知道的機密不問”。很多人都知道，一位工作人員把基地信息告訴外地同學而被判刑的案例。
過去的一些細節會在不經意間露出。2009年，原子城紀念館開館不久，一位叫羅惠英的老人在這裡激動地見到了年輕時的自己。
那是展廳裡4個年輕姑娘站在帳篷前的一張合影。她們在221基地器材處工作。接收設備時，其中一位叫俞錫君的姑娘發現包裝破損，請保衛處同事來拍照存證。她大着膽子，請同事順便給她們拍一張合影。
由於照片可能泄露地點，而此次拍照未經單位許可，俞錫君一直沒將這張照片示人。
幾十年後，紀念館對外徵集展品，這張221基地當年少有的私人合照終於見了天日——照片裡的那些場景不再是秘密了。
即使在同一廠區，不同車間、不同小組之間，人們仍不知道各自的工作內容。每個人的工作記錄需要記在專屬的保密本里，每次上班時去保密室領取，下班後蓋上封印，交回保密室。劉書鶴在設計部工作，他的編號是“設-349”。
與外地通信時，他們的地址只能寫郵箱代號“青海省西寧市500號信箱”，郭永懷從這裡給女兒寫信時，留下的就是這個信箱。
王淦昌的兒子曾說，他們那些年不知道父親幹什麼去了，母親總是說，“父親在信箱裡”。
原子城紀念館講解員去回訪那些老人時，很多人都會談到保密問題，這是他們當年生活的常態。
比如，一位叫張瑤珍的孕婦，家人不知她在什麼地方工作。她在給家人的匯款單上加了一句“我想吃話梅糖”的附言。這是屬於她自己的密語。她含蓄地告訴家人，自己平安無事，並且在這裡懷上了孩子。
工程師唐長榮當年經人介紹了女朋友。女方去找他，多方打聽，找不到具體地址和這個人，以爲遇上了騙子。
蔣宗泰倒是遇到過沒有地址所帶來的優待。他有一次到北京出差，順便去買日用品。那時物資短缺，牙膏都不好買。他拿着“國營綜合機械廠”工作證，發現它頗具效力。上面連省份都沒有，“人家一看，你這個工作證‘面積’太大了。”
據王淦昌的警衛員任銀樂回憶，有一次，他聽到王淦昌與朱光亞討論問題，爭論得很激烈。他擔心王淦昌血壓升高，以給他們打水爲由去看看。當他出現，兩個人都面帶驚訝，立即開始用外語對話。他意識到，他們在討論自己不該聽到的事情。
青海原子城紀念館展出的周恩來總理1964年10月16日的日程表。他在接見《東方紅》演職人員時宣佈了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的消息。張國/攝
最高機密
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的出廠屬於最高級別的秘密。1964年9月26日夜裡，特殊專列拉着原子彈的部件從這裡出發。專列裡燃燒的每一塊煤都經過了手工挑選，以免混進爆炸物。
原子彈是在221基地先組裝，檢查合格後再分拆，運往試驗基地，到那裡再重新裝配好。
黃克驥所在的裝配小組從這年5月就開始練習裝配。8月初，他們已秘密組裝出了第一顆原子彈。那天完工後，他們圍着操作檯，看着這枚威力巨大的核武器，他感到就像看着自己出生的嬰兒。
“大家高興得眼含熱淚，都想走上前去抱一下、親一口。”
在221基地與首都之間的保密通訊中，這顆球形原子彈的化名是“邱小姐”或“老邱”。
裝配叫“穿衣”，插雷管叫“梳辮子”，總裝則是“邱小姐穿衣梳辮子”。
送走“邱小姐”告別以後，221基地一分廠102車間的一些人在紅星飯店吃了一頓飯，喝了每瓶4.7元的茅臺酒，偷偷慶祝完成了他們的任務。
黃克驥則在前一個月就坐專列去了馬蘭基地。這次試驗，參與原子彈安裝和調試的工作人員有5058人，他所在的第二機械工業部第九研究設計院——此時北京第九研究所已更名——派出了222人組成“第九作業隊”。
裝配車間是在地下，他們需要提前去適應環境，“練兵”。
10月14日正式裝配那天，他是主操作手。裝完以後走出車間，他看到張愛萍等人在門口站了兩個多小時等待。領導們不敢去地下車間，怕打亂工人的操作。
他們是黃昏時分裝完第一顆原子彈的。他記得太陽已西下，他們把原子彈穩穩當當吊到地面，放到大鐵罐裡，4個人用平板車把它推到那高達102米的鐵塔下面。他們因此留下過一張難得的現場相片，儘管是背影。
路程很短，平板車走的是鐵軌，他們有點緊張，害怕走歪。“我們幾個人邁步都要同步。這個倒是沒練過。”
在鐵塔下把原子彈交給陳能寬領導的下一組時，他們長舒了一口氣。
“使命完成了。”他說，“感覺特別輕鬆。”
他們撤到幾十公里外的觀測站，“等着幸福時刻到來”。
根據李覺的回憶，10月14日，第一顆原子彈吊裝到鐵塔的頂部。10月16日早晨，原子彈插上了雷管。塔上電源接通後，最後一批工作人員撤離爆心。
黃克驥並不知道起爆時間定在15點。那天午飯後，他們還在觀測站附近散步。接近15點時，他們聽到了大喇叭傳出的倒計時聲。
爆炸了。他感到，強光“刷”得就照過來了，然後是巨響。茫茫戈壁出現大火球，上升，變成蘑菇雲。人們激動得跳起來，扔帽子、扔衣服。
後來，張愛萍等人穿着防護服，坐直升機到了爆心上空查看。他們面前，鋼架像麪條那樣歪歪曲曲躺在地上。
根據時任第二機械工業部副部長劉西堯的回憶，當晚，他們在馬蘭基地會餐，“朱光亞等能喝酒的同志喝得酩酊大醉”。
爆炸前，賀龍副總理問過劉西堯和部長劉傑，而且問了兩次。“你們能保證響嗎？
他們都沒吭聲。“誰能保證不出現萬一呢？”
劉西堯所記住的那天另一個插曲是，吳際霖和朱光亞兩位副院長因爲走錯了路，還沒回到指揮所，原子彈就“響”了。
這天下午，在人民大會堂，周恩來接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主創人員，宣佈了原子彈爆炸的消息。現場極其熱烈。他幽默地提醒大家，不要把地板震塌了。
當晚，消息傳出。
那天，劉書鶴在西寧接到的通知是不讓出門，因此他們沒有上街慶祝，只是在駐地的黑板報上寫了原子彈的消息。沒有人問，也沒有人說什麼，但他感覺到，這就是自己這一輩子將要從事的事業，這裡就是“祖國最需要的地方”。
84歲的221基地親歷者蔣宗泰講述“蘑菇雲”背後的故事。胡春豔/攝
黃克驥老人接受採訪時，愛人一直坐在客廳裡旁聽。鄭萍萍/攝
第一次提出“四個現代化”
同一天，中國工程院院士杜祥琬還在蘇聯留學，一個蘇聯同學問到他一個問題，令他感到冒犯。學核物理，“回中國之後能幹什麼呢？”
當晚，莫斯科的電臺播出了中國原子彈爆炸的消息。
第二天，那位同學向杜祥琬道賀。“我知道你回去可以幹嘛了。”
在不同場合，杜祥琬多次提及這段經歷。他說，自己在那時深刻認識到，無論是個人還是國家，要獲得尊重，“自立自強是唯一出路”。
對中國而言，這朵蘑菇雲是通往現代化之路的一個里程碑。中國政府第一次完整提出實現“四個現代化”任務，就是在這顆原子彈爆炸的兩個月後。
1964年12月，周恩來在這一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要在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爲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趕上和超過世界先進水平”。
他以這次核試驗爲例，說明自力更生的必要性，並提到，“我們不能走世界各國技術發展的老路，跟在別人後面一步一步地爬行。”
“我們不是也爆炸了一顆原子彈嗎？”他說。
對親歷者而言，許多關鍵時刻的指示是由周恩來作出的。這些時刻包括需要牽動全國的人力調配時，當初，每一個人都是因爲這種調配，走到了這個基地。
有一些時刻是千鈞一髮的，比如當一次核試驗中攜帶核彈的飛機無法正常投彈，飛行員該在沙漠中棄機跳傘還是攜彈返航，周恩來在中南海跟他通了電話，作了決定。
那是中國第13次核試驗，也是中外核試驗歷史上罕見的一次。當時正在現場的劉書鶴說。“我們這些人差點兒沒‘光榮’了。”
他當時在機場等待飛機返航。按慣例，他們準備好了大紅的喜報，正要上前慰問，並不知道蘑菇雲並未按計劃出現，而自己見到的是一次前所未有的飛機帶彈着陸。他們的汽車開到飛機旁邊時，飛行員楊國祥提醒他們，彈還在飛機上，不要靠近。
他注意到，朱光亞此時沒去地下室，堅持要看到這架飛機帶彈着陸。
“這事兒我埋在肚子裡好幾十年。”他說。很多年後，他在電視上見到楊國祥回顧那次着陸，他知道，現在可以說了。
221基地復原一分廠生產車間。胡春豔/攝
迴歸與陪伴
在廊坊，多年以來，董淑身的家庭相冊裡都嵌着周恩來的照片，以示她對這位“兩彈一星”指揮者的特別敬重。
在這個家庭，丈夫夏永泰因病過世了，深情的妻子把他的骨灰盒安放在客廳裡，遺像前擺了一面刻有蘑菇雲的小紀念章。夏永泰是1958年的大學畢業生，221基地的一位工程師。即使他過世近20年了，那朵蘑菇雲依然好好地守護着他。
60年前科學家們收集試驗數據的那朵蘑菇雲，已飄散在在中國大西北的風裡。1969年，中國開展首次地下核試驗，此後這種試驗逐步轉入地下進行。自1986年3月21日起，中國不再進行大氣層核試驗.
1996年7月30日開始，中國“暫停核試驗”。
但對這些老人來說，消失的是放射性煙塵，那朵蘑菇雲的輪廓仍在。
它飄在他們的住宅小區——西寧二二一小區門口就刻着它。在他們的相冊和翻箱倒櫃找出的各式紀念物品上，都能見到它。
它不止印在了他們的生命裡，也刻到一些人的墓碑上——就像在距離北京幾十公里的廊坊那間客廳裡一樣，它陪着工程師夏永泰的骨灰。
221基地退役後，這裡的人們“下山”，分散到了27個省份。
在新的安家之地，他們因地制宜介紹“兩彈一星”的來歷。上海一些老人在社區裡促成了一個關於“兩彈一星”精神展館，他們自己做講解員。
赴廊坊的600多人，把居住的小區取名“金銀灘花園”，並在門口立石紀念。以這種方式，那些歲數越來越大、下樓越來越不便的老人，還住在“金銀灘”。
當青海“第一個核武器研製基地舊址辦公室”的一位年輕工作人員到這裡出差，不由地說：“飛了2000公里又到‘金銀灘’了！”
那朵蘑菇雲一直陪着他們。告別221基地時，一些人的行李箱裡放着一套四張塑封的照片，是統一發放的，分別是原址上樹立的“中國第一個核武器研製基地紀念碑”的四面。
碑上毫無懸念地出現了第一顆原子彈和第一顆氫彈的蘑菇雲浮雕。
紀念碑的設計師陳新元，當年一大遺憾是想把功勳科學家的名字刻上，但當時很多事情沒有解密，國家的“兩彈一星”功勳獎章要在幾年以後纔會頒發。
陳新元看到，建碑挖地基時，很多人還沒有遷走，每天都有人站在那裡觀看施工，一邊看，一邊落淚。
分到廊坊的林久星曾是圍觀者之一，他過去在221基地交運處工作。他記得施工時，大家正在分批告別。
“221”這個數字，有時以一些特別的方式陪着這些人。有人告訴到訪的221基地“老家”工作人員，自己的存摺密碼裡就有這三個數字。
很多年前，蘭州大學畢業生王明恩的骨灰留在了221基地。1969年11月14日，炸藥車間發生過一次爆炸事故，兩名技術員和兩名工人不幸遇難，他們的骨灰被送到家鄉安葬。王明恩的父親選擇讓兒子葬在221基地，因爲他相信，兒子應該留在這裡。
林久星已故的父母也留在了那裡。他是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的同齡人，1964年出生在老家山東五蓮縣。他的父親林學榮1958年到了221基地。對這個家庭來說，他父親當時幾乎是“消失了三年”。
在他少年時代，母親帶着他和兩個妹妹到這裡投親。他讀了221基地的技工學校，並在父親工作過的交運處工作。
他父親1983年去世後，葬在一處向陽的山坡上。那裡有一片多年形成的墳墓。
當一家人離開221基地時，林久星的母親說服子女不要遷墳。她說，將來要“把我送回來”。
那位母親2017年在廊坊無疾而終。此前幾年，她就告訴子女，希望回去。2018年，她的骨灰葬在這裡。
“我百年之後，我也想回來。”他還說。
林久星設計了一枚紀念牌，計劃用於父母的墓碑上。主體是一顆紅五星。核心位置只有一種元素，是這些人再熟悉不過的圖案：1964年10月16日下午，大漠深處，中國第一次核試驗在大氣層形成的那朵壯觀的蘑菇雲。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張國 胡春豔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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