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米花當薪水：德國基本工資改革與倦怠的體制

過去德國工會組織的強大，始終能在薪資協商上與資方抗衡，因而不需要、也不願意將協商的主導權交給國家代理。基本工資上路後，原本生猛的工會也逐漸失去與資方談判的實力，市場轉爲資方市場。圖爲德國鐵路司機工會（GDL）於去年中發起爲期七日的罷工行動。 圖／歐新社

這裡不是鬼島，也不是剝削移工的血汗工廠，這裡是鬼島島民所寄情的現世烏托邦，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首都柏林，一家在業界極富競爭力的豪華酒店，一場德國主管與本國僱員之間的對話。這位僱員的職位是廚師，合約上每週工作時數一項，明載着令島民們心醉的數字：「38」。

儘管德國工會的抗爭經常被拿來當作勞工堅定捍衛自身權益的典範、儘管德國的薪資條件與勞動法規的相關保障常被視爲臺灣遙不可及的神話，然而在不少情況下，當今德國勞工面對自身勞權受損時，其處境毋寧更接近上述情節那般孤立無助。那並非單一個案，也恐怕難以讓社會特別投以關注的眼光——它只是近年來早已讓閱聽衆麻木疲乏的、千篇一律的踢爆之一。

然而與過去不同的是，這是一則發生在德國基本工資法上路後的案例。

德國基本工資法從2015年1月1日開始生效，至今剛好屆滿一週年。法定最低工資爲時薪8.5歐元（約臺幣310元）；以兩年爲緩衝期，企業僱主必須逐年依比例調升工資至符合此標準。

讀者或許會疑惑：

答案是：正是由於過去德國工會組織的強大，在各職業工會自主的情況下，始終能在薪資協商上與資方抗衡，因而不需要、也不願意將協商的主導權交給國家代理、訂出一套死板的法定標準。注1

直到2003年由社民黨（SPD）與綠黨（Bündnis 90 / Die Grünen）執政聯盟推出的「議題2010」（Agenda 2010）改革，讓原本就已在新自由主義潮流下，逐漸偏往資方之勞資抗衡的局勢發生驟變。此一改革可被理解爲一個社福負擔沈重、且面臨人口老化之社會國的經濟運作，在遭遇全球化衝擊下，爲了避免系統崩潰的轉型。

2007年時，看板上寫着「不得低於7.50歐元薪資」訴求，2015年基本工資上路後，最低工資也只是8.50歐元而已 圖／歐新社

改革的大方向爲社會福利支出的縮減、勞動市場的彈性化、以及相應的教育與家庭政策調整。此一轉型爲社會國的體制帶來了在全球資本叢林中繼續存活的本錢，透過鬆動防解僱機制、刪減僱主對勞工之社會保險負擔而降低工資成本、引入派遣制與大量「迷你工作」注2等方式，使其能在歐盟區以高品質的基礎建設與社會服務，搭配相對低廉的勞力成本，進行惡性競爭，維持經濟龍頭的地位。注3

這正是近年來德國產業在臺灣人的視野中始終被呈現爲穩健之模範生的來龍去脈，儘管它總是被簡化翻譯成人品神話：「德國人天性嚴謹、踏實、勤奮」、或是教育神話：「德國人重視適性教育、不求名次」。

勞動市場彈性化的同義詞，即是勞工的孤立化，並與工會組織脫節；各工會的會員數平均減少三成，原本生猛的工會也逐漸失去與資方談判的實力，市場轉爲資方市場。勞資失衡的效應具現化了全球化資本主義發展的典型悖反：經濟成長與就業機會增加的幸福承諾，弔詭地兌現爲貧富差距的加劇與中產階級的窮忙。

基本工資法對工會而言，是迫於情勢不得不犧牲自主、轉而求助於國家官僚體系的結果；而對於推動此法案的政治勢力（社民黨、綠黨、左翼黨）而言，則是重整旗鼓的歷史性嘗試：在業已無力阻擋經濟去管制化（Deregulierung）之浪潮的局勢下，國家權力是否還有餘地介入經濟分配、社會國是否能避免泡沫化爲財團代理者的命運。

然而，亡羊補牢畢竟無法迴避任何體制內改革的格局都會遭遇的瓶頸。

2008年德國鋼鐵業的勞資談判。 圖／歐新社

▎爆米花當薪水

該法案上路後，資方人事成本平均將劇增20~30%，「天性嚴謹、踏實、勤奮」而富創新力的德國資方們必然極力規避或外化額外增加的人事支出。一月初就傳出，紐倫堡有家大型影城準備對員工發放餐飲兌換券以替代應調漲的工資，在一則以「爆米花當薪水」爲標題的報導裡，該影城澄清，那只是考慮中的方案而已。隨後幾個月，透過媒體的追蹤，乃揭露了各種遠比爆米花更精巧的資方對策，以及勞工委屈妥協的實情注4：

從事旅館清潔的迷你工作者K女士，被交付超量的工作，每天須在6小時內打掃完多至9間的客房，其中最大的豪華客房將近70坪。爲了趕工，她甚至無暇做好基本的身體防護。而超時工作的部分，也當然不會被如實登錄——帳面上的時薪9.55歐元，超出法定基本工資1塊有餘，但實際平均下來只有6.5歐元。

迷你工作者P女士擔任超市店員，基本工資法上路前後的薪水雖然不變，約每月408歐元，但意義大不相同：原先每月工作52小時，時薪7.8塊；現在合約上議定的工時則被刪減到48小時，時薪正好8.5塊——已符合最低工資標準。此外，不變的還有平均每月超時工作的40個鐘點，依然無法被登錄。

餐廳服務員工作時喝的茶水不再是免費提供、動物飼育員的輪休日被排到公定假日上、麪包師的額外補貼款被刪除......等。

僱主可以合法不爲工作中的待機時間支付工資，因而待機時間也不受基本工資法的規範。計程車司機等待客人、貨運駕駛在高速公路上塞車、甚至在倉儲區排隊等候別車裝卸貨等情況，都被某些僱主擴大定義爲待機時間，以平衡基本工資法上路後所增加的人事支出。

一向因工作環境惡劣、工作普遍超時而飽受社會批評的屠宰業，在依新法加薪的同時，另要求員工支付刀具清理費、防護手套費與其清潔費......等。怎麼領到的，就怎麼退回去。

重度勞力需求的低薪工作，例如農場、工地、屠宰場，原本就是東南歐勞力被人蛇集團誘入德國打黑工的重點領域。基本工資法生效的這一年，正好也是難民潮大量涌入德國的一年，對資方而言，這無異於天上掉下來的一座廉價勞力寶山。難民的德語能力與社會資源都處於絕對弱勢，因而在工作上更容易遭受非法待遇。僱主也往往以難民需要額外的職訓爲由，擅自將難民工作定義爲「試用╱實習」並拒發薪資。最近，在基本工資法上路一年的檢討聲中，資方團體提議難民勞工的實習期間應被列爲例外，不該適用時薪8.5歐元的標準，此建議獲得執政黨基民盟（CDU / CSU）的支持，正在與以社民黨、綠黨、左翼黨爲主的反對立場進行辯論中。注5

人們或許會認爲，上述案例中的勞工們也要爲其處境負一定的責任：因爲他們沒有好好培養自己的「競爭力」，以致於只能從事待遇苛刻的工作。然而，且讓我們把焦點放在被剝削得最嚴重的迷你工作者上：根據德國工會聯合會（DGB）的近期調查，以及《時代週報》的報導，完全只能依靠迷你工作來維持生計的工作者中，有220萬人從專科學校畢業、近28萬人擁有大學以上學歷；換言之，51%的迷你工作者都擁有德國優質之「適性教育」的高等認證——看來它不只強調讓德國孩子「輸在起跑點」，有時還會讓他們長大後繼續輸在鐘點費上。

基本工資法生效的這一年，正好也是難民潮大量涌入德國的一年，對資方而言，這無異於天上掉下來的一座廉價勞力寶山。受限於語言障礙，僱主往往以難民需要額外的職訓爲由，擅自將難民工作定義爲「試用╱實習」並拒發薪資。 圖／歐新社

▎批着資本皮的基本工資法

且讓我們放下「競爭力」、「原力」這類科幻修辭，也放下「無良」、「自私」、「慣老闆」之類用來譴責資方的道德詞彙，從以下角度去理解引入基本工資法作爲體制內改革的限制：

相較於數十年前西、北歐各國設定基本工資的背景，德國今年引入的基本工資法，幾乎已經可以被視爲完全不同的概念。其立意雖然秉持社會主義的精神，追求更公平的經濟分配與更符合社會正義的勞工待遇，但實際運作起來卻弔詭地更像是資本主義的策略。

基本工資的概念往往必須用資本主義的邏輯和語言來自我證成：

基本工資法的引入，並沒有觸碰任何深層結構改造的問題，其效應也因此註定要被資本的邏輯所收納與理解，格式化爲投資獲利之計算裡的新增變項：「額外的人事成本」（除了薪資一項外，還包含強制登錄與申報的行政成本），並且在經過精算後往往仍能被準確地規避、轉嫁或外部化。我們看到，爲僱主提供針對基本工資之策略的法律顧問、風險顧問服務，在德國如雨後春筍般地出現（連該法上路的本身都帶來了新商機！），違法或遊走法律邊緣之手段的考量，被翻譯成專業又客觀中立的風險管理語言。注6所有這些都只證實了一件事——資本始終與我們同在。

當「上有政策」，如果人們能輕易預料到，並且規劃出「下有對策」的各種可能性，那麼就表示，這個社會實質上沒有因那項政策而改變多少。這也是基本工資法上路後，大規模的剝削依然繞個彎繼續發生的理由。

不只如此，恐怕人們還必須擔憂，基本工資法反而造成部分勞工更加弱勢的可能性。

時間爲2014年2月，德國勞動與社會部長納勒斯（Andrea Nahles）站在印有「最低薪資即將上路」口號的政策宣導看板前。德國基本工資法從2015年1月1日開始生效，至今剛好屆滿一週年。 圖／歐新社

▎官僚科層怪獸

前文已指出，該法案代表着工會團體將協商薪資之自主權的一部分交給國家代理；相較於過去不同領域的工會能保持動能，依照工作處境的變化而彈性地與資方進行協商，全國適用的法定基本工資就顯得死板，而無法細膩地迴應不同工作處境的差異。對資方而言，面對死板的官僚科層規範也是更有利的，因爲它可以完美地被當作風險成本計算的對象來處理，而不像勞工力量那般是活生生的、會感受、會質疑、會隨時抗爭的對象。

反對基本工資法的意見領袖，基民盟的國會議員Carsten Linnemann批評該法造出一隻「官僚科層怪獸」（Bürokratiemonster），因爲它爲資方帶來可怕的行政成本；或許在另一個意義上，它對勞方而言，恐怕也同樣是一隻官僚科層怪獸——一隻原先該由公民團體（Zivilgesellschaft / civil society）來運作的行動力量被體制化、規格化後所出現的怪獸。它所掠奪的，是讓孤立的勞工們（尤其是派遣工與迷你工作者）在將來彼此連結並展現力量的可能性。

僱主規避人事成本的各式手段，讓勞工無力舉證之餘，還在帳面上獲得了法律的背書，並且被政治勢力視爲政績，這是令許多勞工實際上比基本工資法實施前更感無力的理由。孤立無助的勞工，唯一的選擇只有繼續保持孤立、成爲剝削結構中的共犯——爲了保住工作而妥協、維持和諧，纔是個人避免麻煩、能付出最少心力成本維持生計的明智方案。學者的研究指出，在面對稽查時，勞工經常幫僱主圓謊：「我們沒有工作太久，因爲我們中午休息了四小時」、「我不是工作，我只是在幫忙」、「老闆去買菜，我只是幫他看個店」......等等。

透過此一共犯的陷阱，資本的運作正在形塑它所需要之勞工的新面貌（人們稱之爲「就業市場的趨勢」）：爲了承受資方外部化的成本，例如人事、保險、行政......等成本，勞工必須自我規訓爲在身體、家庭與社會關係方面都具有高度彈性的勞力供應者；在絕大多數的情況下，「彈性」纔是「競爭力」的真實定義，它往往體現在要求勞工╱僱員要能「吃苦耐勞」、「勇於接受挑戰」、「樂於溝通」、「有心學習」之類內容模糊不確定的人品修辭上，傳達的福音只有一個：「請隨時準備好配合我們現在已有的、以及現在還沒想到的各種撙節策略」。根據倫敦政經學院著名社會學家桑內特（Richard　Sennett）的見解，新型資本主義（即全球化資本主義）的文化就體現爲宣揚彈性的工作倫理。注7

此一工作倫理所必然伴隨着的超時工作，經常讓德國的迷你工作者們在身體、家庭與社會成本透支的心力交瘁下，根本無法再兼另一份工作，因而繼續深陷依賴既有工作、無力抗爭又無法擺脫當共犯的陷阱。

面對全球化資本主義，所有簡潔的答案，例如工資規範、工時規範、保險規範、就業規範等，都不得不在一條曲折的道路上被實踐。

2014年一月，基本工資法通過前一年，時任德國工聯會主席佐默爾（Michael Sommer）與同仁牽騎着掛上「不得低於8.50歐元薪資」布條的腳踏車，四處宣傳、推動最低薪資政策。 圖／歐新社

▎基本工資法是勝利了，儘管...

當然，我們不能只看德國實施基本工資法時崎嶇又陰暗的一面；事實上，它總的來說還是成功的，並且也爲勞動市場帶來不少良好效應。在實施滿週年的現在，推動陣營中的社民黨、綠黨與工聯會都提前宣佈了該法的勝利：

儘管這只是帳面統計，而至今仍經常看到有媒體揭發黑工與非法剝削的新聞；並且儘管就在不久前的聖誕節前夕，德國資方聯合會（BDA）嚴拒了工聯會繼續調漲時薪的提議，BDA會長表示：即使調升到時薪9歐元都是不切實際的幻想。

儘管仍有批評的聲音將之解釋爲，那是由於強制登錄的行政成本讓僱主無法負擔，因而取消了這些職缺。

儘管同一陣營的隊友《時代週報》一拳打臉說：這本來就是過去幾年來德國經濟復甦的趨勢，在成長曲線表上，根本看不到引入基本工資規範後有發生任何變化。

儘管在景氣復甦的同時，德國貧富差距也已來到了30年來的歷史新高，並仍持續擴大中。

儘管、儘管、儘管。儘管人們對基本工資法之「勝利」的詮釋，必須如此曲曲折折，工聯會、社民黨、綠黨的聯盟，都還是太需要這場勝利。

因爲人們或許都太累了，因爲這是一個時時要求人們創新、發展可能性、但卻到處充滿倦怠的社會。就像Wilhelm Genazino筆下爲《不幸年代裡的小幸福》（Das Glück in glücksfernen Zeiten）拉開序幕的場景中，下班時刻的夕陽下（嗯，看來他們沒超時工作），戶外咖啡座裡的聒噪、疲倦、以及美麗。或許人們都已累到無法去想像資本體制以外的可能性了。

德國電信（Deutsche Telekom）勞資談判，員工與實習人員聚集抗議。

▎備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