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榮欽／大同經營權之爭太荒謬 臺灣能從「逃離香港」金融大餐分肉末？
雖然公司派在大同公司董事會改選上大獲全勝，不過因爲自行認定股東投票權的方式過於爭議，證交所決定將大同公司變更爲全額交割股，禁止進行信用交易，公司派與市場派勝負未分，大同公司已經先行着火。
大同公司經營權之爭，因爲牽涉到敵意併購與中資爭議，不可避免地成爲社會焦點。
敵意併購因爲有公司派與市場派正反元素，雙方彼此鬥法，既有故事性又符合社會對於商界爾虞我詐的印象，很難不引發關注。
不過，我倒是認爲社會不需要過分重視敵意併購。敵意併購雖然一直是媒體焦點，但事實上也正由於媒體焦點，所以通常令大衆產生錯覺，放大了敵意併購對於社會的重量。
美國即使在敵意併購於媒體上最沸沸揚揚的八〇年代，敵意併購也不過佔所有併購的4%；而日本由於文化之故，更是遲至2007年，纔有嚴格意義上的第一次敵意併購上市公司。
無論從任何一個角度去看，非敵意併購纔是主流。
當然敵意併購的法制化十分重要，但是媒體專家如果能夠藉此機會，更關注企業併購的環境與制度，或許會對臺灣社會產生更大的助益。
例如，美國私募基金過去曾經流行併購數十傢俬有企業，然後捆綁上市，藉此獲得極爲可觀的利潤。
問題在於這些捆綁上市的企業之間的規模經濟、綜效等等，很多都是言過其實的產物，上市之後，這些效果尚未實現，反而已經先遭遇多角化折扣，投資人血本無歸，而私募基金已經獲利了結，因此我們真正應該關心的還是企業經營的績效。
建立適當併購環境 關注企業績效
當然併購，或甚至是敵意併購，本身就是促進經營績效的方式之一，當一個企業所有內部的公司治理都失敗時，外界投資人可以藉由併購，開除無能的經營團隊，改善經營效能，對社會生產力的增進能力十分驚人。
但如果是原本經營團隊無能，而企圖併購方又只是爲了公司資產而來，那麼無論誰輸誰贏，都只是一場災難。
我們也許該花更多心力於建立適當的併購制度與環境，將利潤誘因導引至企業經營，而不是資產價值的尋租。
今（30）天中國正式通過香港國安法，美國同步宣佈制裁香港，臺灣卻發生荒謬的大同公司經營權之爭，面對臺灣這樣的併購環境，我們真的能夠從逃離香港的金融大餐中，分得多少肉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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