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志武：中國權力結構決定經濟機會架構
本站財經7月31日訊 2013本站經濟學家夏季論壇今日在京召開，美國耶魯大學管理學院金融經濟學教授陳志武在發表主題演講時表示，2002年人均GDP從北京作爲全國權利的中心，到省層面的權利中心，再到地區市，地區層面的權利中心，再到縣城，不奇怪，北京的GDP比省會城市人均GDP高出幾千塊錢，縣層面人均GDP是最低的，只有五千多塊錢，北京2002年就有28000，我們可能說人均GDP是結果，在機會方面到底有多大的差別，就業機會和其他的機會到底是多還是少，高還是低，固定資產投資到底是多少有很大的關係。
再以2002年作爲一個時間點看一下，2002年北京的人均固定資產投資是15905元，省會城市少了六千多塊錢，只有9923人民幣，地區市人均固定資產投資5137元，縣一級人均固定資產投資只有590元。我們看到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在中國從上到下的權力結構基本上決定了從富到貧的經濟機會完全匹配的架構。從這方面也可以看出來爲什麼儘管目前的體制在中國只有60年多一點，對於整個中國社會的發展，包括城鎮化的發展，它的特徵產生了非常具體的影響。
發言實錄：
首先非常感謝本站財經每六個月舉辦一次這樣的活動，也是給我非常好的機會能夠跟大家做一個交流。今天接下來的單元話題是“城鎮化與大改革”，我想就這個話題跟大家做一個20分鐘的交流。我把這個題目稍微改了一下，“城鎮化與大改革：誰該在先？”
我主要說明的是什麼樣的權利制衡架構，什麼樣的制度最後決定城鎮化方方面面的內涵和個性。換句話說，首先如果我們看一下我們現在所在的城市，中國的首都，它在方方面面都是全國的中心，首先是政治中心，然後是經濟中心，實際上也是金融中心，只是北京市以前的領導和現在的領導不太願意說把中國建設成爲國際的金融中心，實際上金融街已經是名副其實的中國的金融中心，之所以不願意這麼直接說，是因爲中央已經決定讓上海往國際金融中心的方向發展，沒有說讓北京往這個方向發展，儘管現實是這樣。
在文化領域北京是毫無疑問的，遠遠排在中國所有其他城市前面的文化中心，大家看看演藝界的這些明星，到底北京最多還是上海最多，還是廣州最多，我們看看那些花邊新聞就知道中國的電影明星都在哪裡。科學研究、科研、教育這些都是以北京爲中心，這是毫無疑問的，不止是北大、清華在這裡，你到學院路、中關村周圍，隨便到哪裡不小心就進入一個大學。體育也毫無疑問的，是以北京爲主的，醫療等等（領域）。我最近注意到，我喜歡打網球，大熱天，在國內不同地方跑就想找室內有空調的網球場，在北京室內空調網球場到處都是，可能不下於100多個，但是到了南京，要找一個有空調的網球場非常難，大概只有一個，到合肥，我問當地接待我的人，能不能找到有空調的網球場，合肥都沒有。
我講這些主要是爲了說明一點，中國是很明顯的，在1950年，1951年的時候，北京並不是我剛纔這上面列到的方方面面的中心，不是金融中心，不是經濟中心，也不一定是絕對意義上的文化、體育、醫療中心，但是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大家都想到北京買房子，非常有道理，不管是體育還是教育，小孩升學，就業機會方方面面都是北京最好的時候，很自然的都想往北京擠。
跟北京作爲中國首都形成非常反差的，美國的華盛頓，我們都知道華盛頓是美國的首都，美國絕對意義上的政治中心，但是它不是美國的經濟中心，更不是，或者說尤其不是文化和教育的中心。兩年多以前，我帶我的大女兒到華盛頓去看當地最好的大學，喬治城大學，找來找去，除了這個以外找不出第二個在全世界層面比較知名的大學。最好的美國的醫院不一定是在華盛頓，總統和議員所在的地方。演藝界，不知道有沒有聽說過國內現在很熟悉的美國明星是住在華盛頓的，在那邊拍電影，沒有這回事。爲什麼華盛頓是美國的政治中心，但並不是其他的中心，不是文化中心，不是科技中心，不是教育中心，不是醫療中心，更不是經濟中心，是什麼決定了這種差別？我們也可以舉出來很多其他的例子，比如說溫哥華，是加拿大的首都，也是加拿大的政治中心，但是並不是加拿大的一切。甚至你去巴西的首府，會看到巴西的首府也並不是巴西方方面面的中心。你去澳大利亞，堪培拉是澳大利亞的首府，並不是澳大利亞經濟、政治、教育方方面面的中心。
這可以看到，一個國家可以進行城市化的發展，最後政治體制是什麼樣，權利架構是不是滲透到整個社會，他的個性，他的特性到底是什麼樣品的。我這裡給大家看幾個數據，2002年人均GDP從北京作爲全國權利的中心，到省層面的權利中心，再到地區市，地區層面的權利中心，再到縣城，不奇怪，北京的GDP比省會城市人均GDP高出幾千塊錢，縣層面人均GDP是最低的，只有五千多塊錢，北京2002年就有28000，我們可能說人均GDP是結果，在機會方面到底有多大的差別，就業機會和其他的機會到底是多還是少，高還是低，固定資產投資到底是多少有很大的關係。
我簡單的再以2002年作爲一個時間點看一下，2002年北京的人均固定資產投資是15905元，省會城市少了六千多塊錢，只有9923人民幣，地區市人均固定資產投資5137元，縣一級人均固定資產投資只有590元。我們看到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在中國從上到下的權利結構基本上決定了從富到貧的經濟機會完全匹配的架構。從這方面也可以看出來爲什麼儘管目前的體制在中國只有60年多一點，對於整個中國社會的發展，包括城鎮化的發展，它的特徵產生了非常具體的影響。
我最後總結一下，城鎮化的起源到底是什麼決定的？是政治權力決定的，還是市場驅動的？最後對整個國家各個城市、各個城鎮的個性起根本性決定的作用。
爲了進一步說明這一點，我還想再多說另外一個方面，大家在座很多朋友已經在世界很多不同的國家旅行過，我希望大家以後再去各個國家的首都或者城市稍微觀察一下，當地城市的特徵是什麼樣的。我自己去了巴黎幾次，每次我不得不感慨，巴黎的各個大街、建築物都是非常的宏偉，街道都是非常的寬廣。如果去新德里也差不多有同樣的印象，主要的街道像天安門一樣的，都是非常的寬廣，這是一類，首都在政府權利主導下發展出來的城市特徵。我剛纔講到的，可能大家會覺得巴黎具備這樣的（特點），建築物都是很宏偉，很宏大，大街小巷，特別是主要的大街都是非常的寬。大家以前做過運輸，劉總在這兒，我跟他一樣的過去有過同樣的經歷，小的時候我在老家趕集最怕的是什麼？最怕的就是那些街道那麼寬，那麼廣，我作爲背東西的人讓我多走那麼多路。尤其到了新德里以後，我的感受更加深，新德里的宮殿那麼多，這個宮殿這一邊把東西運到，馬車車伕來說最痛苦的就是看到這麼多宮殿，這麼多寬廣宏偉的大街，這首先給我們一個很強的印象，這些城市，這些城鎮對市場交易帶來的成本太高，非常不利於市場化的發展。
由市場交易催生出來的跟自然的城鎮化的發展，像蘇州這樣，必然會是大街小巷，哪怕是最大的街也不一定是那麼寬，那麼宏偉的，房子、巷子、街道都會是非常窄，房子會捱得很緊，因爲他們知道你到最後把房子弄得太寬，太大，建築物弄得太宏偉，對於運東西的商人帶來的障礙太多了，這就是爲什麼蘇州現在不僅僅作爲旅遊的景點是非常有意思的，因爲蘇州是靠市場化自然發展衍生出來的一種城市，跟北京、新德里、巴黎這樣的權利主導型城市反差特別大。尤其我們會說，蘇州這樣的城市是不是隻有中國獨有，不是這樣的，如果去意大利佛羅倫薩，去威尼斯這樣的城市，沒有大街，沒有宏偉的建築，不太多，更多的是密密麻麻的，捱得非常近的建築，佛羅倫薩也是靠市場交易，市場發展帶來的需求，發展起來的城市，甚至連倫敦都是這樣。
我不知道你們注意到沒有，如果你去過倫敦的話，倫敦的個性跟巴黎完全不一樣。巴黎到處都感到拿坡侖的足跡，拿坡侖的權利對巴黎的個性起到點睛定義性的作用。倫敦，英國權力分散，這是英國更鮮明的傳統。最主要的英國城市倫敦在個性方面也反映出來了，因爲我每次到倫敦總感覺到倫敦這個城市市中心到底在哪裡？倫敦這麼大，散佈的面積這麼大，有很多箇中心，根據教育還有其他的分別發展出以多箇中心爲主要特色的，尤其跟巴黎，跟新德里形成非常大的，尤其跟北京形成非常鮮明的差別。尤其我們現在不斷的重新討論是不是要更進一步通過新的城鎮化發展來爲以後的中國經濟增長提供源動力，在我看來是本末倒置，城鎮化是結果，不是經濟發展的源動力，不是反過來靠自上而下的設計做出來的結果，尤其是通過行政權利強制安排出來，推出來的城鎮化發展，到最後會出現剛纔我說到的巴黎、新德里、北京、鄂爾多斯鬼城這樣的局面。
我用一張圖來說的話，行政權力推動的城鎮化，雖然短期看很好看，也可以非常的宏偉，但是長久看，更多的會是怪物。這是一個男的還是女的，是人還是鬼，搞不清楚。相應掌握決策權力的部門和具體的個人，在我們把自己的想法，個人的偏好、喜好變成全重慶人，像當年某位領導喜歡某一種樹，在重慶的街上都種上他喜歡的樹。一個人你的權力可以很傲慢，但是千萬有的時候適當的謙虛一點，不要把你個人的意志變成整個十幾億，至少不要變成幾億農民必然面對的一種選擇，沒有給他們更多的出路，因爲我們今天談到城鎮化話題的時候，大家都知道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背景，趕農民上樓，這帶來的後患不止是看起來不好看。
而且如果我們去研究一下世界上每一個國家的農村，很自然的狀態，農村的住房是很分散的，遍佈在各個農田的邊上，這個道理很簡單，如果農民的房子住的地方，跟他自己種的田捱得很近的話，每天早上一出門就可以下地幹活兒，運肥料的時候不需要走那麼遠的路，不需要費那麼多時間在路上。如果通過現在的異想天開，把農民最自然的，交易成本最低的安排終結掉，把他們趕上樓，讓他們集中居住在一個縣的五六個集中居住地，帶來的結果是什麼樣的？不僅僅讓農民交上月租或者買房子住，而且他們的子孫後代，不止是今天看到的這一代農民，以後的每一代農民，每天下地幹活兒的時候都需要多走幾公里，或者幾十公里的路。那時候我們看到北京的霧霾也許會變成邊遠農村不得不面對的霧霾。如果那樣的話，從交易成本的角度來講，更多的農民每天爲了下地幹活兒多走幾公里，甚至幾十公里的路，這種長久的代價是我們必須要考慮到的，不能爲了短暫的GDP增長強迫這麼多農民放棄他們祖先留下來的這些家園。
這個意義上說，如果承包責任制能了結的話，對於農民的生存方式，通過承包制，總的來說，可以恢復到原來的狀態。農民上樓的動作，以後新的政府，新的領導人覺得這個政策要扭轉，要終止掉的話，要真正恢復到原來中國農民祖祖輩輩生存的狀態也會非常難，一旦把他們從自己的宅基地上趕出來的話，回到過去並不是容易的。所以我希望自上而下推動的城鎮化，尤其是推趕農民上樓舉措的時候，要更加更加的對自己的權力稍微謹慎，謙虛一點，而不是像以往表現的那麼傲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