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小民 | 被兩個孫輩捆在北京7年,她決定不辭而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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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外形看,景芳實在是個太過普通的老太太:個子不高,身材中等,看上去60來歲,穿着機繡紅花綠葉的老年媽媽服。她燙着一頭長短不過脖子的小羊毛卷發,一個卷緊挨着另一個卷,相互支撐,密密實實挺立在頭上,不需要梳子、髮膠,更不需要Tony老師每週一次的定期護理。發簾下的眉目平常,鼻子也毫無特色,倒是嘴角兩邊法令紋很深,連帶着臉上的紋路一起朝下,帶出幾分不好惹的氣勢來。一張嘴,普通話帶着重重的河北淶源口音,但把意思表達清楚,問題不大。
這樣的老太太,在北京的每個小區、每條街道、每個超市、每座街心公園都能遇上。她們或手推嬰兒車,或拎着盛滿超市特價菜的帆布包,或手腳緩慢地跳廣場舞。人們從她們身旁路過時不會注意,回身時不曾多想,照面了打個招呼也絲毫不突兀,彷彿她們原本就長在這大都市裡。可要細究戶口本上的住址、籍貫,她們又都是異鄉人,是北京這個城市高效率、快節奏、大敘事籠罩下的陰翳,是主流之外的一種補充。
景芳自己倒不關心這些個虛無縹緲的東西,她只認準一樣,北京是兒子徐滿的地方,自己來是帶着任務的——帶孫子和孫女,等他們上了小學,自己就打道回府。她來北京好幾年了,每年行動軌跡幾乎一致:平日裡兒子兒媳上班,她在家做家務、帶孩子,每年國慶和春節回老家兩次,每次半個月,這就是她的“法定假期”。
這兩個“法定假期”從來沒被打破過,直到2020年年底,景芳發現“回老家過年”這個屁大點的事兒,成了關係到國家政策的大問題。
1
過完臘八節,景芳就開始掰着指頭過日子,算還有幾天可以回老家過年。
儘管電視裡主持人天天字正腔圓地播報“中央提倡就地過年”,可景芳還是堅持要回淶源老家。她年紀大了,不會在手機上預約核酸檢測,就讓兒子徐滿給約一個,去醫院也好,上門來測也好,無論如何她要在臘月廿三小年之前回家。
徐滿不樂意:“媽你走了軒軒和蕊蕊怎麼辦?我們也不能把孩子帶到公司去吶!”他要求老孃堅持到到臘月廿九,等他和妻子放假了再走,或者乾脆就在北京過年。
兒子的言語裡是要求而不是請求,景芳聽完立馬原地爆炸,“咣噹”一聲把保溫水壺摔在茶几上,黑色的玻璃面板被砸出一個不小的坑。要在平時,景芳肯定會心疼物件,但現在她顧不上這些,語氣高亢而急促:“舊社會長工給人扛活,到了小年也能回家躺平、該吃吃該喝喝呢。你媽我快70了,一年奴隸似地伺候你們吃伺候你們喝,帶着小的還要顧着大的臉色,到年底了不該歇歇嗎?”
“這不是有疫情嘛?幼兒園不開門,軒軒和蕊蕊沒地兒去沒人看啊。咱家離北京就200公里,廿九我放假了連夜開車送你回去。再說了,你在我家也一樣該吃吃該喝喝,累了就歇着啊,誰敢給你臉色看啊。”徐滿連加了3天班,又得到消息今年的晉升名額取消了,正心煩得要命,和老孃說話也失了耐心。
徐滿也打心底裡討厭2020年,疫情遇上本命年,什麼都不順,自己果真隨了屬相,成了一隻在風箱裡四面受氣的老鼠,稍微躲得慢些,就被來回推拉的木把手抽到身上。
“歇着?我這幾年從正月到臘月,中間除了國慶節回老家的10來天,哪天不是洗衣做飯、擦鍋抹地?小滿啊,你要講良心啊,我來北京給你看娃娃幾年了?你爸70了,一輩子沒進過幾回竈房,老了老了倒要學着做家務,自己拾掇家裡、伺候奶奶,你奶奶今年94了,哪樣都離不得人啊。”說着說着,景芳的盛氣沒了,看着這個籠子的一樣小兩居,悲從中來——屋子裡到處滿滿當當、擠擠挨挨,自己在客廳一角的牀鋪也堆滿了小孩衣服、毛絨玩具、積木塊、識字卡——這裡終究是兒子的家。
徐滿倒是沒想那麼多,事急從權,疫情通報天天來,老孃在北京過一次年沒什麼大不了的。在他看來,北京的生活條件比老家好太多了,房子是小了點,但暖氣燒得好,在家裡穿單衣儘夠了,下樓過了馬路就是永輝超市和物美大賣場,買菜買肉新鮮又方便,邊上還有一大一小兩個文化廣場,都是遛娃散步的好去處。老家倒是地方大,前幾年建了兩層青磚大瓦房,白瓷磚貼了牆,鋁合金的大窗戶透亮透亮的,外表看是個樣子,但房頂太高不聚暖,冬天在屋裡也要穿着棉襖,平時老爹得騎着電三輪去鎮上,買回來一堆蘿蔔白菜洋芋堆在窖裡,逢年過節加點牛羊肉,汆點丸子凍起來,翻着花樣做,也就那幾樣。
所以,讓老孃在北京過一次年,在徐滿看來也沒啥大問題,只是不能守着老爹、奶奶過年,是有些遺憾。但看到老孃怒目圓睜的樣子,這些話他沒說出口,只模糊其辭,等到年跟前再說,回家前肯定讓老孃做上核酸檢測:“你放心,小可畢竟在醫院,他們那兒不能測核酸,但她有同學專門管做這個,臘月二十七八我肯定讓她給你安排好了。”
景芳本來已經平靜,一聽到兒媳婦的名字,怒氣又騰地竄起來,大聲回:“不麻煩她,我信不起她。”
2
景芳要是打定決心做一件事,是不怕麻煩的。
她想起小區裡一同帶孩子的老太太中,住在8樓827的碩碩姥姥是個伶俐人兒,吃穿新潮,手機也耍得好,且待人和善熱情沒有架子。平常在小廣場遛娃曬太陽,碩碩姥姥常把孩子往推車裡一放,拿着手機看抖音,時不時哈哈笑,不一會兒身後就“孔雀開了屏”,好幾個老太太圍着看;碩碩姥姥還和她們分享過如何在盒馬生鮮、叮噹買菜、每日優選上“薅羊毛”——9毛9一盒10枚裝的有機蛋、1塊錢的大白菜還送兩頭大蒜,8塊9毛9的丹東奶油大草莓,還免費送到家——一羣老太太聽完無不稱讚:“到底是當老師的,腦子就是靈。”
景芳心裡琢磨,請碩碩姥姥在手機上幫忙預約一個“核酸”約莫能行。可惜她沒有加過碩碩姥姥的微信,最近幾天在小廣場也沒碰見她。
趁中午倆孩子睡午覺的空檔,景芳從5樓爬到8樓,按響了827的門鈴。伴隨着細碎的腳步聲,開門的卻是一個年輕的婦人,和碩碩姥姥長相有幾分相似,臉上有幾分茫然。
“你媽媽在家麼?”景芳儘量讓自己的淶源方言向普通話靠攏。
“我媽回太原了,上禮拜走的。阿姨您是?要不進來說。”婦人把門讓出一道縫來,請景芳進去。
景芳擺擺手,婦人又問:“那您找我媽有什麼事兒?我轉告她。”
“木啥事兒——我是住5樓505的蕊蕊奶奶,平常我們都一道帶娃娃的,我說這幾天都沒見你媽媽,上來看看。”景芳說。
婦人眼含疑惑,她似乎沒聽自己的親媽說過和5樓老太太有什麼特別的交情,但還是簡單交代了下:“我媽來北京幫我帶孩子,我爸自己在老家呢,她總歸是放不下家裡,先前說好了一進臘月就回太原,過完正月十五再來,到時候您就能見着她了。”
“現在出北京能行嗎?看電視裡說,讓就地過年,‘非必要不出京’。你媽媽走了,誰帶碩碩呢?”景芳忙說。
“能走呢,阿姨,有72小時核酸檢測(陰性)證明就行,您在‘北京健康寶’上預約一個,100多塊錢,很快就出結果了——碩碩,這也別的沒辦法了,我和他爸爸輪着請假帶。”
景芳正想張口問“你能不能幫我預約一個核酸”,屋裡傳來小孩哭聲,婦人趕緊說了句“阿姨再見”,就合上了門。對着緊閉的門,景芳嘆了口氣,心裡更羨慕碩碩姥姥了。
平常老太太們遛娃時,總聚在一塊閒聊,大家常說都是過來幫忙帶孩子,但“姥姥”多半比“奶奶”好過。姥姥來帶孩子,一則是情分,姑爺大都心懷感激,當賓客待,四季衣帽、吃喝用度都是齊全的;二則是在自己姑娘家,雖兩代人在帶娃的理念上難免有衝突,但娘倆能互相體諒,有空都想讓對方多歇會兒,喘口氣的時間總歸多些。
碩碩姥姥和景芳提過,說週末兩天她是絕對不帶孩子的,天氣好時她就背上面包礦泉水上公園、博物館溜達;天氣太熱或太冷,她就找個商場買東西或找老同學喝咖啡吃美食。“帶孩子真是勞神費心,總得偷空讓自己好過點吧。”這是她常掛在嘴邊的話。
奶奶來帶孫子孫女就不一樣了——這是應盡的義務,是不能推卸的責任。景芳的兒媳小可也明裡暗裡“點”婆婆,軒軒和蕊蕊姓徐,照顧自己家的苗,奶奶自然義不容辭。
景芳倒也認可這個說法,她沒讀過多少書,是傳統的農村婦女。那年軒軒還沒出生時,她自己估摸着兒媳的預產期,早早收拾好行李,打包好了自家出的野雞蛋和小米。一接到徐滿的信兒,她就麻利地上雞窩抓了兩隻老母雞,搭了同村小夥子的便車就來了北京。只是沒想到,這一來就是7年,她帶完老大帶老二,見天唸叨回老家,心裡卻丟不開倆孩子。
“有時候,這日子把人捆着,望不到頭一樣。”
3
景芳原先不太會耍手機。
在老家,能用到手機的地方着實不多。每天正事不外乎下地幹活,上山放羊,回家起鍋造飯,都不需要呼朋引伴,和着天光跟着自己心情走。閒事也不過兩三宗:同村人相互串門、親朋好友的紅白喜事和初一十五鎮上趕集。除非趕集,不然她經常會忘記還有手機這麼個物件。
初到北京,她沒有隨身帶手機的習慣。手裡那個老舊的二手聯想,還是徐滿上學時留下來的,直板小屏幕,只能接打電話,充電接口不太靈光,時常沒電,兒子兒媳打電話,不是關機就是無人接聽。
小可擔心婆婆帶着小孩走丟了,就把自己用了兩年的小米給她,自己換了個iPhone。景芳用上了智能手機,徐滿給她註冊了微信,一開始景芳心裡抗拒,徐滿便勸:“用微信發信息不花錢,還能發語音、打電話,和老家的親戚視頻。”
兒子手把手教了好一陣子,景芳才學會使微信。在她的微信通訊錄裡,算上兒子兒媳,滿打滿算不過20來個好友,可這也成了一個情緒緩震帶。在帶娃、幹活的間隙,景芳沒事也愛刷刷朋友圈,時不時給別人的照片點個贊,轉一轉健康養生的文章。
10月底的一天中午,孩子正睡午覺,景芳看到二姐紹芳分享到朋友圈的一則新聞,大受觸動。新聞裡講,鄭州有一位56歲的阿姨,前半生一直照顧家庭,給丈夫做飯,幫女兒照看雙胞胎外孫。等外孫都上了幼兒園之後,阿姨買了一輛二手小車,帶着鍋碗瓢盆、帳篷睡袋,開啓了單人自駕之旅。她從鄭州一路南下,3個月裡去了西安、成都、西雙版納、大理。白天在野外生火做飯,晚上睡帳篷,駕駛歷程已超過5000公里。
紹芳配的轉發文字是“佩服佩服,敢想敢做”,景芳也把這篇文章轉到自己的朋友圈,就配了4個字:“萬分羨慕”。
景芳羨慕的點,不是她能開車去那些旅遊勝地——在景芳眼裡,這些地方還比不上老家的白石山、十瀑峽呢。她真正羨慕的是,人家可以在外孫上幼兒園之後全權放手,隨心規劃自己的生活,按照自己的心意去旅行。
“熬出來,忍到頭,過自己的生活。”這是景芳心底渴望卻摸不到的日子。
2013年7月來北京帶孫子時,景芳心裡做好了“6年抗戰”的打算,等孫子上完幼兒園她就回老家,和村裡的老夥伴一起過田間地頭、廣場舞的老年生活。可計劃趕不上變化,2017年孫子才上幼兒園中班,孫女又出生了。兒媳休完120天產假急忙忙回去上班,留下景芳一人看顧兩個孩子。
於是,景芳的一天變成了這樣:一早起來把軒軒送到幼兒園,路上給兒子兒媳買早飯,趕回來給蕊蕊衝奶做輔食;等兒子兒媳出門,她對付着吃一口,推着嬰兒車去東門小廣場曬太陽,1小時後起身推車買菜,回家做午飯,伺候蕊蕊吃飯睡午覺,自己吃飯,4點半推着蕊蕊去幼兒園接軒軒,回家後開始準備一家人的晚飯。
日復一日,景芳就這樣生活在北京,卻又不像在北京。北京那些盛名在外的一切,故宮天安門、鳥巢、水立方、四合院老胡同、烤鴨涮羊肉……似乎都和她關係不大。
同村的幾個夥伴,偶爾在微信上打趣她,“又去天安門溜達了?”景芳回想,上次去天安門還是五六年前二姐紹芳一家來北京旅遊,她陪着逛了一天,當時她在天安門、毛主席紀念堂、國家博物館、人民大會堂四個方向都拍了照片,現在只記得廣場上人來人往鬧哄哄的,三步一崗亭五步一檢查,並沒有什麼可看的。
景芳所能感知到的“北京”,是以兒子徐滿家所在小區爲中心,方圓1公里的範圍爲半徑。她最熟悉的地方是小區裡的“10號樓”、孫子去的幼兒園、小區東大門的文化廣場、永輝超市二樓生鮮區和小區北門小學旁邊的廢品回收站。
她清楚,小區有10棟樓,每棟樓有3個單元,圍繞小區主幹道走一圈大約850步,推着嬰兒車需要12分鐘走完;幼兒園的門口有2棵桐樹、3棵野海棠和5棵不知名字的矮鬆,每天7點30分會播放《謝謝你》、《青蛙最偉大》,歡迎小朋友入園;來東門文化廣場遛彎的人多半是和她一樣專職帶娃的奶奶、姥姥或保姆,西牆根的3個扭腰健身盤最受老頭歡迎,常常滿員,老太太們則更喜歡自行車健身器,可以坐着蹬腿;永輝超市夏天7點開門,冬天7點30分開門,早上的葉菜最新鮮,晚上的魚蝦更划算;物美大賣場每月“會員日”買夠68元的東西,可以加3元換購12個生態雞蛋,得早上去,下午換不到;廢品回收站只收紙殼箱子、礦泉水瓶子,別的一概不收,紙箱回收價格時高時低,8毛一斤有過,1塊5一斤也趕上過。
這樣日子過着顯慢——倒不說多難,只是讓人沒勁頭。
景芳推着蕊蕊曬太陽時,常常想起大夏天自己戴着草帽扛着鋤頭在玉米地除草、春光正好時搭着藍布手巾給杏花授粉、手掌寬的扁擔滿挑着兩桶水灌南瓜秧苗、趕着十幾只羊跑半個後山……累是真累,但天高地闊、勁頭十足。回家灌一大壺涼開水,熱饃饃抹辣椒醬,就上小蔥炒蛋,吃完上炕沉睡一覺,下午又是精神滿滿。
那時候,她還不知道這種自在勁兒的珍貴——什麼時候出門什麼時候回家、做什麼活兒不做什麼,全聽自己安排;怎麼吃飯怎麼喝水,啥時睡覺啥時串門,都隨自己心意。可到了城裡,全變了,幹什麼都有講究有規定:買菜要看時間、講新鮮,帶孩子曬太陽要看天氣、講時長,做飯要講營養、少油少鹽,連賣紙殼箱子都要講時機——“雙十一”垃圾箱裡紙箱多,她撿的也多,但當時賣不上價,隔月賣才更划算。有時看着小區裡密密麻麻的玻璃窗戶,陽臺上一盆盆精心呵護的綠植,院子裡被修建的整整齊齊的樹木,景芳就在心裡感嘆:一棵長在山田裡的野杏樹,根紮在土裡,枝迎着日頭,風雲雷電全盤接下,才長得帶勁;人把這樹遷到這樓房之間,配上漂亮的大花盆,再是有土有水有日頭,都蔫蔫巴巴、麻麻賴賴,到底是水土不服。
2020年疫情從年頭鬧到年尾,4個大人2個小孩都圈在小小的屋子裡,不敢妄動。隔着玻璃看外面,景芳覺得自己要被“捆死”了,“把人綁在一個地方,坐牢一樣,熬着難受,看不到頭”。心裡的彆扭、屈就、無望,加上本就不柔和的脾氣,眉梢眼角帶出來的信息就不甚好看。
前些天趁徐滿出差,小可在飯桌上發難:“媽您一天拉着個臉給誰看?消極的情緒對小孩成長非常不好,您注意一下吧。”
景芳毫不示弱,直接懟了兒媳:“你臉好看,你自己在家帶倆孩子吧,我明兒就買票回老家。”
狠話撂完,景芳終究沒走。她雖然脾氣大,但做事向來有準兒,來北京有頭有尾,該走的時候她自然會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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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可早就注意到,每年一進臘月,婆婆就開始糊弄着過日子——離小年越近越糊弄。最直觀的表現是晚飯,飯菜能簡盡簡,常常是一盤白菜炒豆腐、一盆土豆熬豆角了事。今年更過分,動不動就是煮一盆掛麪,在涼開水裡投一遍,淋點香油放上醬油醋,5雙筷子5個碗就是晚飯了——當然,她會給軒軒和蕊蕊再各煎一個雞蛋。
小可連吃兩頓,忍無可忍,敞着臥室門大聲訓徐滿:“一天到晚累的要死,在單位湊合吃大鍋飯,回家能不能吃點好的?年貨節我買了多少菜、囤了多少肉,寧願凍着佔冰箱也不給人吃?毛病!軒軒還不如在幼兒園吃的好,蕊蕊的蛋白質、膳食纖維攝入都不夠,到時發育跟不上有你後悔的!”
屋子不大,聲音透過門窗滿地打滾。這種指桑罵槐的話景芳不是第一次聽,她也不搭茬,收拾飯桌的手開始發狠,摔盆摔碗摔筷,動靜極大,爬行毯上玩磁力片的蕊蕊被嚇着了,哇哇大哭,小可快步衝出來抱起孩子進屋,“咣”的一聲關了主臥門。
作爲在北京生北京長的獨生子女,小可不願意讓婆婆來家帶孩子。準確地說,她從來沒想要過要和婆婆在一個屋檐下過活。
小可第一次看見景芳時,就知道這個看起來普普通通的農村女人不好惹。那是徐滿第一次帶她回老家,提前電話通知過,火車換了大巴,又走了一里地,到村口也沒看到有人來接。小可拎着一盒“稻香村”進了徐家棕紅色的大鐵門時,景芳正在院裡用雞毛撣子撲打衣裳上的灰,看着像剛下地回來,鬢邊還沾着幾粒蒼耳。
徐滿招呼:“媽,我回來了。這是我對象,小可。”
“哦,快,快進屋裡坐。”景芳的語氣是熱情的,嘴角也翹着,但小可忘不了眼光交匯的一剎那,景芳的眼神是冷的、暗的。
當時,小可並沒想太多,相對於一年見一次的“未來的婆婆”,她更遵從自己內心對徐滿的執着。以時下流行的類型劃分,徐滿逃不掉“鳳凰男”和“小鎮做題家”的標籤:他從山村小學考到鎮上初中再考到縣一中,苦學3年考上一所理工科大學最好的通訊工程專業,大學4年獎學金拿全,再以高績點保送到本校讀公費研究生,碩士3年準點畢業,校招經歷層層選拔順利進了一家國字頭的央企總部研究院。進院沒過半年,踏實肯幹的他便入了院工會分管文體工作的李主任的“法眼”。
在李主任看來,徐滿除了出身苦了點,沒別的毛病:這孩子戴副無框眼鏡,肩寬腿長、文質彬彬,穿着打扮乾淨得體,待人接物溫敏謙和,沒有一些寒門子弟縮手縮腳或清高厭世的習氣。而且。他學校學歷也過硬,工作負責肯鑽研,辦公室風評不錯。
李主任在工會搞了多年青年男女聯誼活動,本着“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動機,便想把徐滿介紹給外甥女小可。小可是李主任已過世大姐的獨女,高中畢業沒考上大學,託關係上了北京南城一所護校,畢業後應聘到區婦幼院做護士,工作比那些綜合大醫院輕鬆許多。賺的錢不多,但也夠自己開銷。由於醫院陰盛陽衰,小可一直未碰上合適的男生,李主任作爲姨媽,自然把這事兒放在心上,立馬安排時間讓兩個年輕人會面。
小可和徐滿在前門附近的咖啡店見了面,面對面喝了半小時,徐滿說話沒超過10句,剩下的話都讓小可說了,賬也被小可搶着結了。徐滿回去的路上就想,這女孩不適合自己。他中意的女孩屬於那種文靜秀氣、安靜少言的類型,而小可正好相反,她長相明豔,性格張揚,自來熟,說笑起來沒完沒了。
他正猶豫着怎麼回覆李主任,李主任卻喜氣洋洋地打來電話,邀請他週末來自己家吃飯。徐滿沒有拒絕,他張不開口。他知道,在北京這樣的超大城市,一般朋友、同事之間的聚會都選在公共場所,大家聚在一起,問不到來處,看不清歸途,遠近適宜。而家是私密領地,是不輕易露白的裡子,除非已知根知底、親密熟絡至極,人們輕易不請朋友來家裡。李主任既開了口,就說明她已經把徐滿視爲“自己人”了,倘若拒絕,那可就不是“我們倆不合適”那麼簡單,是踩着凳子打李主任的臉了。
後來的事實證明,在小可強大的攻勢下,徐滿當初“不合適”和“沒有感覺”的結論是武斷的。小可倒追徐滿半年,除了上班就一門心思琢磨如何對徐滿好、更好。她一天24小時在線,心甜嘴甜撒嬌賣乖;徐滿加班,她就拎着愛心餐送到他單位,碰上自己晚班,也安排外賣到位;知道了徐滿的衣服鞋子尺碼後,北面衝鋒衣、“踢不爛”大黃靴通通安排上;徐滿出差,小可換班調休也要製造“他鄉偶遇”,還要裝作“緣分使然”;知道徐滿平時愛玩遊戲,當下就刷卡買了一臺PS4送給了他。
小可對閨蜜陳靜感嘆,說對自己老爹都沒這麼上心過,“我腦子雖然讀書不靈光,但在這門叫徐滿的功課中,我要盡全力拿到90分”。
陳靜問小可喜歡徐滿哪兒,小可說起來沒夠,“哪哪兒都喜歡啊,他個子高人也白淨,脾氣又好,笑起來眼睛彎彎的,怎麼說他都不愛生氣;好學校研究生畢業,又在大央企,追到他算我賺到了,以後要個孩子還能貢獻一半聰明智慧的基因呢”。
5
工科直男徐滿到底被小可打動了,兩人開始以結婚爲目標處對象。當景芳得知兒子處了一個北京姑娘,開始是極高興的,“兒子在北京有靠山了”,但仔細瞭解後,又生出許多不滿來。
在景芳看來,兒子從小到大成績優秀,工作體面,長得也有排場,是附近村鎮有名的“出息孩子”。可這個小可,一沒上過大學二沒個體面的工作,家裡老孃還早早去世了,除了家是北京的,在南三環有一套70平米的小房子之外,實在配不上她兒子。
可徐滿不聽勸,老伴這次也站兒子,翻來覆去地強調:“咱自己沒能力給兒子在北京安家,現在他自己找了個自帶房子的,還挑揀啥?”
所以,景芳從第一次見小可,心裡就不大痛快,可又不能太拂兒子的面子,到底還是按照習俗張羅了飯菜,給了“千里挑一”的紅包,加了一對老式的銀鐲子——也只是“全了”見親認親的過場而已,旁人家兒子帶着城裡兒媳婦回來的那種聲勢浩大、熱情洋溢的高規格接待,統統沒有。
媳婦、老孃相看兩厭,徐滿心裡不是不清楚。他想過,解決這個問題最好的辦法就是“遠”,隔着山隔着水,遠遠地問候着,總歸能過得去。
可形勢比人強,結婚第3年,小可懷上了軒軒,孕期倒沒太大反應,產檢就在自家醫院。問題是,生完之後誰來帶孩子?這真愁壞了小兩口。
小可的父親年老鰥身,爲了給小兩口騰房子,自己搬去燕郊租房住。老爺子生活自理能力實在差,又在香河找了一個老伴搭夥過日子,騰不出手看孩子。請個育兒嫂吧,不放心不說,錢也不夠——兩口子都是靠工資過日子,掙得不多不少,小可本就是“月月光”的消費習慣,多了個孩子後,奶粉紙尿褲、玩具小衣服……樣樣都是錢,實在沒有餘錢請人。
徐滿想來想去,提出讓自己老孃來北京帶孩子。小可不大樂意,想着要不要辭職。她把這想法和小姨一說,李主任堅決反對:“傻閨女,帶孩子可比工作累多了,而且不工作時間久了,肯定和社會脫節,不值當啊。你現在雖然工資不高,但多少都是自己掙的,花錢腰桿硬。你試試朝別人開口要錢過日子,難着呢。”
就這樣,李主任替外甥女拍了板:出了月子,讓婆婆來帶孩子——至於月子裡的事兒,李主任大方地出了12800,在醫院官網上預訂了個金牌月嫂。
“你頭回當媽沒經驗,小姨做主給你找了個月嫂,月子裡照顧你和孩子,徐滿也跟着好好學學。等回頭你婆婆來了,再教教她科學育兒,保準沒問題。”李主任信心滿滿。
那年6月,軒軒在復興醫院出生,7斤2兩的健康小子,順產,小可沒遭太大的罪。金牌月嫂入戶照顧、教學,小可慢慢習慣了有小孩的日子。待軒軒滿月,月嫂離家,景芳便住進了家裡的次臥,一張1米2的單人牀,旁邊放着孫子的嬰兒牀。
小可母乳不豐,月子裡就開始混合餵養,出了月子,索性停了母乳,純奶粉餵養。景芳看不慣,天天叨叨,吃母乳健康,讓孩子多吸一吸就有了,又是清水黃豆燉豬蹄鯽魚湯,又是下奶偏方羊油臥雞蛋,腥的、苦的、沒味的,折騰了1個月,小可還是沒母乳,便不再聽景芳的。
景芳看着一個月1000多的奶粉錢,心疼不已,時不時提起,村裡的這個媳婦那個婦女,“生了孩子3個月才下奶”,又講“我們小滿,從小沒吃過一口奶粉,8個月斷奶,黑麪饃饃小米粥,照樣養出個大個子,身體壯壯的從來不生病”。
小可不接下茬兒,只冷着一張臉,教婆婆怎麼衝配方奶,怎麼用消毒鍋、溫奶器,怎麼給孩子換尿不溼。大多數情況下,景芳配合度很差。比如,小可讓她一天3次用消毒鍋給奶瓶、奶嘴和牙膠消毒,她覺得用涼水洗乾淨,再用熱水燙燙,啥菌都死了,“翻來覆去地消毒,簡直脫褲子放屁多此一舉”。
又比如,當她知道一片紙尿褲合下來要兩三塊錢,立馬就在家裡找舊衣服改縫尿布。等她東裁西縫整出十幾塊尿布,小可卻不讓用:“尿布又麻煩又不衛生,消毒不徹底,容易‘紅屁股’,用尿不溼多省心。”
景芳說:“你是省心了,一天光尿片就要花20幾塊,你算算一個月多少錢?”小可硬邦邦頂回去:“這錢不要您出,放心吧。”
這些話像天生長在景芳嘴邊,時時說,處處講,讓小可逃無可逃,倍感厭煩。時間長了,小可覺得自己裝聾作啞的本事提升了不少。作爲一個職業護士,小可最受不了的是婆婆的衛生意識。她不止一次看見:婆婆從衛生間出來,不洗手就過來抱孩子或者拿玩具給孩子玩;幹完活不洗手直接抓起饅頭就咬;自己刷牙總是糊弄,想起來才刷一次,還是總是嘴對嘴親孩子;出門不帶紙巾或墊子,經常席地而坐,進門不換衣服,就直往牀上躺。小可不止一遍地糾正過她,也找徐滿說過,發過脾氣,但婆婆依然不改。
小可把閨蜜陳靜約出來大倒苦水,陳靜也沒啥好辦法,只一個勁兒勸:“能有人幫你帶孩子已經很好了,老人嘛,又是農村來的,生活習慣肯定有差別,你就忍一忍,親奶奶帶,不會出大問題的。”
產假休完,小可逃一樣地去上班了。她多次和徐滿抱怨:“我再和你媽多待一週都會瘋掉。”
徐滿也覺得老孃需要適應新的育兒方法,但一般,這話他只要起個頭,都會被老孃攔下。景芳不信這套東西,照她的想法,小孩子不用太金貴,怎麼着都會長大,太精心的養育反而會讓小孩嬌弱多病。
軒軒過了半歲,景芳提出要把孫子帶回河北老家,和老伴一起帶,徐滿兩口子可以每個月回來看一趟。她列出好幾條理由:北京空氣太差,春天沙塵暴冬天霧霾,對小孩呼吸發育不好;把小孩放農村養,離泥土近更好養活;老伴不會做飯,地裡的活兒幹不完。可無論景芳怎麼說,小可都堅決不同意,說急了,就放狠話:“讓我兒子做留守兒童,不如殺了我!”
景芳也沒辦法,出去和小區裡的老太太們學舌:“我兒媳婦人家是北京人,臭講究,看不起我們鄉下人,不讓孫子跟我回村。”
似乎嘴上佔了便宜,心裡就能自在一些,再回屋去給軒軒做輔食,便充滿幹勁:磨蔬菜泥、榨果汁、燉蛋羹。榨汁機、破壁機、豆漿機、空氣炸鍋,廚房裡各種各樣的家用電器插上插頭,各有各的能耐。景芳心裡也感嘆:這些東西除了清洗麻煩,用起來真不賴,要真把孫子帶回村裡,做各種蔬菜泥果泥果汁,還麻煩咧。
6
婆媳再磕磕絆絆,也不知不覺在同一個屋檐下生活了7年。景芳逐漸習慣了在北京帶孩子的生活,軒軒漸漸能離手了,又來了蕊蕊。
蕊蕊從落生第一天開始就跟着景芳,從一個皺皺巴巴的小皮猴,到第一次翻身、第一次坐起;從蹣跚學步到牙牙學語,到後來天天摟着景芳的脖子說“奶奶我好喜歡你”“奶奶你真棒啊”,讓景芳打心眼裡疼愛這個小孫女。
蕊蕊過完3歲生日,受疫情影響,還沒上幼兒園,卻能清楚表達自己想法了。有天,她看完兩集小豬佩奇,提出要和哥哥睡上下鋪。徐滿和小可都沒太在意,轉天景芳就向兒子提出,把她的單人牀移到客廳角上,給兩個孩子買個上下鋪的實木牀,又囑咐一定要買原木的,不含甲醛的。
“老孃你現在真行了,還知道甲醛了。”徐滿調侃。
“我又不瞎不傻,你們電梯裡廣告天天演,甲醛容易給小孩薰出病來,白血病啥的,多嚇人,寧願多花幾個錢買個安心吧。”景芳說。
這話小可在洗手間聽的清清楚楚,晚上臨睡前,拉着徐滿抱怨:“你媽說的倒輕鬆,一個實木的上下牀少說也要四五千,這會兒倒是不心疼錢了,她怎麼不說自己出錢給孫子孫女買一個?”
“想想小姨說的,出人、出錢佔一頭就行,我媽也不容易,那麼大歲數背井離鄉地給咱看孩子,再說,她哪有錢啊。”徐滿夾在老孃和媳婦中間許多年,也練就了一身左右互搏、平衡內外的“柔術”。
“錢”這個話題,在家庭生活中就像藏在海面下的冰山,遠看只是露一點尖尖,撞上了才知道疼。小可的心有不甘,是從零到有、漸次累計的。
戀愛時,小可心裡眼裡只有一個徐滿,看着他睡覺、穿衣、吃飯,送他上班等他下班,普通小事都覺得甜度100分;要結婚了,徐滿家搜空“六個錢包”也湊不出10萬元(這情況她事先知道),當老父親提出把房子讓給他倆當婚房、自己去河北租房子時,她才第一次懷疑自己對於婚姻的選擇是否有些草率;結婚3年,徐滿在單位裡還是那個“小徐”,上交的工資沒有明顯變多,小家的開支卻因孩子的到來大幅增加。
小可心裡的不甘開始發芽,然後這小小的芽在自己的社交圈中,被無數閒言碎事催肥——看起來毫不起眼的同事小劉,找了個鄂爾多斯的富二代,生完孩子婆婆給了20萬現金獎勵,又從老家發來一個育兒嫂、一個保姆,分別負責孩子和家務;同學小美嫁了發小,婆家孃家爭着看孩子,婆婆不僅包了整個家裡的日常開銷,每月還補貼2000塊錢給孫子孫女買奶粉玩具……她再回看自己的婆婆,這不甘就像飢餓的毛毛蟲,一點點咬掉自己對徐滿帶着光環的愛。
那個曾經大大咧咧、說笑不停的活潑女孩子變成了眉目模糊、言辭犀利的中年婦人。每天9個小時要分給工作,回家還要直面不和槽又離不開的婆婆,照顧兩個上躥下跳精力過剩的孩子。小可連追劇的力氣都沒了,僅存的解壓方式就是網購。家裡幾乎天天都能收到快遞,碰上“雙十一”,一天10來個包裹。小孩吃的用的、玩具書籍,大人的衣帽鞋包,女士的護膚品與彩妝香水,家裡的日常用品、肉菜水果,零零總總,沒有不買的。
景芳看着兒媳大手大腳地花錢,心疼得不得了,好幾次開口勸:“小可啊,你們小兩口也不富裕,爲軒軒和蕊蕊考慮,也稍微存一點錢啊,少買一些東西,省省就有了。”
小可一般裝沒聽見,聽煩了,就壓不住內心的躁氣:“媽,我們不管怎麼緊張,每月給您700塊,哪月也沒少您的,您也從來沒說過不要。家裡的吃穿用度從來沒讓您花過一分錢,媽您就知足吧。”
景芳被說急了:“我知足?我知足啥?按你們城裡的規矩,你去問問,僱一個白天黑夜給你接大看小的保姆要多少錢?四五千怕也不夠吧?徐滿是我十月懷胎養到這麼大,供着上了大學,就是不看孩子,每月他都應該給我養老錢!真要我知足,就送我回淶源,我睡自己的大炕、做自己的美夢,誰也別找我看孩子!”
“沒錢”,或者說“自己不掙錢”,是景芳從前未曾察覺的痛點。
她生在1950年代末期,小時都說“婦女能頂半邊天”,但從未思考過經濟自主權這個問題。以前別人總說她做姑娘時念書挺靈,但被家裡成分拖累,初中畢業就回村裡生產隊掙工分。後來包產到戶了,景芳經人說合嫁給了徐滿他爹,徐家是老公爹當家,徐滿的爺爺給全家派活,每人的收入全部上繳,個人用錢的再來支取。景芳安安分分聽分配,幹活,有要錢的地方,就找公公要,公公去世後,管家的權力移給了丈夫,她出去趕個集、回孃家看個親戚,只管張口要錢,丈夫也從未磕巴過。這麼多年,家裡也就是收支將平,到徐滿去北京上大學的第一年,還欠了些外債,好在那兩年肉羊價格不錯,靠着家裡養的30只羊,債務便很快還清了。
在來北京之前,家裡沒錢並沒有影響到景芳的生活。她本身對日子要求不高,吃喝都傾向於自給自足,當季地裡產什麼就吃什麼,沒肉吃雞蛋也挺好。到北京後她才知道,處處都要用錢。早市買次菜要幾十,買幾個大餅就要十幾塊,帶孫女去坐個搖搖車、旋轉木馬也要幾十,孫子要吃蝦,趁晚市買點打折的,還要30多。
自己沒錢,最初200、300地跟兒子要,後來發現要的太勤,張不開口。她隱約感到,找兒子要錢和找自己男人要錢不太一樣,找老伴要錢,她要得理直氣壯——鑑於她的勤快,家裡的錢本來就有她的一半——但找兒子要錢,總得事先想好用處才能開口。
後來徐滿也覺得煩,和小可商量每月1號給景芳1000元作零用。小可覺得有點多,“家用的東西我一般都買齊全了,媽也沒太多用錢的地方,500差不多夠了”。
小兩口最終折中了一下,每月給景芳700塊,逢“五月節(端午)”、“八月節(中秋)”再多給500塊,作爲過節禮錢。
本來也是不大的事、不多的錢,誰也沒想到,這卻成了兒媳的一個話把兒。自此,凡婆媳倆有爭吵,涉及到花錢,最終都落在這700塊錢上。徐滿不止一次和小可說:“這錢是從我工資裡出,數量也不大,給了媽,媽也沒存着或花在別處,都花在倆孩子身上了,你怎麼就過不去呢?”
小可就是覺得,子女在北京生活得這麼捉襟見肘,老人不補貼也就罷了,還月月找兒子拿錢,心裡不平。
7
景芳也是在帶娃老太太們中間混跡久了才發現,同樣是來北京幫子女看孩子的“老漂”,有退休工資的,腰桿就直得多。就拿碩碩姥姥來說,人家退休前是太原市一所重點中學的語文老師,據說還是特級教師,一個月退休金七八千塊。碩碩姥姥總說,這錢也不存着,總歸就一個姑娘,除了自己花,都貼補到姑娘、外孫子身上。
景芳便會偶爾想,自己要是有退休金可領,不用說七八千,哪怕兩三千,在兒子家過得也能自在一些。景芳不喜歡逛街買衣服,也不貪嘴,可她這幾年還是迫切地希望有自己可以隨心支配的錢——這錢不是兒子給的,不是家裡老頭兜裡的,而是自己掙的。
孫女出生後,景芳在一次遛彎時聽見兩個老太太在嘮嗑。坦坦奶奶抱怨說,隔壁的老太太總把撿回來的紙箱子、空瓶子堆在樓道里,夏天招蟲子蚊子,“錢都讓她掙了,環境污糟的後果我們承擔,真是的”。另一個臉生的老太太說:“你可別小看這活兒,是沒本的買賣,積少成多不少掙,聽說2號樓的孫奶奶光撿紙殼箱子,一個月就能有兩千塊錢。”
於是,小區裡又多了一個推着嬰兒車、時不時在垃圾桶堆放點停留的奶奶。
景芳花10塊錢買了一件厚塑料的格子圍裙,放在蕊蕊的童車下面。轉悠到垃圾桶跟前時,要是看見有紙箱或塑料瓶子就停下來,把童車放在遠點的花磚道上,自己戴上圍裙就開始收拾。紙箱撕掉膠帶,壓平疊好,平平整整地摞起來,塑料瓶晃一晃,有水的話要倒掉,空瓶收進一個黑色的大垃圾袋裡。
她一般重點收拾5號樓后角和3號樓邊上的垃圾桶,這兩處離自己住的10號樓最遠,兒子兒媳不容易發現,附近還有個人跡稀少的地下防空洞,她可以把收拾好的箱子瓶子堆在防空洞樓梯拐角,四五天去賣一次。她還在微信上跟老伴感慨:北京人素質真高,收集的箱子瓶子堆在那兒,從來沒被人偷過。
每次去收購站賣廢品,平常能有百兒八十,運氣好了能得200來塊,景芳很滿意。慢慢地,她也能和廢品收購站的小吳站長聊上兩句。小吳年紀不大,但做生意很有一套,價格上一點不留餘地,不容講價,但公平秤從來不作假,又願意多給幾塊零錢,景芳心想,這是個好小夥。
景芳慢慢嚐到了甜頭,這無本的買賣雖不像老太太們說的那麼掙錢,但一個月也能攢下六七百塊。一疊有零有整的現金,被景芳用報紙包着,放在行李箱的夾層裡。
疫情來了之後,地下防空洞門被物業封住了,景芳撿來的紙箱子和空瓶子沒地兒擱了,放樓道里又怕給徐滿惹事兒,只好拿到家裡。
這下戳破了小可對於“衛生”的底線。她下班進門,看見一捆紙箱子躺在她精心挑選的墨綠色布藝沙發的旁邊,上面還沾着棕色、黑色的痕跡,還以爲是婆婆整理好沒扔掉的垃圾,趁着沒換衣服,就要拿下樓去扔掉,卻被景芳大聲喊住:“你幹啥去?這我收起來的,等過兩天拿去賣。”
小可當場就急了,先把箱子扔到門外,把門帶上和婆婆嚷:“說了多少遍,不要從垃圾桶撿東西,這裡面不知道多少來頭不明的細菌。您之前隨撿隨賣,我也忍了,就當您閒來沒事消遣一下,現在拿到家裡又是怎麼回事?您不知道現在是特殊時期啊,不說那種小飛蟲,新冠病毒能在25度以下物體表面存活,之前也和您說過,怎麼就不記呢?家裡有兩個小孩呢,您差不多得了!”
“我就知道我幹啥你都看不慣!你放心,這紙板子我都拿酒精噴過了,用繩子一捆,後天我一起賣掉。”
小可寸步不讓,讓婆婆立刻就拿去扔掉或賣掉,並且放話:再把垃圾撿回家,就和徐滿離婚!景芳無奈,到廚房找出去超市購物的小推車,把捆好的紙殼子拉到回收站。小吳站長正閒着:“阿姨您今天帶來的不多哈,我給您過過秤,您看,一共給您10塊錢,下回您攢多點來再來。”
“攢不了了,兒媳婦不讓往家撿。”景芳說着,眼圈就紅了,淚珠順着臉上的溝溝壑壑流下來。小吳轉身去屋裡拿面巾紙,再出來,老太太已經走了。
景芳自己也清楚,在小吳跟前哭不合適,最合適的是,把兒子拉出來,連哭帶說發泄一頓。可關鍵時刻徐滿總是缺席,這兩天他又到瀋陽出差了。
一項入賬就這麼沒了,景芳有些蔫蔫的,好似生活失去了鮮活顏色。唯一的念想,就是期盼着趕緊回老家鬆快鬆快。
8
不管徐滿怎麼說,景芳都打定主意了,要在臘月廿二之前回到老家,和留守在家的老伴、婆婆一起祭竈神、過小年。
眼看沒幾天了,她從牀底下拉出行李箱,開始收拾東西,一些不常穿的衣物,一些她平常攢起來的東西:一個棕色的帆布包,上面有個淺金色的“C”,這是有次她在垃圾桶旁拆紙箱時,一個長髮姑娘扔下的一個大箱子裡裝的。那裡面還有好多毛絨娃娃,幾條發皺的裙子,別的東西景芳都沒興趣,單覺得這個包還挺新,顏色暗沉、款式普通適合老年人,就撿回了自己的櫃子裡;幾件小玩具,五六本小布書,一雙12號的毛毛蟲鞋子,都是蕊蕊用過的,想拿回去給鄰居家的小孫女;一雙號碼小一號的新鞋,小可難得送的節日禮物,她卻穿不了,想着拿回去給四妹秀芳;還有幾顆像蒜頭一樣的根球,用報紙層層包裹着,是前天6號樓一位“姥姥”送她的,說是少見的“垂笑君子蘭”,花開出來像好多口小鐘,特別美,“你會侍弄莊稼就能種好花,往院裡種幾顆,過幾年就到花期了”。
零零碎碎收拾了一拉桿箱,豎起來放在牀頭,蕊蕊聽見動靜,過來盯着行李箱的輪子,想推着玩。景芳抱起孫女,孩子自然地用雙手環住她的脖子。景芳想,要不是因爲這孩子,她現在已經在老家趕大集買年貨了。
事實是,景芳也多待不了幾天了,已經臘月十七了,下面四五天的時間,她要自己弄好核酸檢測和火車票,再和徐滿兩口子說走的事兒。火車票還好說,自己可以去趁週末去趟北京南站,沒票也能去六裡橋坐大巴回去——讓景芳頭疼的,是“做核酸”。
恰巧這天中午從外面遛娃回來,在電梯裡碰見住對門的女孩,同在一個樓裡好幾年,景芳雖不知道女孩姓啥叫啥,但是也是熟臉,趕緊讓孫女叫人:“問阿姨好啊。”蕊蕊乖巧地問了好,女孩摸了摸蕊蕊的頭,猶豫着問道:“阿姨您現在有事兒麼,我看您之前在樓道里收紙箱子,我剛拼了兩臺電腦主機還有顯示器,家裡好多箱子,您過來拿一下不?”
景芳心生感激,跟着女孩進了屋,安置孫女在沙發上坐下,麻利地用美工刀劃破膠帶,壓平,堆疊,碼齊,女孩又遞了一根絲帶過來:“阿姨我這兒沒繩子,您看這個綁蛋糕盒的帶子行嗎?”景芳連忙道謝,“北京熱心人真多”,將一疊紙箱結結實實地捆起來,帶着蕊蕊出了女孩家。
想到小可說的,紙箱子再不能帶進門,她一手牽着蕊蕊,一手託着紙箱子,在呼嘯的寒風中往小學那邊走。到了收購站,小吳正蜷在小屋裡玩手機,看見景芳趕緊招呼:“好久沒見您了阿姨,來,給我。”
小吳熟練地過秤算賬,一邊拿錢,一邊寒暄:“阿姨今年回家過年嗎?”
景芳說:“要回,肯定要回的。就是還沒做核酸,不知道能不能走成。”
“核酸好弄,你從咱這往前,過兩個路口,右手邊有一家體檢中心,那兒就可以做。”
“用預約嗎?我不會使手機,不會預約。”
小吳說,我幫你約一個,不難。
景芳眼看着小吳拿走了自己手機,劃開屏幕,打開微信,一步一步操作,一切似乎自然而然,水到渠成。困擾自己許久的一個大問題,就這樣解決了。
“弄好了,您大後天下午過去就行,24小時就出結果,您到時點這個公衆號就行,最上面的。”說着,小吳幫景芳把“XX體檢”的公衆號置頂,把手機還給了她。
回去的路上,景芳拉着孫女的手,唱着“阿門阿前一顆葡萄樹”,心情十分愉快。自己以爲遇到的是天大的深溝,沒想到一個陌生人托住她,輕輕一躍,就到了對面。
核酸報告有着落了,景芳想來想去,還是開不了口。想着想着,景芳對兒子便有些失望。她有時候看着徐滿——1米8的大個兒,逐漸開始發福的身材,說話中偶爾帶出的一點北京口音——很難把這個男人和在自己懷裡長大的小男孩重合起來。
徐滿自小白淨乖巧,不鬧人,兩三歲時,景芳在竈房做飯,給他一把木鏟子,他自己就能在院裡的土堆上玩半天;稍大一點認字了,拿着一本西遊記連環畫就能大半天不動窩;等他上學了,也從不操心他的功課和成績,拿了獎狀也第一個給媽媽看。在景芳的心裡,兒子一直是懂事的、體貼的。但被她忽略的是,兒子成年後,來北京讀大學、讀研究生、畢業找工作、職場新人期、戀愛期,她從來沒有深度參與過。這將近10年的空檔,讓與兒子再次共同生活後的景芳,感到陌生與失落。某些時候,景芳甚至覺得,兒子還沒有小吳待她親和。
在之前的爭吵中,徐滿已經表明了態度,她早走不行。可是,在北京過年或者到臘月廿九再回老家,這是景芳絕對不能接受的。她一整晚沒閤眼,翻來覆去想東想西,天亮後決定不告而別。
時間選在臘月廿一,那天小可調休,全天在家。
這之前,她需要提前把行李箱送出去,一事不煩二主,還是找小吳。她提前一天偷了個空兒,把行李箱存在了小吳那裡,反正箱子裡也沒什麼貴重東西,拉上拉鍊,鎖上密碼鎖,很放心。
臘月廿一中午,景芳認真做了一頓午飯,紅燒排骨、五花肉燜豆角、西紅柿炒荷包蛋,還做了個海帶蝦仁蛋花湯,熱騰騰端上來,招呼軒軒蕊蕊都上了桌。小可開鍋盛飯的工夫,景芳拿着鑰匙,背起平時背的帆布包,說了聲“我出去會兒”,也沒等兒媳迴應,便擰開了門。
小可當時也沒太在意——婆婆經常做好飯後去逛市場,等大家吃完了再回來“打掃戰場”。吃完飯,她帶着兩個孩子午睡,娘仨午睡醒來,帶着跳繩、羽毛球和水杯,照常去東大門文化廣場運動放風。快到晚飯時回家,發現家裡沒人,小可還嘀咕,老太太這是去哪裡了,怎麼不做晚飯?發了兩條微信,也沒收到回覆。
此時,景芳已經上了北京去淶源的大巴。車上吵吵嚷嚷,滿滿當當,架子上塞滿了揹包,一顛簸瞅着就要掉下來。她帶着口罩,有些呼吸不過來,迷迷糊糊睡了一覺,睜眼時車已過了易縣。翻出手機看,已經快下午5點了,猶豫了幾分鐘,還是給徐滿去了條微信:
“小滿,我回家了。從六裡橋搭了汽車,一路安全,已經快到淶源了。後天是小年,我總要在老家送竈王爺的。你倆想辦法看好兩個娃。過完十五我再來。”
發完,便把手機放到包的夾層裡,背靠座椅閉目養神。
景芳完全可以想象齣兒子的吃驚和無奈,以及兒媳隨之而來的驚訝、憤怒,還有數落兒子。事實的確也如此,等徐滿帶回景芳已回了老家的消息,小可幾乎快崩潰,她沒想到婆婆能幹出這樣沒譜兒的事兒:
“你媽真行啊,就這麼丟下一攤子事走人了?要走,爲什麼不提前說?”
“肯定是有預謀的!車票誰買的,核酸怎麼約的?不要告訴我你之前一點都不知道!”
“明天怎麼辦?倆孩子,你自己休年假在家帶吧!”小可的連珠炮,讓徐滿根本插不進去話。
“說過啊,我沒同意,沒想到她能自己走的了。”徐滿無力地說。他在收到景芳微信的一瞬間,也大腦空白,有些難以置信——老孃雖然性格剛強,但做事向來有譜,怎麼就出其不意離家出走了呢?
晚高峰的10號線里人擠人,他不管不顧,給老孃撥了個語音電話,不接,再打,還不接,連打3個,都不接。徐滿又擔心又無奈,一想到明天起單位還要到西山賓館“封閉開發”,一個頭兩個大。
不過,這些景芳已經管不着了。她坐在晃悠悠的大巴里,心裡滋味複雜,有點內疚,有點擔心,但更多是輕鬆和痛快,似乎做了一件暢快的事兒。
(文中人物均爲化名)
作者:鹿今
編輯:許智博
題圖:《我親愛的朋友們》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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