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畢業生欲轉回農村戶口需過七道關

中國青年報消息 考上大學，擁有城鎮居民戶口，成爲幹部身份……在過去，曾是農民子弟“鯉魚跳龍門”成功的標誌。因爲擁有一個城鎮戶口意味着將享受諸多的城市居民福利和好處。

隨着市場經濟進一步發展，大學生就業包分配的歷史終結。對於市場經濟下游蕩在人才市場上的新一代大學生來說，戶口往往成了雞肋。尤其那些從農村出來的部分大學生，頻繁地更換工作單位和生活的城市，口袋裡的戶口遷移證已經過期。糾結的“黑戶”後遺症隨着一張小小身份證的丟失從而全面爆發……

到底是什麼使畢業大學生身陷“黑戶”囹圄呢？

大學生“黑戶”羣體數量日益龐大和大學生對戶籍的認識有很大的關係，但更深層次的是轉型中國的縮影。人事制度的改革，導致國家幹部的範圍縮小；社會地位的變化，凸顯爲大學生從“天之驕子”變爲“蟻族”，這些變革所引起的社會分配的變化，使得農村大學生成爲二元戶籍制度下的一個尷尬羣體。

“丟”戶口面臨尷尬

“戶口這個東西說起來重要，排起來次要，用起來需要，忙起來忘掉。真用的時候能把人急死。”在烏魯木齊一所公立中學當教師的陳明對新疆都市報記者說。說起畢業後許多年因爲戶口給自己和家人帶來諸多麻煩時，他依然心有餘悸。

“當時看到錄取通知書上寫着要把戶口遷到西安，心裡別提有多高興了。”從小生活在四川農村的他，當時爲自己能因爲考上大學擁有一個城市戶口而興奮。然而，從農村戶口到城市戶口的改變只給陳明帶來短暫的虛榮和自信，隨着大學畢業，他的“黑戶”煩惱也隨即開始。

2004年大學畢業後，陳明和雲南的一家學校簽了協議，戶口也隨檔案一起被遷到了那個學校。但由於陳明欠學校的助學貸款，畢業證被押在了學校，按照當地落戶規定，沒有畢業證是不能落戶的，他的戶口最終沒有落下來。在以後的3年裡，一張過了期的戶口遷移證、一個快到期的身份證成了他唯一能證明自己的證件。

2007年，陳明從原單位辭職之後，準備參加碩士研究生考試。但在報名之後，他的身份證卻丟了。“沒有身份證就不能進考場參加考試，當務之急是辦理身份證。而沒有戶口是辦不了身份證的，但我那時已經成黑戶了，而自己卻不知道，拿到老家派出所人家說，戶口遷移證已經過期，必須重新辦。而且必須先落到第一次簽約的那個單位，纔可以轉。”幾千公里路程的來回奔波讓陳明身心疲憊，他萬般無奈地放棄了已經複習了大半年的考研。

後來，陳明拿着過期的戶口遷移證和女朋友來到了烏魯木齊，參加了一次社會公開考試。這次他很幸運，雖然拿着過期的戶口，但在驗明瞭畢業證之後，監考老師讓他參加了考試，並且如願以償地考上了。但在政審的時候，一個無犯罪記錄讓他難住了。因爲他是“黑戶”，沒有哪個派出所可以給他開證明。

就在陳明再次萬般無奈的時候，一個朋友給他介紹了一個勞務派遣公司，交了將近1000元后，繁瑣的手續變得簡單多了，掛靠的集體戶順利辦了下來。讓他順利成爲一名國辦中學的老師。

已經結婚的陳明，雖然和妻子都交了點錢把戶口搞成集體戶了，但他們還沒有屬於自己的房產。陳明說，他最擔心的是以後如果生了小孩，小孩的戶口怎麼辦？因爲按照規定，集體戶夫妻子女不可能再落到集體戶上。“我和老婆都做過一段時間的‘黑戶’，如果買不起房子，孩子就可能永遠成爲‘黑戶’了。”他不無擔憂地說。

“非轉農”遭遇困局

李超2010年從烏魯木齊某高職院校畢業，當初她從農村轉到學校的戶口畢業時候必須轉走，由於她沒有找到一個可以接收戶口的單位，她戶口的遷往地是她作爲生源地的那個人才交流中心。

而生源地的人才交流中心只能辦一個集體戶，這讓李超和父母大失所望。李超覺得，即使不能把戶口很正式地落在烏魯木齊，至少也可以遷回農村的家。因爲農村家裡有幾十畝土地。辦理農轉非手續已經變得很容易，但是讓她沒有想到的是，要把非農業戶口轉爲農業戶口卻並不容易，辦相關手續都要經過六七道關口，關鍵是還必須徵得出生地村委會和鄉鎮政府的同意。

面對重重關口，李超和家人覺得把戶口轉回去難度有些大。爲了不耽誤工作，李超把戶口帶在身上回烏魯木齊上班了。但轉眼幾個月過去了，她準備參加一個資格考試，在填寫考試申請表的時候要詳細填上戶口所在地，但此時的她身份證也丟了，卻被告知身上的戶口遷移證不能當作證件使用。當她匆匆趕回家再去當地落集體戶的時候，又被告知遷移證過期了，她的狀態是“黑戶”。更不巧的是，當她跑回學校重新辦理遷移證的時候，她原來過期的遷移證也丟了……

“我感覺天都塌下來了，我都沒辦法證明我是中國人了。後來我在報紙上登了遺失啓事，再去改遷。當把身份證辦下來，前前後後已經兩個月過去了，考試的事情也耽擱了。”她說，畢業後在城市找不到一個可以提供落戶的工作，農村老家也向她關上了大門。

造成這種兩難境地的原因是，李超考上大學後，戶口隨之“農轉非”。但如同所有在城市裡很難立足的農村大學生一樣，想再回到農村落戶卻難如登天。

李超之所以產生回農村落戶的想法，是因爲城市就業形勢不樂觀，在城市生活成本和壓力大。

李超說，相比一些家在內地農村目前還在烏魯木齊打工的同學來說，她還算比較幸運，“我的幾個內地同學也把戶口遷移證帶在身上，我回家一趟也就一兩天，但他們要是身份證丟了，光來來回回落個戶口不知道要折騰多久。”

今年年初內地一家媒體報道，一位長期在武漢某高校工作的人士估計：目前，在武漢地區高校或者人才服務機構超期空掛戶口、檔案的大學畢業生累計超過10萬人。像這種“黑戶”大學生在全國相當普遍，在新疆雖然沒有相關統計數據，但這樣的“黑戶”大學生也不在少數。

“農轉非”光環遠去

“現在很多考上大學的年輕人，好像對自己的戶口沒有多重視。但是我們那個時候，考上大學農轉非，是一個家庭甚至是一個家族的驕傲。”在烏市某公司從事企劃工作的羅仰虎對新疆都市報記者說。

屬於“60後”的羅仰虎告訴記者，自從1988年他考上大學那一年開始，一直到1998年，他享受了將近10年的非農戶口的好處。在他那個年代的奮鬥史上，農轉非是一個農村人成功的標誌，進城去是農村很多“有志青年”的理想。

“有了非農戶口就可以吃供應糧，價格非常便宜。由於非農戶口基本上等同於幹部身份，找對象真是太容易了。”他說，那時，戶口隨着一紙調令走。上個世紀90年代，羅仰虎到石河子工作，在整個家裡，除了他一個人是幹部身份外，妻子、孩子、岳父、岳母都是農業戶口。“那個時候是很有優越感的，我的非農身份也讓家人感到驕傲。”

1958年以前，中國沒有嚴格的戶籍管理制度，人們可以自由遷徙。1958年1月9日，經全國人大常委會討論通過，毛澤東簽署一號主席令，頒佈了新中國第一部戶籍制度《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確立了一套較完善的戶口管理制度。法律的形式嚴格限制農民進入城市，也限制了城市間的人口流動。城市與農村之間的戶籍制度令農民難以逾越。

羅仰虎說，在那個年代，農業戶口相對非農戶口的劣勢在於：不能被安排工作，種地掙到的錢比城裡人的工資低得多；單位招工幾乎清一色地要求有非農戶口；沒有退休工資，只能靠子女養老；看病得自己花錢，不像城裡人有單位報銷；農村孩子受教育的條件太落後；農業戶口當兵的條件比非農戶口要苛刻，而且非農戶口的參軍青年退伍後就能分配到工作；農業戶口的小夥子找不到老婆，村裡的姑娘都想嫁非農戶口的人。

後來由於單位改制，羅仰虎雖然有一個非農戶口，但說絲毫沒給他帶來比別人哪怕更多的優越感。“我在烏魯木齊漂泊了十多年，從記者到公司職員，跳了不少單位，還是覺得有個農業戶口好，起碼家裡有幾畝地，起碼最後還有個依靠。”他不無感慨。

有專家認爲，從社會福利來看，現行的戶口已被割裂爲3種：一種是大城市戶口，相應的各種福利保障政策都是最好的，資源也相對稀缺；一種是農業戶口，相應的土地政策以及福利保障也在日益改進；第三種是小城鎮戶口，比上不足，現在反而還不如農業戶口。

爲什麼成了“黑戶”

爲什麼會產生這麼多得“戶口口袋族”大學生？爲什麼有那麼多的空掛戶？當年，人們不顧一切想把戶口轉爲非農戶口，現在又有很多大學生想把非農戶口轉回農業戶口，爲什麼卻遭遇困難重重呢？

隱藏在這些問題和現象背後的深層次原因是什麼呢？

新疆社科院的一位專家認爲，在我國流動性大的人羣當中，大學生是一個特殊的羣體。其他人羣當中，不論他們怎麼走南闖北，都有自己的“根”——戶口所在地，只有大學生這個羣體，從他們考入大學起，戶口就離開了“根”，畢業後才能再次“紮根”。

這位專家認爲，大學生流動性尤其大。很多大學生畢業後不斷地更換工作單位，甚至是跨省調動工作，畢業幾年了也難以“紮根”。這樣一個羣體的出現，爲我國戶籍管理制度提出了新的課題。

而在去年，重慶一些高校曾強烈要求學生辦“農轉非”手續，而學生卻報之冷

遇。上大學遷戶口、大學畢業之後把戶籍掛在學校，或者再把戶籍遷回農業戶口而不得，說到底都與戶籍相關的利益相關。就像當年非農戶口享受諸多優惠和特權一樣，時下的農村戶口牽扯土地利益而又一次被很多人所看重。而現行戶籍制度和市場經濟發展的不匹配卻讓大學生“黑戶”頻現，並且成爲一個新的社會問題。

戶籍的基本功能是居民戶口登記和身份識別。美國是世界上人口流動最頻繁的國家之一，卻沒有身份證這一概念，只有一個“社會安全號”，號碼惟一且終生不變，只要在腦子裡記住這個9位號碼即可。美國人因此可以自由地搬家、換工作。

有專家認爲，這些大學生回農村並不是想種地，只是想佔有土地，以便在政策補償上獲利。這些學生想要工作和土地兼得，實際上並不公平。

但有學者認爲，大學生正在由“天之驕子”變爲工作難找的“蟻族”，這種變化引起社會分配的變化，不能讓大學生獨自埋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