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敬蘭：北師大附中校長文革時是怎樣死的

說到文革，對於當年女附中的在校學生，“8·5事件”是無法繞過、必須面對的記憶，是集體的心靈瘡疤。在1月12日劉進、宋彬彬公開道歉並被媒體廣爲傳播之後，一個具有代表性的質疑是，宋彬彬既然沒打人，還去阻攔別人打人了，爲何要道歉？到底是誰打死了校長？有年輕人直截了當地告訴我，你們從A直接到了C，我們要知道B。B就是“8-5事件”。

我是師大女附中1966屆初中生，出身平民家庭，父親在50年代的運動中自殺，文革中我是被鬥爭的學生。我參與了8-5事件的調查過程，瞭解全部內容。

1、8-5事件

1966年8月5日下午，在高一3班少數幹部子女發起的遊鬥校領導的過程中，少數學生對五位校領導毆打體罰、侮辱折磨，黨總支書記卞仲耘副校長不幸遇難，其他幾位校領導身心受到嚴重傷害。發起者、打人者多爲住在京西大院的軍隊幹部子女。她們決定遊鬥“黑幫”，要求教室裡的同學不分階級出身，必須都參與。理由之一是工作組在的時候不讓鬥黑幫，現在他們走了，我們可以鬥黑幫了；理由之二是現在“主義兵”（全稱：毛澤東主義紅衛兵，是反工作組一派）成革命的了，主席已經發出號召，我們也要革命，也要鬥黑幫。

高一3班王友琴第一個公開披露了“8·5事件”，20年後，她在《女性的野蠻》（1986年）一文中寫到：一天下午，這一派的一些同學在教室裡開會，“我們要堅持鬥爭的大方向”，“走，打黑幫去！”她們這樣說，似乎這可以使她們擺脫因工作組問題而產生的困境，並以此進一步證明她們的“革命”性。 高一3班其他同學也有類似記憶，一個學生在採訪中證實，班裡打人厲害的，初中都是女三中和女八中的，初中就在女附中上學的，對老師有感情了，下手沒有她們厲害。她們平時表現一般，並無過人之處。所以，當她們在8-5那天以激進、暴戾的姿態出現後，不僅讓本班同學，也讓年輕的班主任大爲吃驚。時任教導處副主任的梅樹民老師也證實了批鬥發起者爲高一3班部分幹部子女。

根據目前所得資料可以確認，當天下午的“遊鬥”分爲四步，一是圍着大操場“遊街示衆”三圈，以擴大影響，吸引更多人蔘加，二是在宿舍樓旁的一個狹小高臺上批判鬥爭，三是押到小操場強迫勞動和體罰，把整筐土、大花盆搬來搬去，最後分散到各處打掃樓道和廁所。整個過程中，不斷有各年級學生圍觀，人數時多時少，聚聚散散。我的一位同班同學是最早的目擊者之一，她說：“當時學生不多，就是高一的，有人不斷出來，給他們頭上戴高帽子或紙簍。後來人多了，我就回教室了。”圍觀的學生證實說，由於胡志濤校長不承認自己是黑幫，有個學生把一大瓶墨水，兜頭潑了她一身，說：“現在就讓你變黑！”隨着遊鬥活動的升溫，對校領導的侮辱和推搡，很快演變成暴力毆打。有人號召去木工房拿棍子，一些學生就取來帶着釘子的桌子腿椅子腿。據目擊者指認，在遊鬥過程中對校領導施加暴力和侮辱行爲的，不僅僅是高一3班的少數學生，也有高一其他班和初二年級的學生。 甚至，也有個別出身不好的學生爲了表示革命，毆打了老師。

梅樹民老師回憶說，當天他穿了一件新襯衫，晚上回到家裡，襯衫後背血跡斑斑。胡校長對少數學生的暴行始終予以批評和反抗，因而白襯衫被潑墨弄成黑襯衫，長裙被撕裂到胯部，“除了一雙腳，渾身上下都被打得青一塊紫一塊，腰痛得不能躺下”，當夜被家人送到北大醫院，確診爲腰椎棘突骨折。卞校長被強迫打掃宿舍樓的廁所。有目擊者看到，卞在洗墩布時，一個初二學生按着她的頭，逼她喝髒水池裡的水，當時她已經站不穩了。也有人看見她從樓梯上摔下去。在經歷了長時間的毆打折磨後，她終於倒下了。當時校園裡大部分學生已回家，她被校工擡上手推車，置於東樓後的小操場，暴曬於烈日之下。

遊鬥中的暴力行爲給多數圍觀者帶來的是精神的震懾和恐懼。現場也有老師和高年級學生對施暴者進行勸阻。高三1班劉沂倫回憶說：“王麗莎拉住一個小孩說別打人，別打人，這個小孩回頭瞪了我們一眼，問，你們什麼出身？我們一愣，立刻啞口無言。我們出身好，應該立場堅定，怎麼能阻攔鬥黑幫呢？於是我們就不再說什麼，只在旁邊看着。”

劉進、宋彬彬等作爲工作組時期的學生代表會負責人，在工作組因路線錯誤被撤走以後，也深感自己犯了錯誤，頗爲灰頭土臉。但是在幹部子女中間，她們依然存有一定威信（並延續至今），有些人一直追隨着她們，每天集中在工作組留下的辦公室檢討錯誤，尋找革命方向。當時她們對高一3班發起遊鬥活動的幾位軍乾子女並不熟悉，聞訊兩次去勸阻，要求現場學生不要打人，看到圍觀的同學陸續離開後，她們也走了。多年以後回憶當時的情況，她們認爲自己的勸阻沒有力量，是因爲自己跟着工作組犯了方向路線的錯誤，理不直氣不壯。由於沒有預見到慘重後果，她們爲當時不能奮力阻攔暴力行爲，而造成卞校長死於非命，感到終生的懊悔。這就是她們認爲要公開道歉的原因。

傍晚，昏迷的卞校長被劉進、宋彬彬、李鬆文等多位師生送到郵電醫院，醫生要求出示學校證明方可搶救，爲此雙方發生了爭執，最後達成共識，由李老師牽頭作保，院方予以搶救。於是，我們就在胡杰電影裡看到了那個名單，從右往左依次寫着：師大女附中  李鬆文  徐巖春  李小琦  馬恬  王滿華  劉進  宋彬彬。經搶救無效，卞校長於晚9點去世。

給醫院作保的老師學生名單，爲李鬆文老師所寫

當夜，劉進、宋彬彬與幾位高年級學生找到北京新任市委書記吳德，報告了卞校長被學生暴力致死的情況。身處困境的吳德聽完彙報，沉思良久，說：“死了就死了，以後不要打人了。”

2、8-5之前

正如文革中的每一事件都有自己的因果，卞校長之所以成爲學生憤怒發泄的對象，也有具體的原因。一是管過人事的老師揭發她是劉仁介紹入黨的，劉仁與彭真作爲北京市委領導，是文革最早被打倒的“反黨集團”，由劉仁介紹入黨也就成了假黨員。二是大連工學院俄語教員袁淑娥檢舉她有生活作風問題。1959年，卞校長住院時認識了袁淑娥，從此多有往來，兩家成爲朋友。1963年，通過卞校長，袁把丈夫丁德泗從北京空軍轉業到女附中做英語老師,隨後兩人婚姻破裂。袁淑娥多次來找卞校長，希望扣發丁的部分工資，以補貼家用，卞校長認爲應該遵循法院判決，予以拒絕，憤怒的種子就此埋下。袁淑娥在文革爆發（6月1日）前，曾寫了上萬言的針對卞校長的上告信，分別寄給毛主席、團中央、北京師範大學黨委（因爲女附中隸屬於北京師範大學），信最後分別到了鄧小平和胡克實手裡。

袁淑娥的萬言書轉到工作組手裡，增加了把卞校長劃爲“四類幹部”的充足理由。工作組突然決定在6月21日、22日連續兩個半天舉行批鬥大會，這是工作組進入學校後舉行的唯一一次批鬥大會。袁淑娥帶着母親兒子衝了會場，聲淚俱下，對卞校長進行誣陷和控訴。會場的憤怒情緒達到沸點，卞校長被學生用木槍你捅一下我捅一下，傷痕累累，當場嘔吐。袁淑娥還帶着學生到卞校長家，滿牆貼滿侮辱性文字。

工作組撤走後學校的無政府狀態，在胡志濤校長的回憶文章《八五祭》（寫於1986年）中得到了證實。文章寫到，8月4日下午，幾位集中學習的校領導被突然闖進來的七八個學生，用棍子和皮帶毆打了一頓。晚上，家人看到她身上的傷痕說：“你們學校怎麼這樣亂？！”她說：“工作組走了，沒有人管，有什麼辦法？！”8月5日上午，胡校長去北京市委“上訪”，找到分管文教口的同志，再次強調工作組撤走後，學校處於無人管理的混亂狀態，基層領導幹部的人身安全已得不到保障。胡校長雖然預見到了，但是她已自身不保。

卞校長也預見到了致命的危險在迫近，家人勸她躲一躲，她認爲自己作爲校領導，不能離開崗位。8-5一早離家上班，她和老伴王晶垚握手告別。

3、8·5之後

校長之死，讓劉進痛感到這樣下去也許還會出大亂子，必須組織起來，應對新形勢。由她牽頭，8月8日宣告成立了 “文化大革命籌備委員會”（簡稱“籌委會”），主任劉進，副主任有宋彬彬等十幾個，各年級各班還有聯絡員，也包括反工作組的“主義兵”。2013年10月，女附中1967屆初中生、法學教授李紅雲在網刊《記憶》102期發表的文章中，披露了女附中成立紅衛兵的原始會議記錄，證實紅衛兵和籌委會在同一天宣告成立，進一步證實8月5日遊鬥校領導的活動並不是以紅衛兵的組織形式發起。發起者、打人者後來都會是紅衛兵，但8-5當天她們還沒有這個身份。

1970年春，女附中爲卞仲耘內部平反。1978年6月3日中共北京市西城區委做出了《關於卞仲耘同志的昭雪決定》。1979年，袁淑娥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以挾嫌報復罪逮捕。西城區檢查院認爲袁借文化大革命捏造事實、誹謗他人，已構成誹謗罪，但已過追訴時效，1981年3月14日發出“不起訴決定書”。 1989年12月15日，最高人民檢察院辦公廳在答覆一位全國人大代表所提建議時，認爲“西城區人民檢察院（80）西檢審刑字第72號對袁某某不起訴的決定，應予維持。”因校長之死被捕的還有一位女三中68屆高中學生，叫劉××，她初中在女附中就讀，8-5那天因在現場施暴突出而被舉報。劉××因此被“雙開”，後來也因同樣原因被釋放，恢復黨籍軍籍。

劉進參加了1978年在八寶山舉行的卞校長追悼會。1996年在胡志濤校長去世一週年的紀念會上，當面對王先生表示慰問，併合影留念。2006年4月，她帶着鮮花和葉維麗、於羚去看望了王先生。2006年6月，劉進給梅老師寫了道歉信，信中說“我向老師表示道歉，爲了貼第一張大字報對老師造成的傷害表示道歉，爲了40年前那一天沒有保護好老師表示道歉！希望老師能夠接受我的道歉！”劉進得到了梅老師的諒解，梅老師向她說出了8-5真相，並逐字逐句審校了她交由學校存檔的文革初期調查報告。

最後，我想以胡志濤校長在《八五祭》裡的一段話作爲結束語，以此紀念敬愛的卞校長和胡校長：

她是在校園裡出現的一場驚心動魄的大混亂、大騷動中，被一羣純真、熱情，又是她最心愛的學生用種種殘忍的手段把她活活地折磨死的。這真是一次空前絕後的“尊師重教”的大倒退，這個歷史教訓應該永遠牢牢記住。

2014年1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