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社論》對大陸經濟前景的宏觀思考

大陸經濟恢復情況不如預期,引發兩極看法。圖/中新社

去年新冠疫情結束以來,由於大陸經濟恢復情況不如預期,因此中共不斷提出各種救市政策。然而,即使如此,西方「屠龍派」仍認爲,由於大陸舊經濟模式無以爲繼,且又面臨房市疲軟、消費不振、通貨緊縮、債務高漲、勞動人口下降、外資撤離、貿易壁壘、經濟趨緩等問題,因此就算不會馬上崩潰,也將潰而不崩。對於不斷「唱衰」大陸經濟的言論,中共除了多次重申並舉證「中國崩潰論」早已崩潰,並一再強調大陸存在制度、需求、供給、人才等優勢,因而回旋空間大、機遇大於挑戰。面對這樣兩極的看法,根本的問題是:究竟該如何評價大陸經濟前景?

任何基於意識形態而一邊倒地對大陸經濟評價,都容易陷入一廂情願的主觀想像。對臺灣來說,預判大陸經濟前景並彈性因應,是維繫經濟與政治安全無可避免的課題。因此,雖然各界已有許多討論,但我們仍透過對大陸兩會相關資訊的歸納,以此評價大陸經濟前景。如同本報日前分析,大陸兩會政府工作報告的經濟增速目標,反映中共迴歸以經濟建設爲中心的思維;經濟政策內容,凸顯大陸今年經濟增長仍多仰賴政府帶動;產業政策方向,展現大陸推動產業升級轉型的決心。但除此之外,此次大陸兩會還釋放出三大訊號:

首先,權力將更集中。從國務院組織法的修訂、總理記者會的取消,都意味着大陸權力的更爲集中。事實上,從十八大以來,中共強調爲因應越來越複雜的國際國內情勢,以及爲實踐國家發展目標,必須要有強而有力的領導;因而由過去的集體領導,逐漸轉向定於一尊的核心體制。這次兩會總理角色的確認,只不過是中共政治現實的法制化。這種家父長式的威權體制,其優點是政策延續性高;缺點是較缺乏自我糾錯的能力。

其次,政策制訂將更務實。雖然中共強調大陸有利條件強於不利因素,但無論是在此次兩會或先前諸多會議,中共都直言,其面臨包括世界經濟增長動能不足、地區熱點問題頻發等外部問題,以及經濟持續回升基礎不穩固、有效需求不足,產能過剩、社會預期偏弱、中小企業和個體工商戶經營困難、地方財力壓力、科技創新能力不強等等內部問題。也就是說,在承認且面對大陸經濟存在的諸多挑戰前提下,中共的政策制定,將回歸「以解決問題爲導向」的務實風格。

最後,政策執行將更彈性。中共二十大確立了中國式現代化的目標。其象徵大陸將揚棄西方工業革命以來的發展途徑,透過重建中國主體能動性,在政治體制、產業經濟、治理模式、文化意識形態等領域,展現更多的「中國特色」,因地制宜的走出一條人類從未實踐過的現代化道路。在此情境下,中共不再需要侷限任何西方發展的典範,也無法完全參照西方發展經驗;因而只能「摸着石頭過河」,政策的執行必定將呈現更多彈性。

上述歸納兩會釋放出的三個訊號,若從負面解讀,則可說中共未來將更集權、政策制定將更功利現實,政策執行將更多扞格矛盾。誠然,若大陸不再以追求經濟成長爲首要政策目標,未來中共最大考驗,將是要如何在安全與發展、政府與市場之間,尋求動態平衡。但不可諱言,在中共政治體制新常態下,大陸經濟發展方向已愈多繫於領導人的一念之間。但即使如此,就算大陸領導人一時獨斷,以致政策或有偏差,在維穩爲重中之重的治理邏輯下,中共仍具備反應及調整的能力。

從去年以來,爲修復新冠疫情所帶來的疤痕效應,中共不斷調整其政策:包括針對疫情,從動態清零到一夕解封;針對平臺經濟,從防止資本無序擴張到放寬監管;針對房地產,從「房住不炒」到取消限購限貸的「因城施策」。爲擴大內需,近期又公佈5兆(人民幣,下同)規模的工業、農業設備更新,以及兆元規模的家電的更新換代方案;針對外國直接投資(FDI)的下滑,不但多次強調堅持改革開放,還透過包括吸引外資24條行動方案等政策的公佈,希望透過擴大市場準入、減少投資障礙、增加政策扶持等舉措,增加對外商的吸引力。

種種跡象顯示,中共已意識到目前大陸經濟發展的堵點,最主要是外商、民企、民衆對其經濟前景的信心不足。因此,所謂「波浪式發展、曲折式前進」的大陸經濟,究竟將在谷底低盪亦或爬坡過坎?取決於中共如何恢復並提振外商、民企、民衆的信心。也就是說,是否能減少折騰,讓政策到位,以調動市場能動性,將是大陸經濟是否振衰起敝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