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蒙仁的「時間之鏡」

散文

人類學家做過田野調查，寫成報告後，有時會三十幾年後重返，進行再次的訪調，以對比時間下的社會變遷。這在歐美人類學界是常做的事。

時間的長度，讓同一片土地上的子民，因了歲月的滄桑，而有了不同的意義。當然，觀察的角度與省思的重心，也會隨之調整。最有名的莫過於社會學家費孝通之《重返江村》。從1936年寫下《江村經濟》，到1957年的重返江村，他看見中國農村的根本問題之所在，也看見新的轉變與希望。

古蒙仁新出版的報導文學作品集《司馬庫斯的呼喚──重返黑色的部落》便有這樣的味道。

此書是由古蒙仁的六本報導文學集子裡的作品精選而成。從報導文學的歷程來說，1970年代後期到1980年代初，臺灣經歷退出聯合國的孤立，產生自我認同的危機，開始凝視生存的現實，從而有現代詩論戰、鄉土文學論戰，以及臺灣文學從現代主義向現實主義的轉型。

那時，正是高信疆主編〈人間副刊〉的年代，他以臺灣第一大報的影響力，力倡現實主義文學，而報導文學，正是最好的見證。他用大篇幅刊登報導文學作品，形成了強大的社會影響力。雖然當時也有保守的文化人視之爲「揭露社會黑暗面」、「工農兵文學」，或與之同左翼的報告文學傳統連結起來，但高信疆仍以「現實的邊緣」爲標榜，走在政治壓力的邊緣，開創了報導文學重返文壇的新視野。

古蒙仁正是這個時代崛起的報導文學作家。他以清新的文筆，勤奮的走訪田野，小說家的筆法，散文的抒情，寫下經典的幾篇作品。〈黑色的部落〉和〈消失的水平線〉就是代表作。

〈黑色的部落〉以一個報導者的身分，踏入偏遠而近乎被隔絕的泰雅族部落中，食物難以進入，生活困難異常。但他在那些山嶺之間踏查了一個月，寫下那艱難的生存環境，訪談幾個小家庭的生計，和他們一起飢餓，抓田鼠來烤，爲那造成貧困的艱難交通呼喚，也爲文明與部落社會的距離，深深悲嘆。報導寫成後，這個部落受到重視，終而使得交通有了改善。如今，那部落已成爲著名的「司馬庫斯」，一個以共享共有、互助共產而安定下來的典型。

〈消失的水平線〉則是非常傑出的文學作品。古蒙仁用的是小說家的描述方法，依照時間與情節，逐一推進，讓大雨積累的危機，逐步加深，而危機中又不斷回顧過去因爲大雨所形成的草嶺潭的災難，這種方式，讓報導文學不再只是報導，而有了文學的深度。

此書中有一篇是四十餘年後，古蒙仁後來受邀，去司馬庫斯，作爲貴賓，在地泰雅族人感念他當年寫下〈黑色的部落〉，使得道路得以開通，電力輸送上來，因此致上一分特別的頭飾，代表着傳統部落社會極高的榮譽。古蒙仁非常感動，覺得那是他的終生成就獎。

故事至此，也算功德圓滿。但我總是多一點貪心，期望着如果古蒙仁可以像費孝通那樣，再次訪談，寫出當年他所觀察到的原住民生存的結構性問題，如今是否得到改善？原住民的環境生態、文化保存，與四十年前比較，有什麼改變？四十年的時間，到底帶來什麼變化呢？

我忍不住想起關曉榮在1980年代採訪過基隆的阿美族聚落──八尺門，當年那一張像是吉普賽人的少年照片，是作爲《人間雜誌》的創刊號而感動了許多人。歷經三十年之後，2013年他重返八尺門，再訪問了當年的遠洋漁工阿春，再尋訪那少年，始得知少年已因境遇困難而死。而被遷居到另一處國宅的人們，也都各自分散。

那流離與散落的人啊，正代表着原住民的命運。

「在歷經近三十年的光陰之後，曉榮回顧八尺門，重拍着當年他鏡頭裡的人物，卻讓人深思着更深一層的課題。更徹底一點的說罷，他其實在凝視着，在逼問着：在時間的盡頭，人最後還剩下什麼？在時間的盡頭，人是什麼？而當年那一顆溫柔敦厚的心，那召喚着『重新去相信、希望、愛和感動，共同爲了重新建造更適合人所居住的世界，爲了再造一個新的、優美的、崇高的精神文明，和睦團結，熱情地生活』的理想，還在嗎？……

我們以爲故事還很長，但已經不是我們在訴說，而是時間在說故事了。」

而四十年之於古蒙仁，又代表什麼意義？當我們看見四十年前臺灣「現實的邊緣」，會想起什麼？當年的初心還在嗎？我們變得更好？或者向着更荒蕪的世界前行？

我總是這樣反覆自問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