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商韜略》天安門上痛哭的霍英東
霍英。（取自網路）
「如果人生的滿分是100分，我要給自己打100多分。」
究竟是怎樣無憾、無悔、無愧亦無怨的人生，才配得上這樣的自我評價？
霍英東是香港同代華人富豪裡「最苦」的一個。他1923年出生於一條2米多長的舢板上，一家7口全在這條舢板上生活。
7歲那年，霍英東失去了父親和兄長，他說自己從未想明白，爲什麼生活會如此決絕。
從上岸流浪到經歷日軍鐵蹄，黑暗的日子彷彿永夜般沒有盡頭，霍英東偶爾會想：或許生活就是這樣，命運就是這樣。
他一度一事無成，幹了7份工作全被辭退。直到日軍宣佈無條件投降，黑暗褪去，這個水上孩子才迎來曙光。此後，香港從小漁村發展成爲東方之珠，期間大事件裡幾乎都有他的身影。
貨運買賣、拍賣日軍遺留物資、出海打撈「海草」、打破英美封鎖線向內地運送物資……年紀輕輕的霍英東，以一往無前的狠勁闖出了一片天。值得一提的是，他給大陸運送過很多物資，但從來沒有如謠言般運送過軍火。
後人總結稱他在每個行業的發揮都堪稱獨到，是個標準的經商天才。霍英東自言從未負過人，凡是和他有過合作、對他有過幫助的人，後來都有錢賺。朋友有困難、要救急，只要他能幫得上，一定責無旁貸。
如此到了1953年，霍英東迎來了令他一躍成爲香港巨賈的買賣——地產。整個五六十年代，他以「氣勢如虹，雄傲港九」、華商第一人的姿態引領香港地產與建築行業。期間，霍英東首創「賣樓花」（商品房預售），爲全球地產行業貢獻了一次經典的創新。
1955年初，英姿勃發的霍英東在銅鑼灣建成了當時香港的最高建築——蟾宮大廈，自己住在頂層。站在全香港「最高」的地方，霍英東百感交集。這個舢板上出生的孩子，從未想過自己會在短時間內站上這樣的高度。
香港正經歷史無前例的變化，記憶中的小漁村，正蛻變成爲世界級的貿易和金融中心。高樓大廈取代曾經的小船，成了香港的新標誌，而全港最高的一棟樓，就在自己腳下。
在「賣樓花」引領的地產狂潮中，霍英東攢下近2000萬身家，當時香港的中英商人中，有如此家財者屈指可數。
但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名利雙收的霍英東，卻在不久捲入時局的「陰謀」，迎來人生中最嚴重、最持久的一次打擊。
因爲這次打擊，他在人生的第一個高點上黯然淡出，就此與香港經濟發展最爲迅猛的黃金時間擦身而過。
蟾宮大廈在建期間，突然出現了許多霍英東的負面消息，包括他曾向內地走私物資、販賣軍火等，這些誹謗信息至今仍在流傳。
霍英東逐漸意識到，流言並非不脛而走，其背後有力量在推動。他回憶認爲，力量來自兩方面：一是港英政府因爲朝鮮戰爭時期與大陸的貿易往來對他「有意見」，二是一些傳統地產商對於他這位後起之秀的「羨慕嫉妒恨」。
這些傳聞對霍英東的影響很大。此前，他天不怕地不怕，但之後卻愈發謹慎，事業也受到波及。時局左右了他的一系列選擇和決策，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霍英東決定慢慢淡出香港商界。
「在香港，沒有哪一個富豪在發家後，像我一樣如履薄冰地生存，在處理與港英當局的問題上，就像是走鋼絲、險象環生。」霍英東曾回憶。
謠言影響了霍英東的決策，但並不能動搖其鉅商的地位，因爲霍英東當時的影響力已經大到地產界、甚至港英政府都離不開他。香港金融、地產波動期間，救急的港商經常聽到的一句話就是「全香港只有霍英東一個人能救你」。
爲了香港的發展，霍英東做了幾十年不賺錢的海沙生意，只因沒有海沙，香港不會在短期內出現高樓大廈林立的景象。
上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初期，在市政工程方面，港英政府找不到比霍英東更合適的合作對象，《文匯報》因此稱霍英東是香港最具影響力的實業家。
幾乎所有生意夥伴都稱霍英東爲人無可挑剔。出於影響力和「不負人」的原則，霍英東相繼進入不少產業，其中就包括他從未想要涉足的博彩。
他在因緣際會之下幫助何鴻燊成爲澳門「賭王」，兢兢業業兌現「成就澳門」的承諾，以大毅力完成了葡萄牙人400年沒做成的事情——建設現代化港口。
霍英東（右一）和何鴻燊（左一）。（網路圖片）
對於這一點，霍英東非常自豪，很少自誇的他甚至曾說：「沒有我當日開通外港碼頭，所有澳門的一切都是假的。」
雖然鼎力澳門的發展，但霍英東從未乾涉賭場生意，還將投資分得的澳娛股份全部捐給了基金會，在當時，這些股權的價值就超過100億人民幣。
朝鮮戰爭後，霍英東時刻關注大陸的局勢。上世紀60年代初，他和新華社駐香港的人員成爲好朋友，雖然港英政府給的壓力越來越大，但霍英東始終謹小慎微地維持着這段聯繫。
1964年，霍英東受邀參加國慶15週年大典，爲了緩解內地的糧食壓力、避開香港移民局記錄，他揹着大大的行囊輾轉了幾十個小時。
那一年，霍英東第一次到北京，高規格的禮遇讓他覺得不可思議。
雖然全程秘密進行，但紙終究包不住火。從北京返港後，霍英東的壓力終於從流言纏身上升爲實質性的壓迫。
港英政府開始對霍英東展開全面「歧視」，不僅他中標的地收回不賣，其旗下的星光行也被加入「黑名單」，通過斷電話的方式逼迫霍英東賣出。
黑幕之下，星光行最終以成本價交易給了英資地產公司，霍英東拿到手的只有一張欠條。一棟大樓換一張欠條，對於霍英東而言，這已經不是錢的問題，而是一場史無前例的恥辱。
接連的打擊和壓迫間，霍英東至少損失了過百億港幣，他明白，由於當局的「政治歧視」，自己很難再有大作爲。
左起：趙世曾、馮景禧、李嘉誠、霍英東、郭炳湘、陳曾壽。（網路圖片）
儘管仍是資金最爲充裕的地產商之一、儘管長期看好香港的未來，但霍英東決定放手，徹底淡出。他離開後，郭得勝、李嘉誠、李兆基、鄭裕彤等崛起成爲中流砥柱，開始了新一輪的風雲際會。
1964年受邀觀禮後，霍英東每年都到北京，還去各大革命老區，每次回港都帶回大批東西，堆得滿屋子都是。
不僅買工藝品，霍英東還引入國產電梯等物資，支持大陸企業發展。他回憶稱：自己其實並不需要這些東西，他只是想通過消費，表達對大陸的支持。
彼時，中國還未改革開放，經濟很封鎖，「體育外交」成了霍英東率先實踐愛國抱負的平臺。霍英東是個體育迷，年近50的他見到偶像球王貝利時，仍舊像個孩子一樣興奮得手舞足蹈。
上世紀70年代中期，中國雖然返回聯合國，但大陸在國際上沒什麼體育空間。
實際上，那時候的體育問題就是政治問題，一個國家只能有一個合法席位，承認席位就是承認政權。
爲了恢復中國在各項國際體育組織中應有的地位，霍英東到各種國際賽事中奔走呼籲，不遺餘力。他一邊和反對者們辯論，一邊搭建關係網。幾年間，中國獲得國際羽聯、足聯、籃聯等席位的背後，都有霍英東的身影。
席位的獲取並不是個人能解決的問題，歸根結底是國家的力量和外交地位。但不可否認的是，解決問題需要個體去推動，處理不可避免的矛盾和糾紛，霍英東就扮演這樣的角色。
爲了應對各種麻煩、危機，霍英東父子使出了渾身解數。這些還是次要的，霍英東還因此遭遇多次「生命威脅」。
霍英東並沒有因此退卻。1984年，中國重返國際奧委會後第一次參加奧運會，他不顧威脅，帶着全家人一起前往美國洛杉磯。在那裡，他見證了許海峰、李寧一戰封神。國歌響起、五星紅旗升起時，霍英東情難自已，他回憶稱：那是他一生中最難忘的時刻之一。
奧運會期間，霍英東特別情緒化，中國選手輸了比賽，他連飯都吃不下。家人覺得霍英東有點「過」了，但是他說：港英政府統治下發家的人，那種民族感情，其他人恐怕理解不了。從洛杉磯歸來後，霍英東隨即捐出一億港幣，作爲中國體育事業的基金。
後來，凡是大大小小的國際比賽，他都帶頭捐錢。北京申辦亞運會成功，他捐建了亞運村的游泳館；爲了配合亞運會的組織工作，他又興建了北京貴賓樓。
亞運會期間，霍英東非常興奮，在北京，他看到了一個乾淨、禮貌、井然有序的城市，國家形象非常好。賽事結束時，霍英東爆發強烈願望：中國一定要舉辦一次奧運會。這成了他晚年最大的願望。
爲了配合北京申辦2000年奧運會，霍英東再一次全球奔走，通過自己的關係和聲望「拉票」。他多次私人宴請薩馬蘭奇，又以中國奧委會的名義，捐錢在瑞士洛桑興建奧林匹克博物館。同時，霍英東還宣佈，如果北京申辦成功，他將捐資至少10億興建一座可容納10萬人的奧運主會場。
可惜，霍英東的努力沒能一蹴而就，北京以一票之差不敵悉尼，痛失2000年主辦權。宣佈結果後，霍英東極度失落，見慣大風大浪的他甚至連夜搬出了原先的酒店，因爲他不知道見到中國奧組委人員該說些什麼。一些陪同的老朋友看他不對勁，甚至連夜跟着他，怕他會幹出愚蠢的事情（自殺）。
這次申辦失敗後，因爲身體原因（淋巴癌），霍英東逐漸放下了體育大使的工作，將體育重任交給了長子霍震霆。不過，霍英東依舊以其他方式參與了北京奧運會的工作：
2008年的場館中，水立方是唯一接受港澳臺同胞和海外華人捐贈建設的奧運場館，其中最大的一筆捐贈即來自霍英東。
爲中國體育出錢出力、不斷奔走的霍英東，在大陸的經濟發展史上也留下了身先士卒的貢獻。
中國人講究認祖歸宗，1978年夏天，霍英東帶着全家老小，第一次回到祖籍地廣東番禺。大陸方很重視，出動了代表最高禮遇的紅旗牌轎車接送，路上還有人夾道歡迎。
霍英東心中滿是驕傲，但一路走過，他又很惆悵。番禺全是破舊的茅屋和低矮的平房，霍英東想：家鄉還很落後，同胞們仍在受苦。回鄉期間，兒媳問接待的姑娘哪裡有洗手間，對方二話不說端來一盆熱水：可以洗手啦！家裡人都樂了起來，霍英東卻笑不出來，心裡堵得慌。
回去之後，霍英東立刻捐錢給番禺建了一座園林式、佔地6萬平米的賓館。但捐完他又覺得：捐點錢算什麼呢？捐資無法從根本上改變一個地方的落後，我要回家鄉、回大陸投資，以實業帶動地方經濟的發展。
當時，改革開放政策剛剛提出，外商投資大陸的先例是零，霍英東成了第一個投資內地的港澳商人。
他的第一個項目是在中山建酒店，這也是中國第一個外商投資項目。
在當時什麼問題都上綱上線的背景下，投資酒店也不好做，很多人有各種各樣的顧慮：涉外旅遊酒店會有精神污染嗎？內地東西會不會被吃光吃貴？賓館耗電大，影響羣衆用電怎麼辦？
霍英東不怕虧本，他的計劃是即便全虧了，就當是又一次捐資。但也有怕的地方，他擔心改革開放遇到阻力，國家的經濟再度停步，牽涉外資的人也受到「批判」——在時局中如履薄冰近20年的他，最擔心的就是這類事情。
1979年，北京首都機場出現了一幅名爲《生命讚歌》、表現少數民族歡度潑水節的壁畫。霍英東每次到北京都要看看這幅畫還在不在，「如果在，我心裡就比較踏實」。
1979年，北京首都機場出現了一幅名爲《生命讚歌》、表現少數民族歡度潑水節的壁畫。（網路圖片）
中山溫泉酒店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中山、改變了國內酒店業/建築業的革新，甚至改變了「制度」。
當時，人心渙散，很多人都沒心思幹活，時任國家旅遊局長曾告訴霍英東，他們想在長城建一個廁所，但提了10年都沒有建成。
霍英東決定以破釜沉舟的方式給相關人士以刺激。「我就是希望調動全縣、全省的力量，有了期限，纔能有憑有據要求各方按規定和時間辦事情。比如設備運到了大陸，但是沒有按照規定時間運到中山，那肯定是有部門疏漏。」
霍英東是個生意人，沒能力改變太多。但是他覺得情況不該如此：中國人到世界任何一個國家和地區都很成功，留在大陸的都是精英，沒有理由搞不好。
賓館建成後，到中山旅遊的人大增，有時候一下子涌入幾千人，物資供應很緊張。有老百姓反應：開這些酒店有什麼用？電用完了，東西吃貴了，每天那麼多人，除了大小便，什麼都沒留下來。
經濟改革之初，新舊理念交匯，很多事情很難理清。有人當面指責霍英東，稱他帶來了資本主義的糟粕。這件事還被拿到全國政協會議上、當着霍英東的面討論，場面一度很緊張。
一座酒店給霍英東帶來了很多顧慮，他怕犯錯誤、怕牽累到別人。思前想後，霍英東纔想清楚：大的方向上面自有定奪，我的出發點不過是想做一件對國家、對家鄉有益的事情，希望探索出可供別人參考的模式，又有什麼好怕的呢？
改革開放40年的經濟騰飛，對於中國而言就是一條勇往直前的路。在這條路上，中山溫泉賓館只能算是一塊小小的路基，但其重要性卻顯而易見——那是大陸「關閉」多年以後，向外敞開的第一扇門。
敲定溫泉賓館的同時，霍英東又籌辦了投資大陸的第二項工程。當時中國提出八大中外合資酒店的計劃，以此向海外投資者昭示推行改革開放的決心和誠意。1979年，霍英東投資2億，興建了34層高的廣州白天鵝酒店。
白天鵝是一項更大的工程，這項工程遇到的問題很多。服務員穿尼龍短襪是意識形態問題、填湖施工是「異想天開」……人事制度、財會制度、保安制度，什麼都得改革，由於沒有先例參考，哪些變化合理、哪些變化不行，霍英東心裡沒底，完全是摸着石頭過河。
酒店建成後，成了第一家對羣衆開放的高級賓館，廣州市民蜂擁而來，差點把大門擠倒。因爲擁擠，當天晚上被踩掉、留在酒店的鞋就有一大筐，遊客一天用掉了幾百卷的手紙。
霍英東很興奮，他希望全廣州的人都來，全國的人都來，看看什麼是改革開放的成果，什麼是新事物。
那個年代的物資匱乏程度是現在人難以想像的。改革開放之前，國內一窮二白，霍英東到一些高級幹部的家裡做客，看到其衣櫃裡就一套衣服，家裡連酒杯都沒有。每年廣交會時，有幾千人到廣州，食物、用水、用電，都得做計劃報給中央，由上面統一調配。
霍英東希望讓國人看到發展經濟所帶來的變化，那期間，什麼有利於經濟發展，他就捐什麼。比如在廣州清平，他看見有人進行物品買賣，馬上找廣州政府捐建了一座天橋。
落成後的白天鵝成了大陸首批3家五星級酒店之一，英國女王、美國前總統尼克松、老布希等曾下榻於此。尼克松還在留言簿上寫道：我曾經住過美國和全世界許多酒店的總統套間，我認爲沒有一間能夠超過白天鵝賓館。
白天鵝對於霍英東而言像是一場戰役，他從未如此疲憊。八大涉外酒店中，其他酒店都是多家財團一起參與，只有白天鵝是霍英東孤軍奮戰。
酒店於1983年開張後，霍英東突然病倒，經查罹患淋巴癌。在新華社一位朋友的建議下，他選擇到北京醫治，一年多治療期間，霍英東的病情一直相對穩定，直至後來擺脫病魔的侵蝕，因此，他將新華社的這位朋友視爲救命恩人。
期間，霍英東經常躺在牀上思考人生。他從貧苦中掙扎過來，而立之年便創下巨大財富，又在時局的壓迫下步步驚心。幾十年間，見慣了風風雨雨，到了臥病的年紀，他已經什麼都看淡了。
霍英東當時的最大願望，就是能再多看看改革開放的成果，看到國民真正富裕起來。治病期間，他宣佈出資10億港幣成立霍英東基金會，不久後又創立了霍英東教育基金會。
1984年10月1日，身體逐漸康復的霍英東，應邀參加國慶35週年紀念日慶祝儀式。
第一次站上城樓觀禮的他，當被記者問及有何感想時，一時不知說什麼，眼淚嘩嘩直淌。
按照霍英東後來的自述，他一輩子也沒哭過幾回。長子霍震霆結婚時，霍英東因爲母親沒能堅持到這一刻，傷心了很長時間，卻也沒有流淚。但在觀禮臺上，他卻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緒，直至痛哭流涕。
霍英東當時的腦子裡就像幻燈片一下飛速閃過一幅幅畫面，他想起了番禺路邊的茅屋、想起了在國際體育會議中的一次次辯論、想起了不久前洛杉磯奧運會上的國旗國歌……國家正發生巨大變化，祖國正走向富強，霍英東一時感慨萬千。
這段往事，霍英東只在自傳中提及，他覺得哭這件事有點丟人。
因爲巨大貢獻，霍英東成了第一個在全國政協、全國人大這兩個國家機構任職的香港人之一，也是香港首位全國人大常委。香港迴歸時，他近距離見證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冉冉升起、英國在香港超過150年的統治宣告終結。
那一刻，霍英東熱血沸騰，爲自己作爲一箇中國人，並且生存在這個偉大的時代感到無比自豪和榮幸。
當時曾有評論認爲，香港迴歸後，擁有財力、實力和政治關係的霍英東將成爲商界的最大贏家，但霍英東卻沒有像曾經那樣在商界大開大合。
多年後，其長孫霍啓剛透露了箇中緣由：「爺爺總是告訴我們，一定要做實實在在的東西，炒股票、炒樓都是害人的事情。餅就那麼大，你吃太多，別人就沒有了。雖然當時他做什麼生意都行，但那個時候，掙錢已經不是他的目標。」
霍英東曾有很多掙錢的機會。開發海南時，他答應出資並且包攬了三亞市亞龍灣區域。合約簽完後，海南地價瘋長，炒地皮的發展商前赴後繼，亞龍灣這一黃金寶地成了各路人馬覬覦的目標。
按照簽約時的價格，霍英東的收益將是一個天文數字。但因種種原因，先前簽訂的合約最終取消，霍英東一口應下，並沒有將這筆損失放在心上。
霍英東希望他在內地的投資能直指偉大目標，遵循着這一理念，他將晚年的全部心血都傾注在了家鄉廣州番禺的南沙島。
1988年，霍英東捐建的洛溪大橋通車，打通了廣州前往南沙的通路，霍英東正式提出開發南沙，此後的時間裡，他到訪南沙近千次。
霍英東希望將南沙發展成爲「小香港」，一座以深水港爲中心，交通運輸、工業加工、旅遊服務綜合發展的現代化濱海城市。
外界並不清楚霍家在南沙島一共投了多少錢，但毫無疑問，霍英東徹底改變了這個曾經的灘塗，按照其規劃，南沙正向着現代化綜合城市大步邁進。
不過，霍英東在南沙的投資並非一帆風順，他曾言：外界認爲我這樣的人，在內地投資一定是事事順利，其實不然，很多意想不到的阻滯，令人感到無奈，我甚至有時感到無力。
霍英東在南沙篳路藍縷的同時，當地政府藉助其打下的基礎，申請成立開發區，1993年4月，樑柏楠成爲南沙開發區第一任黨委書記，5年後升任番禺區委書記。10年間，樑柏楠依靠南沙的政績不斷升遷，而真正的貢獻者霍英東卻遭受百般刁難。
而所有這些事，直至2004年樑柏楠因受賄罪入獄後，才由霍英東基金會的律師對外透露。這意味着，霍英東已經「默默」被敲詐了十幾年。
霍英東曾評價自己說：「別人負我，我也是默然處之、逆來順受。拿得起、放得下、輸得起、願吃虧。」他不僅吃金錢的虧，也吃名譽的虧。
他曾捐款1000萬建設洛溪大橋，該橋建成後收取過橋費，霍英東的名字在「過橋費」的名單裡。但霍英東捐橋純粹是爲了支持家鄉建設，根本沒想過收取分毫，甚至壓根兒不知道這件事。事情曝光後，他一度非常難過。
無論是早年間在香港做生意，還是來大陸進行投資，霍英東都謹小慎微，能忍則忍。他的處世原則是：寧願保持沉默，但一旦出來講話，就得講真話、實話，不能昧着良知說大話。
霍英東雖然從未指名道姓揭發某些事件，但他的愛國心並不盲目，曾多次批評大陸存在的一些現象，其出發點只有一個：希望經濟環境能夠不斷完善，希望中國更加強大。
霍英東信奉「公道在人心」，他曾說：「體育有裁判和規則來限定，做生意和體育看似不一樣，做實際上，規則都在自己的心裡。」
霍英東是一個很遵從「自我規則」的人，他一生創立了大大小小數百個公司，沒有一家上市。他給後輩定下規矩：除長房外，其他子女不得從商從政。
2006年10月28日，霍英東因病在北京逝世。有評論稱，霍英東在「國葬」的級別中告別。
2006年10月28日，霍英東因病在北京逝世。(取自網路）
逝世前，霍英東曾總結自己的人生，稱「回首往事，我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如果人生的滿分是100分，他要給自己打100多分。
霍英東或許仍有遺憾：他沒能等到北京奧運會開幕，沒有等到廣東自貿區南沙片區正式揭牌。不過相較其恢弘的一生，這樣的遺憾無關緊要。
他伴隨着香港的海風出生，在「國葬」的禮遇中離世。前半生，他推動香港從小漁村蛻變爲矗立亞洲的東方之珠；後半生，他傾注心血「喚醒」東方雄獅；這之後，他的名字被寫入史冊。
（本文來源：「華商韜略」公衆號，授權中時新聞網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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