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常出豆瓣9.0,韓國電影怎麼做到的

5年前,韓國導演奉俊昊憑藉電影《寄生蟲》,先後拿下“金棕櫚”和“奧斯卡”兩座電影大獎,韓國電影似乎一夜之間成爲舉世矚目的文化現象,並在此後的幾年裡不斷綻放異彩。

第72屆戛納電影節上,《寄生蟲》成爲韓國第一部獲得最高榮譽獎“金棕櫚”的電影。(圖/豆瓣)

2021年,電影《熔爐》導演黃東赫執導的劇集《魷魚遊戲》,在Netflix上線後火爆全球,後來還延伸出大型真人秀綜藝節目。很快,這部現象級的IP劇集,又將在今年年底迎來第二季。

(圖/《魷魚遊戲第一季》)

從電影到劇集,再到綜藝,縱觀近些年韓國影視文化的“出圈”,頗給人一種“平地起高樓”的錯覺,然而任何潮流的興起都並非一蹴而就,也必定有其內在原因,但令人感到疑惑的是,對於韓國影視圈的歷史背景和商業運作,我們知之甚少。

中國傳媒大學戲劇影視學院副教授、釜山國際電影節顧問範小青,作爲21世紀之初第一個赴韓國學習電影的中國留學生,親歷了韓國電影的飛躍式發展,她用20多年,撰寫了書籍《韓國電影100年》,於近期出版。

在這本書的序言裡,韓國導演李滄東直白地指出,即便在韓國國內也還沒有一部系統性講述韓國電影百年史權威書籍的情況下,這一遺憾被中國學者彌補上了。事實上,這也填補了中國觀衆對韓國電影認知的空白。

《韓國電影100年》 範小青,著 上海三聯書店,2024-3

爲了在韓國社會文化的基礎上,洞析韓國影視產業背後的秘密,新週刊專訪了範小青教授,並視圖通過她的視角,找到韓國電影之所以能夠在全球範圍內迅速崛起,且越來越火的原因。

範小青說,一直以來,大多數中國觀衆都對韓國的綜藝、電視劇耳熟能詳,卻對他們的電影知之甚少,甚至老一輩的觀衆還有“韓國居然有電影”這樣的質疑。這其中的一部分原因,跟韓國電影此前很難進入全球市場有關,但這並沒有阻礙其內在旺盛的生長力。

走上世界舞臺的 韓國“386電影世代”

韓國電影的歷史可以追溯到1919年,雖不長但卻錯綜複雜。與他們本國社會的歷史相似,在歷經了殖民與反殖民、分裂與反分裂、獨裁與反獨裁之後,才最終迎來了自主的創作環境。

世界對於韓國電影文化的印象,也多集中在現實主義美學的表達,比如以林權澤導演的《西便制》《醉畫仙》等爲代表的作品,就很傳神地反映出韓國社會獨特的民族氣質。

韓國電影真正開始在世界影壇上嶄露頭角,是20世紀80年代末,一部裴鏞均導演的《達摩爲何東渡?》。這部電影拿下了1989年第42屆洛迦諾國際電影節金豹獎,從此宣告了韓國電影的存在。與此同時,韓國新一代的電影人們,也如雨後春筍般涌現,讓國際看到了不一樣的東方電影。

電影《達摩爲何東渡?》(1989年)海報‌。(圖/《達摩爲何東渡?》)

儘管因爲“好萊塢電影搶佔先機”,以及各國的“本土電影保護”等原因,韓國電影很難進入全球市場,但是出於對電影藝術的熱愛,世界各地的影迷們總是能找到辦法,通過各種途徑觀看到韓國的優秀電影作品。

中國的電影愛好者們也經常能在微博、豆瓣等影視資訊以及迷影片單中,看到佔據世界電影一席之地的韓國影片和影人。比如大家時常津津樂道的李滄東、奉俊昊、樸贊鬱、洪常秀、金基德、姜帝圭、林常樹等導演——這些像明星一般的韓國電影人,在範小青教授的韓國電影歷史研究中,有一個特別的名字,叫做“386電影世代”,即出生於60年代,80年代成爲大學生,30多歲進入職場的一批電影人。

2024年2月,韓國導演洪常秀憑藉新作《旅行者的需求》榮獲第74屆柏林電影節評審團大獎“銀熊獎”。(圖/豆瓣)

“這是一羣雖出身各不同,但成長之路卻相似的知識分子,他們具有直面敏感現實,並就此分析社會、挖掘人性的普遍能力,善於獨立思考,質疑權威,敢於抵制好萊塢的侵略”,範小青說,386電影世代可以說是改造了韓國落後的電影產業基礎,建立起適合韓國電影發展的現代產業體系。“正是這種集體的力量,促使韓國開啓了具有民族特色和可供借鑑的電影創作者體制——導演與製片人雙規並行制,而電影《寄生蟲》,就是這一優勢的集大成者。”

21世紀以來,韓國電影高歌猛進,國內票房與海外口碑相映生輝,商業活力與創新能量也是齊頭並進,迅速成爲全球化時代民族電影研究和國別文化研究中的“顯學”。範小青提到,此前與“韓國電影熱”現象不相對應的是,海外關於韓國電影新浪潮的歷史文獻資料十分有限。韓國國內尚且拿不出權威的著作,那就更別談有人會從中國的視角對其進行歷史性梳理。這似乎不僅是一種文化形態的缺失,也是一種視點的缺失。

韓國導演李滄東(左)與範小青(右)在韓國。(圖/由被訪者提供)

“歷史就是闡述,新的觀點來自新的視角和方法”,帶着這種初衷,範小青結合了自己在韓國留學、工作的親歷、親見、親聞,寫作了《韓國電影100年》。在這本書中,她採訪了近30位韓國電影界的重量級人物,並以此爲歷史的佐證,把“代際劃分”作爲方法,不僅讓我們看到了“386電影世代”在韓國電影歷史中的支點作用,也是與中國影迷和觀衆溝通的有效途徑。

“與韓國電影的結緣,

讓我看到了樸素、率真的一羣人”

“歷史來自積澱,而非與生俱來”,這句話用在範小青20多年來的學術積累上,的確恰如其分。作爲“華語圈韓國電影研究第一人”,範小青每次回憶起自己2003年去韓國讀電影的決定,都覺得不可思議。

範小青,《韓國電影100年》作者,釜山國際電影節顧問,中國傳媒大學戲劇影視學院副教授。(圖/由被訪者提供)

2000年,範小青還在北京電臺工作的時候,被朋友拉着去看了北京電影學院留學生們做的“第一屆韓國電影展”,當她看到林權澤導演在上海電影節獲獎的電影《悲歌一曲》(又名《西便制》)、許秦豪導演的《八月照相館》、李廷香導演的《美術館旁的動物園》等電影,韓國年輕人的生活狀態朝她撲面而來。後來,她又被許秦豪導演的第二部作品《春逝》深深觸動,用她的話說,“怎麼會有人把我身邊的故事,在別的國家拍出來了”。

做記者時,一次偶然的機會,範小青結識了來上海拍電影取景的金泰鈞導演,併爲他推薦演員。聊天的過程中,金泰鈞發現範小青很喜歡韓國電影,於是向她發出了“來韓國學習”的邀請。誰知道金導演的這句話讓聽者有了心,當範小青毅然辭職去了韓國之後,金泰鈞大感意外,二話不說便帶着範小青拜訪了釜山國際電影節的創始人李庸觀先生。李庸觀第一次見到這位從中國遠道而來的學者,便對範小青說“來吧,做我的學生”。

釜山國際電影節創始人、資深電影教授,李庸觀。(圖/由被訪者提供)

或許是出於韓國電影帶給她的震撼,也或許是韓國電影人讓她感受到的真誠和溫度,範小青就這樣順理成章地讓自己成了韓國電影“朋友圈”的一員。在校期間,她拿着電影專業學生獨有的“迷影卡”,參與各大電影節,在各種“影人派對”和更多韓國資深的電影人、電影界前輩們近距離接觸交流。

韓國的校園文化也常常讓範小青感到震撼:“韓國的研究生和博士生一般都是導師制,但不同於中國大學高校的是,他們小組學習的氛圍非常濃厚,小組內經常進行學術討論,一起發表成果,同期的學生之前保持着一種親密的交流關係。”範小青說,比如我們經常能在洪常秀的“日記散文式”電影裡,看到很多這樣的場景——學生與老師、前輩們坐一桌喝酒聊天,從電影聊到侷限,從愛情聊到困惑——韓國的課堂不僅在教室裡,也可以在小酒館裡,一杯燒酒下肚,千言萬語穿腸過,如此地樸素、率真。

洪常秀導演電影《我們善熙》(2013)現場工作劇照。(圖/豆瓣)

在範小青的觀察中,深受中國儒家文化影響的韓國電影人,有着獨特的“朋友圈”文化,即進行某一集體活動的時候,他們大多喜歡跟年齡相仿的同輩人搭檔,這種社會習慣造成了“一撥一代”的共舞姿態。這種代際的誕生,從他們的校園時期就已經在悄悄醞釀了。

韓國電影崛起的秘密:不違背共識

範小青是個喜歡溝通和交流的人,如今除了在傳媒大學的教學工作,她還做策展、做評委、做講座,做主持人,經常參與跟電影愛好者們的文化活動。

也許是受到韓國校園文化的影響,她也把那種輕鬆、自由、開放的學習氛圍,帶到了自己的課堂上,以至於每學期但凡有範小青的選修課,都要被學生們一搶而空,其中最受歡迎的《外國電影史》,學生好評分更是達到了99.48分,接近滿分。

範小青與今年剛畢業的中國傳媒大學同學們合影留念,學生們稱自己爲“範門”學子。(圖/由被訪者提供)

在範小青的課堂上,她也常常跟學生們講起在韓國學習電影的經歷、韓國的電影人,以及他們的朋友圈,甚至不吝講韓國電影之所以會崛起的秘密——其中就有很多成功的經驗,是我們可以學習和借鑑的。比如說在韓國的電影圈子文化裡,有一點非常重要,那就是“不能違背共識”。

由於韓國的國土面積小,人口也不算多,製作出來的電影絕大部分都要依靠國內的觀衆羣體來消化,所以韓國電影的製作費普遍都不高。每部商業片的製作費平均3000萬元人民幣,低預算藝術片的製作費平均是200萬元人民幣,韓國演員的片酬也都主要依靠票房的分紅——只有片子越好,收入纔會增多。

李滄東導演電影《燃燒》(2018年),演員(從左到右)劉亞仁、全鍾瑞、史蒂文·元。(圖/《燃燒》)

“總得來說,‘蛋糕’就這麼大,所以誰也不會去打製作費的主意,韓國的電影圈從製片人到導演,從劇組到演員,大家就像是上了同一條船,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範小青說,這樣的製作格局,也很大程度上使得韓國的電影人深諳“花小錢辦大事”之道,所以無論是搞投資,還是搞創作,他們都很有“節約精神”。

除此之外,韓國的電影人對於他們自己的民族文化,有着很強的保護意識。在韓國電影史上,有過著名的“光頭運動”,爲了抵制搶佔本土市場的好萊塢大片,韓國的電影人表現出了史無前例的團結。在進入21世紀後的20多年裡,韓國的電影人也沒有停止維護他們的現代電影產業體系,以及爲“體制”源源不斷輸送電影人才的教育體系。

如今,在“386電影世代”之後與之共存的,還有韓國電影圈裡新出現的“江南世代”,即2008年之後,韓國電影產業的地形圖,從原來的“忠武路”製片人時代,跨入了由大資本大企業將投資、發行、放映整個掌握的江南時代。資本與電影的合作變得日臻成熟,一首《江南style》的音樂甚至傳唱到中華大地,歌詞背後,便是那個利來利往的、模式化日漸明顯的“電影商業大廈”。

在談到韓國電影“善於模仿”的時候,範小青對這一表述提出了質疑。

在她看來,模仿出來的東西不可能成爲經典,韓國電影之所以能夠在好萊塢的“第一電影”、歐洲藝術的“第二電影”、韓國國內鼓勵意識形態對抗的“第三電影”等的重重碾壓下,產生融合了這三種電影,同時又具有民族性的“第四電影”表達,在於他們“善於借鑑”。

金度英導演電影《82年生的金智英》,2019年韓國電影票房冠軍。(圖/《82年生的金智英》)

“這種表達既不放棄大衆,也不放棄個性;不僅不放棄對眼球的關照,也沒有放棄對文化內涵的關照。在這個國際化的時代,韓國電影走出了一條自己的路,是一個文化奇蹟。”範小青評價說,近些年來,韓國的女性電影人,也漸漸聲名鵲起,爲韓國電影帶來了新的希望,例如林順禮,金度英,金寶拉,尹丹菲等。她們繼承了韓國電影獨特、多元的表達,也爲韓國電影從形式到內容,不斷翻新增添了前所未有的能量,值得拭目以待。

作者:段志飛

編輯:鍾毅

題圖:《熔爐》

校對:黃金週

運營:小野

排版:黃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