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 祈福禳災的傳統年俗
華北根據地建立之初，節日就作爲開展社會動員的有效場域受到中共領導的根據地政府的重視，在默許和迎合民間舊有節日傳統的同時，引入和創造了許多具有現代意義的新節日。在延續舊傳統和創造新節日的過程中，華北根據地的節日空間不斷擴展，節日娛樂被賦予了更多革命性意涵。
《革命與節日：華北革命根據地的節日文化生活（1937-1949）》一書從社會文化史的角度對1937～1949年華北根據地的節日文化生活進行考察，關注節日生活背後的傳統與現代、官與民之間的關係變化，探討華北根據地以節日爲切入點開展的社會動員和社會治理過程。
以下文字節選自《革命與節日：華北革命根據地的節日文化生活（1937-1949）》一書，經出版社授權刊發，小標題爲編者所加。
《革命與節日：華北革命根據地的節日文化生活（1937-1949）》 ，作者: 韓曉莉 ，版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1月
在中國傳統社會，節日多指節氣時令中兩節氣的交接之日，包括春節、元宵節、清明節、端午節、中秋節、重陽節，等等。因爲這些節日與中國人特有的時間觀念、信仰觀念及農事活動緊密相連，因此受到民衆的重視，並逐漸形成了固定的節俗。根據地建立後，中共從密切黨羣關係、繁榮地方經濟，開展革命宣傳的角度，積極支持和參與民間的節日活動，並根據不同節俗，有針對性地開展社會動員工作，使傳統節日表現出新的革命特質。
中國傳統社會生活中，幾乎每個月都有各種的節日，節日生活構成了民衆日常生活的重要內容。對於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普通民衆來說，節日是他們跳出日常勞作生活，獲得短暫休憩放鬆的時間節點。更重要的是，通過遵循共同節俗、參加社區節日活動，民衆表達和傳承着“敬天順時”的人生觀，獲得心理上的滿足感，進而使社會保持着穩定的、張弛有度的運行節奏。
正因爲節日的諸多意義，過節的傳統能歷經千百年被地方社會堅守和延續，根據地時期的華北鄉村同樣如此，只是在戰爭環境下，民衆的節日活動受到了種種限制，難以保持如平常年份的莊重熱烈。
對信仰和生活世界的共同認識
在中國以曆法爲基礎的節日體系中，節日不僅僅是民衆跳出日常勞作生活獲得短暫放鬆的休閒時光，也是表達信仰、承繼文化的特殊時間點。人們將自己置於自然時序
（天時）
另外，節日活動也發揮着不斷重申社會價值的功能。每一個節日都有着關於何時、何地、舉行什麼活動的整套規則，也就是節俗。在特定的時間，民衆通過對默化於心的節俗規則的實踐產生特殊的情感體驗，並在節慶儀式所營造的神聖氣氛中，形成和強化着對信仰和生活世界的共同認識，這種共同認識恰恰是社會秩序得以維繫的基礎。正因爲節日對民衆生活的重要意義，節俗能夠被民衆一絲不苟地遵循和傳承着，即使經歷民國初年改行陽曆的國曆運動和戰爭侵擾，民間社會仍對傳統節日和節俗保持着一貫的熱情。
作爲標誌新舊年交替的節日，舊曆新年是所有傳統節日中最被民衆看重的節日。在古代舊曆新年亦稱“元旦”“元日”“元辰”“元正”等，民間俗稱“過年”“過新年”。在華北地區，按照傳統風俗，從農曆臘月二十三祭竈王爺上天，民間就開始過小年。緊接着是清掃房屋、置辦年貨、張燈結綵，過年的準備工作一直持續到臘月三十。
除夕夜，家家戶戶一般都要吃些酒菜、餃子，在祖先譜單牌位前跪拜，然後祭祀諸神，燃放鞭炮。正月初一，人們都要早早起來，穿上新衣服，打扮得整整齊齊，帶上祭品到先人的墳上去祭，回來後到村中親朋好友家拜年。初二是女兒回孃家的日子，這一天家家都在待客，這種走親訪友的熱鬧場面要一直持續到正月初五。初六日，家裡會撤掉祖宗譜單牌位，生活基本恢復正常，但節日氣氛依然濃厚。到了農曆正月十五日元宵節，村社裡還要鬧社火、表演秧歌熱鬧幾天，至此才宣告年節的結束，生活恢復到正常。
進入民國後，政府提出改行陽曆，以公曆新年取代舊曆新年，此舉遭到了民間社會的激烈反對，官方推行多年收效甚微。相對民國時期公曆紀年以及公曆新年在地方社會的冷遇，民衆對以舊曆新年爲代表的傳統節日始終有着極高的熱情，原因就在於，“與舊曆歲時節令相關，民間社會早已形成了一套複雜而豐富的節日喜慶、祭祀祖先、婚喪禮儀等相關的民俗文化，並且這種民俗文化，滲透到民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並仍然在支配着民衆的日常生活”。
從民國年間華北各地修訂的地方誌中對舊曆新年不吝筆墨地記述可以看出，政權更迭、軍閥混戰並沒有影響民衆對傳統年俗的堅守，鄉村新年仍是一派熱鬧景象：
縣民性守舊，國曆雖頒，而民衆依然奉廢歷爲圭臬。廢歷“元旦”，夙興焚香、燃爆竹，祭神、祀先，依倫序拜尊長畢，食餃餌。戚里族友，交相賀歲，數日方罷。五日晨，掃堂宇，委土門外，曰“送五窮”。十二、十五兩夕，放煙火。十五食糯米糰，曰“慶元宵”。男女結隊，遊行月下，曰“走百病”。或張燈綵，遊行，謂“燈節”。
（河北晉縣）
“元旦”夙興，肅衣冠，拜天地、祖宗畢，序拜父母尊長，隨出謁官長、親族、鄰里。五日內，交相展慶。新用門神，大放爆竹，以逐鬼疫。“元宵”作花燈、火樹，爆竹。男女夜玩，夜半而罷。
（河北贊皇縣）
“元旦”昧爽，長幼皆起，盛衣冠，設香燭，燃鞭炮，禮神祇，祀先祖。家人拜慶，各以其次。食設水餃，俗名“扁食”。鄉鄰是日互相拜謁；城內親友交宴，名曰“年酒”。鄉村於親故之家，必詣門往拜。六七日間，賀節者絡繹於道，名曰“拜年”。……“上元日”號爲“燈節”。市肆通衢張燈結綵，放花炬，擊鼓鳴鑼，扮演雜劇歡唱，以爲樂。
（河北大名縣）
每歲“元旦”，夙興熾炭院中，名“興旺火”。祀神、祀先畢，以次賀年，如常禮。早膳水餃，午食黃米麪糕。酒食相招，十數日乃已。……正月十五爲“上元”，又名“元宵節”。人民張燈、鼓吹、辦雜劇，所過城市村鎮，皆以酒食相餉，豐儉各從其便。
（山西靈石縣）
民國春節老照片
進入20世紀30年代，華北鄉村經濟進一步衰敗，農民生活變得更加艱難，鄉村秩序也受到極大衝擊。面對這種情況，傳統年節所具有的祈福禳災的宗教功能尤其被民衆所看重，恪守節俗以祈求神靈護佑成爲大多數人的一種節日心理。當然，這其中也有着民衆借過節暫時忘卻現世煩擾，苦中作樂的追求。
美國學者弗里曼在其著作中，如此描述20世紀30年代河北省饒陽縣五公村過新年的情景：“在新年除夕，村民們常常徹夜不眠，慶祝活動延續兩週，在正月十五的爆竹聲中達到高潮。在此期間，村民們換上新衣，清掃院子和房間，走親戚、打牌、祭拜祖宗和當地的神靈。當他們期待蘸着醋狼吞虎嚥美味可口的白麪肉餃子時，便盡情地輕鬆享樂，放鞭炮，喝酒，歡度佳節。”
1937年全面抗日戰爭爆發，華北成爲主要戰場，兵燹之下，鄉村社會的原有秩序遭到更嚴重的破壞，年節也不見了以往的喧囂熱烈，但與信仰相關的節俗活動仍在家庭內部被延續着，並在敬神祈福中增加了新的內容。寓居山西太原縣赤橋村的鄉紳劉大鵬在其日記中詳細記載了日軍侵擾下他所在鄉村的年節變化。
1937年底，日軍佔領山西太原，劉大鵬所在赤橋村人心惶惶，1938年1月24日是農曆臘月二十三，民俗祭竈，民間也稱“過小年”。這一天，“家家戶戶祭祀禱告，祈求諸神上天轉求上帝幸速誅滅賊寇”。
正月初一，赤橋村“寂靜平安，概無各項聲息”，劉大鵬本人也“因世大亂，莫敢早起，天既送曉，方纔陳設祭品於家庭，敬迎諸神，慶祀祖先，表斯誠意”。
此後幾年間，日軍佔領的狀況沒有改變，赤橋村民努力在惶恐不安中保持舊有的生活方式，沿襲年節傳統。1939年農曆臘月二十六，劉大鵬到晉祠趕集籌備年貨。正月初一，他照例五更起來，在一片靜謐之中“迎神敬祖”。正月初四，村裡年輕人自行組織了社火，擊鼓鳴鑼，在村裡遊樂。元宵節時，相鄰西鎮村民裝扮社火到劉大鵬所在的赤橋村演唱，“鑼鼓喧鬧，聲震遠近”，赤橋村的高蹺社也自發組織起來在本村演唱了半日，慶祝節日。
1940年2月7日，農曆除夕，赤橋村民照例迎神祭祖，辭舊迎新。“村人迎神祭祖均不敢焚柴放炮，只是拈香酹酒，敬獻一切祭品而已矣”，在村人看來，除夕的安靜寓意着“承平氣象”。
民國春節
正月初一午後，村裡演唱秧歌，鑼鼓喧鬧。初二，走親戚拜年的人與往年比有所增加，“一見面輒欣欣然有喜色曰：‘自大亂以來又度一新年矣’”。
到1942年，雖然局勢沒有好轉，社會經濟狀況繼續惡化，但赤橋村民仍然在農曆新年這日“鳴鑼擊鼓，大吹大打，在村所樂，沿街竄巷，以遨以遊，慶賀昇平”。面對這種情景，劉大鵬一面感慨村民“不知時局之危險，一味行其所快樂”；一面也將村人慶賀看作新年“吉兆”。
從劉大鵬的日記不難感受戰亂之下民衆年節期間亦喜亦憂的複雜心情，一方面，他們希望通過年節祈福活動得到上天和祖先庇佑，儘快結束戰亂局面；另一方面，他們也藉助節日活動，暫時忘卻現世煩惱，在充滿宗教色彩的狂歡中尋求精神的慰藉。在國統區和敵佔區，鄉村年節活動中基本沒有官方參與的痕跡，更多表現爲民衆對傳統節俗自覺地遵循和延續。
根據地的春節：革命話語與民間傳統
和上述地區一樣，根據地民衆對傳統年節也保持着極大熱情，掌握着傳統年節的主導權。1937年底到1938年初，戰地記者周立波曾陪同美國觀察員赴晉察冀邊區考察，恰逢舊曆新年。在他的戰地通訊《晉察冀邊區印象記》和《戰地日記》中，記錄下了晉察冀邊區民衆過年的情形。1938年1月底，也就是舊曆小年前後，周立波到達河北省平山縣洪子店，此時八路軍和日軍剛剛結束激烈戰鬥，儘管集鎮還是一片狼藉景象，但民衆已經陸續返回。“鎮上又開始聽到嬰兒的哭聲和雞狗的喧囂了，一切都在迅速地恢復常態。人民又要開始正常的生活了。女人們忙着打掃屋宇，男人們忙着收拾街衢。”
從戰爭過後民衆很快恢復正常生活的態度不難推測地方社會年節的情形。舊曆除夕，周立波趕到了河北阜平縣，清晨城中就響起了爆竹聲，至於彩燈、春聯等傳統節日元素更是隨處可見。
沿途村落，家家門前都掛着一對彩燈，燈是用白色或深紅色的紙糊的，有的作方形，有的是圓的。上面寫着字，畫着畫。畫是梅花和鳥雀一類的東西，顏色和製作都很精緻。這種漂亮的新年的彩燈，在南方的農村，我還沒見過。
因爲是新年，少婦、姑娘和小女孩子，都穿着繡花鞋子和新的紅褲或紅衣，髮髻上插着紅綠色的紙花，倚在門口，驚奇地看着過路的生客。她們的上面是燦爛的彩燈，她們的兩邊，是用紅紙寫的春聯。今年的春聯有些異樣了，大都是“驅逐日寇”，“最後勝利”，有的是“中華萬歲”的橫額。
1939年，位於襄垣縣城的西營集市被日寇燒燬，但到了臘月二十三，舊俗過小年這日，集市上還是聚集了很多商販和採購年貨的人。這天，魯藝木刻工作團也在集上擺地攤賣起新年畫，“趕集的人們都圍擁過來，不到三個鐘頭，幾千份年畫都賣光了”。
從上述這些零星資料可以看出，儘管經常遭受日軍侵擾，但根據地民衆仍盡力保持着原有的生活節奏，他們還是會在固定的日子裡趕集置辦年貨，年畫仍是新年裡家家戶戶必不可少的物件。於是，一面是八路軍與日軍交戰正酣，一面是“羣衆正過年，到處爆竹如打機槍然”。
這樣的年節活動照例持續到農曆正月十五。
事實上，不僅舊曆新年節俗在時局動盪中被民衆保持和延續着，與信仰相關的其他節日也同樣被鄉民所看重。在劉大鵬所居住的太原縣赤橋村，儘管戰事紛紜，村民時時處於日軍的劫掠侵擾之下，但只要條件允許，他們還是堅持在清明節時上墳祭祖，端午節時演劇敬神，在各個廟會之期“燒花行禮”、參拜神靈。
雖然傳統節日活動多是以家庭爲單位來開展的，但各家各戶在對節俗的遵循中強化的是共同的信仰和秩序，進而形成了基於共同文化的認同感和歸屬感。正因如此，民衆對節俗似乎有着不受時局影響的、非理性的執着。
《白毛女》劇照
抗戰時期以華北農村爲背景創作的現代歌劇《白毛女》中，躲債多日的楊白勞選擇在除夕雪夜冒險回家，儘管手頭拮据，他也不忘請張門神，給女兒買二尺紅頭繩。這種源於現實生活的創作也在某種程度上反映出年節對民衆的特殊意義以及節日信仰在鄉村社會的影響力。正是因爲這種特殊意義和影響力，年關上門逼債的黃世仁才更激起了民衆的切齒痛恨。
楊慶堃曾對傳統節日之於民衆在信仰和宗教方面的意義有過如下論述：“在所有主要節日的黃昏時分，無論是城市抑或村莊，都能看到家家戶戶在自家的佛龕前燃香擺供。我們可知這種鮮活的社區生活就是脫胎於共同的傳統。在引導民衆共同行爲方面，宗教規範了社區生活及其價值系統——表現爲一種人們敬畏並遵守的宗教特徵。”
可以說，在各個家庭內所進行的看似彼此毫無關係的節日儀式恰恰發揮着強化社會價值的作用，這種強化作用在戰爭環境下顯得更爲重要，也更被民衆所看重。
作者丨韓曉莉
整合丨餘雅琴
編輯｜走走
導語校對｜翟永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