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人物|地質學史研究者黃汲清

摘要：黃汲清是中國近現代地質事業的重要奠基人之一，其在區域地質學、大地構造學、古生物學、地質製圖學等方面取得卓越貢獻。除科學工作外，他在中國地質學史方面也做了大量研究工作。黃汲清關注地質學學科前沿發展和歷史進程，對中國地質科學的發展有冷靜、睿智的思考。本文根據黃汲清撰寫的多篇地質學史論文及其他新發現的材料，揭示黃汲清除地質學家的另一個身份——地質學史研究者。

關鍵詞：黃汲清，中國地質學史，地質學

黃汲清（1904.3.30-1995.3.22），1904年出生於四川仁壽縣，是我國近現代地質事業重要的開拓者和奠基人之一。1928年於北京大學地質系畢業後，黃汲清供職於地質調查所，曾任地質調查所所長，1948年當選爲中央研究院首批院士，1955年當選中國科學院首批學部委員。他1980年獲瑞士聯邦理工學院自然科學名譽博士稱號，1985年被美洲地質學會授予名譽會員稱號，1988年當選蘇聯科學院外籍院士。從20世紀30年代起，黃汲清就一直是我國地球科學和地質礦產調查的領導人之一。其研究領域涉及區域地質學、大地構造學、古生物學、古生物地層學等，他在開創中國區域地質調查和地質製圖事業、建立中國大地構造理論基礎、勘察中國石油天然氣資源等方面的貢獻舉世矚目，在國際地質學界影響深遠。因在地質領域的突出貢獻，1994年黃汲清與錢學森、王淦昌、王大珩一起獲首屆“何樑何利基金”優秀獎。

黃汲清既受過近代科學教育，又有深厚的國學基礎，且關注學科前沿發展和歷史進程，他對中國地質科學的發展有冷靜、睿智的思考，曾建議開設地質學史相關課程，並發表多篇文章闡釋我國地質學發展脈絡。黃汲清關於中國地質學史的研究工作受到不少學者的關注，張九辰[1]對80年代後黃汲清地質學史工作予以介紹，吳鳳鳴[2]概述了黃汲清在中國地質學史研究會建立方面的貢獻和地質學史研究上的成績，着重介紹了黃汲清1946年發表於《科學》雜誌的《三十年來之中國地質學》。黃汲清關於地質學史研究的數篇論文被彙集成冊，以《黃汲清中國地質科學史文選》形式出版[3]。這些研究工作從不同角度爲我們展示了黃汲清地質學史研究，但對黃汲清關於我國近現代地質學發展各個階段的分期闡述研究不多，對黃汲清有關重要地質學家，尤其是外國地質學家的評述關注較少。本文根據黃汲清撰寫的多篇地質學史論文及其他新發現的材料，從黃汲清關於中國地質學史研究方向和方法的討論、學科發展史、地質學人物評述等專題研究中，揭示黃汲清除地質學家的另一個身份——地質學史研究者。

1. 對中國地質學史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的討論

作爲一名職業地質學家，黃汲清最爲關注的即爲地質學學科的歷史發展進程及未來發展方向，尤其強調研究地質學史的重要性、必要性與真實性，說明地質學史的研究需兼顧系統性與組織性，並注意分工協作、信息共享。他關注科技史研究，曾讀過李約瑟系列研究《中國科學技術史》，認爲整體很好，但也曾感嘆此書“地學部分比較弱，地質學部分很差，有的地方還有錯。中國的科學史，還是由中國人寫爲好。”[4]關於地質學史的研究，黃汲清認爲可分爲四個方面，人物史、斷代史、學科史和機構史，而中國地質學史的研究，亦應從這四個方面展開：

我們首先要研究中國的地質學史。但是，外國的，尤其是歐洲和美國地質學歷史，內容很豐富，也值得研究、對比和借鑑。

研究地質學史，總是要研究人，研究他們的成就，對人和學術成就進行歷史分析，還要寫傳記文章。這是第一點。許多地質學家的研究成果有它歷史階段的特點，研究一個歷史階段的地質學，研究它的主要代表人物，這就是斷代歷史。這是第二點。近期以來，地質學出現許多分支學科，對各個分支學科專門進行研究，即學科史研究，這是第三點。地質學研究，開始只有少數人，後來，人多了，成立了地質機構，如研究室、研究所、研究院，這些科研單位，有的幾十人，有的幾百人，乃至上千人；延續時間，有的數十年，乃至一、二百年，如英國地質調查所，研究這些地質機構的歷史也很有必要，這是第四點。

中國的地質學史研究，我想也可以包括這幾個方面。關於斷代地質學史，古代的和現代的都要研究。古代中國地質學史，從詩經到秦漢以來，內容是多方面的；現代中國地質學史，大概要從1911年開始。關於中國地質學科史，有各個分支，如岩石學、礦物學、地層學、古生物學、礦牀學等，現在研究得還不夠。研究中國的地質研究機構和單位的歷史也是很必要，如地質調查所歷史，地質研究所史，北大地質系史，南大地質系史，清華地學系史，等等，都需要研究。重要人物、專家的傳記要專門寫，如章鴻釗、丁文江、翁文灝、李四光、孫雲鑄、謝家榮、楊鍾健等人的傳記都要寫。[4]

黃汲清重視歷史文物的保存，希望建設學科紀念館。在1992年1月29日舉辦的慶祝中國地質學會七十週年春節茶話會上，黃汲清建議將中國地質事業的發祥地——地質調查所原來的會址北京兵馬司衚衕9號，改建成紀念館，獲得與會代表的大力支持[5]。值得一提的是，在1982年10月5日“第一屆全國地質學通史討論會”上，黃汲清提出搶救歷史材料與進行人物訪談的問題，尤其是未出版的歷史材料，更應及時獲取及保存：

現在，特別要提出一個搶救歷史材料的問題。已經成文並已出版的史料保存下來了，但未出版的就很難保存。現在仍在世的老一輩地質學家越來越少了，袁復禮先生已經八十九歲了，還有朱庭祐先生，他們腦子裡有許多活史料。今年春節我去看望袁復禮先生，雖然他手腳不靈便了，但頭腦還清醒，記得許多事情。建議武漢地質學院研究生部有一位中年幹部，經常找他談談，記錄下來。朱庭祐先生還可以說出地質研究所的十八位正式畢業生的名字，也應當有人找他談談，把許多有用的資料記錄下來。裴文中先生對中國新生界研究史瞭解最清楚，但幾天前他去世了，這對中國地質學史研究是一個大損失。[4]

礦產與工業乃至國家建設息息相關，除系統闡述地質學史研究問題外，黃汲清還關注我國區域地質研究及礦業發展問題。他曾手抄摘錄我國《戰後（抗日戰爭）一些礦業問題》，文中詳細闡述戰後我國各類礦產的情況，並做出具體分析，認爲交通在礦產運輸中至關重要：

十七種重要礦產中，鎢、銻、錫、汞自給有餘，可以輸出國外；煤和鹽可以自給；鉛、鋅、錳、磷儲量尚豐；只有石油、銅、硫磺、鉀四種礦產根本沒有……無論在國防上或一般工業上佔最重要位置的四種礦產煤、鐵、油、銅，除煤之儲量與產量均甚豐富外，鐵、油、銅都成問題。

……沒有新式交通工具決不能建立大規模的礦業，而且礦業開發以後交通工具方可充分利用，二者相互依賴。[6]

2. 對不同時期地質學工作的評述

自1853年第一本介紹西方地質學的譯著《地理全志》出版始，地質學在華經歷了漫長髮展，受社會環境、學科發展等多種因素影響，地質學發展在不同時期各具特點。黃汲清對近代以來我國地質學的發展有全面深刻的研究，他認爲中國地質科學的發展，可以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爲界，分前後兩個階段，前一階段爲地質科學事業從草創時期進入發展時期，1949年後則是中國地質學迅速發展的時期。對於1949年以前的地質科學相關工作，黃汲清認爲又可以細分爲兩個時期，第一是外國學者“包辦”時期，第二是以中國人爲主體的“合理化”時期。前者在民國紀元以前，約爲五十年，後者在民國紀元以後，不過三十餘年。黃汲清對各個時期我國地質學工作都有詳細的研究與闡述。

2.1 對1949年前我國地質學工作的評述

2.1.1 對晚清時期地質學工作的評述

辛亥革命以前中國地質科學工作可分爲三個時期：第一時期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至二十世紀初，是中國人翻譯外國著作時期，以華蘅芳翻譯《地學淺釋》《金石識別》爲代表。第二時期爲二十世紀初，主要爲中國人結合外國人的調查結果，編輯合作有關中國地質的文章，以魯迅的《中國地質略論》爲代表。《中國地質略論》爲魯迅參考各種考察報告所寫，以署名“索子”發表於1903年在日本東京出版的《浙江潮》月刊第八期，系中國人所寫的較早的地質學論文，黃汲清認爲這是地質界“開天闢地”的第一篇文章，並認爲文中對地質學的定義“地質學者，地球之進化史也，凡岩石之成因，地殼之構造，皆所深究”是相當正確的。第三時期即1911年，是中國地質科學家自己調查中國的區域地質並完成科學論文階段，最突出的爲章鴻釗畢業論文《杭州府鄰區地質》（章鴻釗畢業論文以英文完成，並未公開發表，原名爲“Geology of the Environs of Han-Cheou-Fu, China”，指導教師爲日本著名地質學家橫山又次郎和小藤文次郎，以小藤教授爲主。值得一提的是，黃汲清學術收藏即有章鴻釗論文複印件。此爲黃汲清尋求日本東京大學地質系教授小林貞一先生之幫助，請他代爲查詢章先生論文，後由木村敏雄教授複製並輾轉給送到黃汲清處。筆者有幸主持“黃汲清學術成長資料採集”項目，並在黃先生遺存中發現了這份珍貴資料的複印件）。儘管該文系中國人較早完成的區域地質考察論文，但也存在一些不足[7]。

黃汲清認爲華蘅芳所譯《金石識別》《地學淺釋》屬於開創性的工作，但推測華蘅芳不懂地質學、礦物學，不懂外文，所以書中許多礦物名詞和地質學名詞“佶屈聱牙”[7]，非常難懂。事實確是如此，華蘅芳在《地學淺釋》序言說：“餘於西國文字未能通曉，瑪君於中土之學又不甚周知，而書中名目之繁，頭緒之多，其所記之事蹟，每離奇恍惚，迥出於尋常意計之外，而文理詞句又顛倒重複而不易明，往往觀其面色視其手勢而欲以筆墨達之，豈不難哉！[8]可見翻譯此書頗爲不易，也正因如此，《地學淺釋》語言頗爲生澀，譯文難於理解。

2.1.2 對民國時期我國地質學工作的評述

從1912年地質科出現於政府機關到1949年，中國地質事業逐步發展，完成建制化，並取得了諸多世界公認的成果。黃汲清對此階段地質學工作頗爲熟悉且自豪，相關地學史研究也最爲細緻和豐富。他認爲這一時期的中國地質事業，包括一切地質工作在內，又約略可分爲四個時期：第一個時期從民國元年到五年，爲期約五年，可以稱爲草創時期；第二個時期從民國五年到民國北伐，爲期約十年，是地質事業的發展時期；第三個時期爲全面抗戰前十年，是地質事業的極盛時期；第四個時期是“七七事變”以後，爲中國地質事業的艱苦時期[9]。

草創時期的頭件大事即爲地質調查所與地質研究所的成立。彼時章鴻釗、翁文灝擔任地質研究所主講教師，地質調查所所長丁文江先與德國人梭爾格（F.Solger）勘測正太鐵路沿線地質礦產，後隨即去往雲南承擔長期野外工作，“生徒數十人與三五朝氣勃勃的青年教師日夕相處，學業自然日有進益”[9]，及至研究所學生畢業，地質調查所有獨立預算與固定所址，我國的地質調查事業即得以順利展開。黃汲清對這一段歷史十分感嘆：“回想當年創辦中國地質事業的人們，奮鬥的精神，合作的態度，眼光的遠大，領導的成功，我們不能不表示十二分欽敬之意與感謝之忱；若不是他們的努力，中國的地質學想決不如我們今日所知道的那樣。”[9]

發展時期又可分爲前後兩段。前一階段地質工作完全由地質調查所獨立擔任完成，主持人爲丁文江、章鴻釗和翁文灝，外國顧問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 1874-1960）及其助手丁格蘭（F. R. Tegengren）也積極參加調查及研究工作，尤其是安特生經驗豐富，指導後學頗多。後期由於北京大學地質系恢復招生，培養人才，中國地質界增添了大量的生力軍。這一時期最重要的大事即爲1922年中國地質學會成立。

極盛時間即全面抗戰前十年，此時中國地質學已完成建制化，新的地方地質調查所成立，高校也紛紛成立地質系，我國地質工作有序且高效地開展。以北京地質調查所爲例，這一時期組織了西康調查隊，成立了鷲峰地震研究室、土壤室和燃料研究室，這些研究室各有專刊出版，爲地質成果的發表與交流提供平臺。與此同時，新生代研究室成立，並於1929年12月2日宣佈發現北京人頭蓋骨，舉世震驚。此外，地質調查所南京新址於1935年建築完工後，地質人員和圖書南遷。南京新址有洋樓三棟，分別爲陳列館及辦公室、圖書館和燃料土壤研究室，“小溪垂柳，綠草如茵，氣象一新，精神振作；無怪安特生先生來此拜訪之後，曾把地質調查所比作地質學人之麥加城。回想當年情境，實在是調查所的黃金時代。”[9]

這一時期值得一提的還有我國地質學家開始參與國際學術活動，他們的工作也得到了國際同行的認可與肯定，黃汲清亦對此特別介紹，自豪之情躍然紙上：

在這兒我們不妨一提中國人在國際地質學會議上的活動。中國地質學會成立之年，即西曆一九二二年，第十三次國際地質學會議開會於比京，中國方面由翁文灝代表參加，並同時提出論文，給予到會各國學者很深刻的印象。以後十四次及第十五次會議分別在西班牙、南非洲舉行，我國方面亦分別由孫雲鑄、李毓堯任代表。到第十六次在美京華盛頓開會的時候，我國代表丁文江率領葛利普、德日進等前去，提出《中國之石炭紀》及《中國之二疊紀》等重要論文，熱鬧情形極一時之盛。恰在七七事變之日第十七次會議舉行於莫斯科，中國代表翁文灝、黃汲清、裴文中、朱森等六七人趕到參加，朱有《中國之造山運動》，黃有《中國之二疊紀》等論文提出，並曾得會場中熱烈的討論。希望有一天我們也能邀請世界地質學家到中國來開會，則我國科學界當增光不少。[9]

在“七七事變”前夕，中國地質事業已入正軌，“在好幾部門方面科學的基礎也已建立起來，照此加速進行，十年或二十年間中國的地質學不難與歐美並駕齊驅！”[8]可惜抗日戰爭爆發，我國科學事業大大受挫，幾乎處於停滯狀態。黃汲清亦感嘆：

當此空前國難中華民族之最大目標在於爭自由求生存，什麼科學研究實在無從說起！不過地質學者縱有殺敵報國之心，而無投筆從戎之路，欲以平日所學獻於抗戰，而國家又沒有“軍事地質”和相似工作，可以羅致大量的技術人員。於是他們只得嘆一口氣“還是彈我們的老調罷”。[9]

抗戰期間地質調查機構被迫西遷，其中艱辛可想而知。但令人欣慰的是，西南獨特的地理環境和地質資源引起了地質學家們的注意，地質事業在抗戰的艱苦歲月中尋找到新的突破口：

地質調查所於二十六年十一月從南京撤退；那時翁文灝所長因兼任行政院秘書長之職，政務甚忙，所事多由黃汲清主持。回憶當時所中接到撤退命令之後，上下職員全部動員“制箱”，於三日三夜間把大部圖書、儀器、標本、檔卷裝滿兩百多大木箱，運到下關碼頭待輸西運；若不是高振西、盛莘夫、周大訓諸先生的大公無私“鞠躬盡瘁”，晝夜不息的主持撤退工作，二十年地質界心血或將全部淪陷於敵騎之手！十二月間調查所全部搬到長沙，並開始與湖南地質調查所合作，詳細研究湖南之地質礦產，那知喘息方定，敵人軍艦已迫武漢，不得已於二十七年七月再遷重慶。旋因渝市房屋不敷應用，併爲避免空襲起見，再度遷北碚。西南多山，交通十分困難，該所爲指揮野外工作便利計，又在昆明設辦事處（桂林亦曾一度設辦事處），一部分人員即長期留住雲南……在此長期抗戰中，該所工作多偏於實用方面，不過理論地質研究亦並不全廢。計七八年間該所重要工作包括下列各項：贛南鎢礦區地質研究之完成，廣西富賀鍾錫礦區詳圖之測度，貴州廣西海相三疊紀地層之研究，四川威遠榮縣一帶詳圖之測制，四川鹽礦地質之研究，雲南祿豐紅色地層之研究，雲南昆明及其附近之地質調查，滇東各縣煤田之調查，西康寧雅康三處地質礦產之調查，貴州北部之地層研究，秦嶺巴山之地質調查，甘肅各縣之地質調查，新疆天山區域之地質調查等。[9]

抗戰期間最值得一提的是我國地質調查機關，不但老機關都還能維持，而且有不少新部門相繼成立。新成立的調查機關包括四川省地質調查所、福建土壤地質調查所、西康地質調查所等，其中1940年前後資源委員會成立的昆明鐵路勘測隊，短時間內繪製的地質圖精確詳細，黃汲清對他們的工作亦評價頗高：

二十八九年間經濟部資源委員會設立敘昆鐵路沿線礦產測勘隊，由謝家榮先生擔任隊長。旋擴大工作範圍改測勘隊爲西南測勘處，仍由謝先生任處長，處址並由昆明搬到昭通。後來以工作範圍不限於西南一隅，又改名爲礦產測勘處，亦即成爲一全國性的地質機構。地質人員先後有郭文魁、金耀華、周德忠、盧衍豪、邊兆祥、馬祖望、郭宗山諸先生。工作目標原在詳細測勘雲南貴州西康境內之重要礦產，故先後派隊至滇北、滇東、滇南、滇西，乃至黔西康南查勘，而集中力量於滇東及黔南各縣。數年間不但把各地重要礦產調查完竣，而且測制了黔西滇東煤鐵鉛銅等礦的精確礦牀地質圖，以爲實地開發之參考，又該所常爲測勘礦產而研究地質，爲研究地質而測繪地質圖；所出版《敘昆鐵路沿線地質圖》明細精美，以最短的時間而有此成績的確值得稱道。[9]

2.2 對新中國成立後我國地質學工作的評述

1949年後，中國地質勘探事業迅速發展，1952年，中國人民政府地質部成立，隨即開始了全國性地質勘探工作。各個高等院校大力培養人才，我國地質學研究與教育都有突飛猛進的發展。在專題論文《中國地質科學的主要成就》《略論六十年來中國地質科學的主要成就及今後努力方向》中，黃汲清從職業地質學家的角度，系統闡述1949年以後我國地層學、地史學、古生物學、區域地質和地質圖、大地構造、地質力學、礦物學、岩石學、礦牀學和成礦規律、第四紀冰川和地文學研究、地震地質、水文地質、工程地質、岩溶地質、構造地質學、沉積學、地熱資源與研究等地質學分支學科發展情況和取得的重要突破。我國構造地質學呈現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盛況，形成了不同的大地構造學派。自1958年開始的古地磁學已經在地層時代、層位對比、古地理、古構造、考古學等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果。[10-13]

地質工作人員比之建國以前有了成百倍的增長，地質工作的範圍從大興安嶺延展到喜馬拉雅山，地質科研領域從微古生物學擴展到同位素地質。對100多種有用礦產資源進行了詳細的勘探，取得了豐富的儲量，在許多種金屬和非金屬礦產方面獲得了重大發現，特別是東部幾處大型油田之發現引起了世界的注目。中國地質事業之偉大成就，是二、三十年代老一輩地質學家們所夢想不到的！[13]

雖然我國地質事業呈現欣欣向榮之勢，但仍尚有需進一步研究的領域。黃汲清結合我國地質研究狀況和國家建設實際需求，對重點學科（我國第四紀研究、古生物學等）和重大突破項目（板塊構造研究、中國的深斷裂研究等）的發展方向提出了許多具體建議。他認爲地質基礎研究及重大課題的提出，需要考慮中國區域地質的特色，發輝我國得天獨厚的地質優勢，要結合國家建設需求，做好近期計劃與遠景規劃，注意引進國際先進技術和測試手段，同時應加強發展某些薄弱學科[13]。

綜上所述，黃汲清對我國地質學各階段的劃分，可總結爲表1。

3. 對部分地質學家的評述

中國地質學穩步發展，且取得世界公認的成就，離不開中國幾代職業地質學家的努力，在《略述中國早期地質工作中名列第一的先驅學者》一文中，黃汲清介紹了我國地質學開創初期（1872-1922）我國地質學家的主要成就。如第一位翻譯礦物學及礦牀學書籍的學者潘鬆，第一位編繪區域地質圖的學者鄺榮光，第一位撰寫普通地質學教科書的學者張相文等。對章鴻釗、丁文江、翁文灝在建立地質調查所、地質研究所，培養地質人才和引進外國專家方面的作用頗爲肯定，中國地質學工作之所以能走上正軌，三人功不可沒。同時對李四光、楊鍾健諸位的地質學工作予以介紹。黃汲清認爲王寵佑應爲中國第一位學習地質學的留學生（他的留學時間遠在章鴻釗和丁文江之前，但王寵佑回國後主要將精力時間投入到了採礦冶金事業，並在一戰期間經營銻礦的出口貿易，在國外有Antimony Wang之稱）[14]。

在中國地質學家開始本土考察前，我國早期的區域地質調查工作主要由外國地質學家完成，他們在華考察後出版的考察報告或發表的學術觀點，成爲我國地質學家早期野外考察的重要參考材料。自1863年美國著名地質學家龐培烈（Raphael Pumpelly, 1837-1923）來華始，至1911年近五十年間，有近百名來華考察外國地質學者，尤其是二十世紀初，外國地質學者接踵而至，足跡遍及中國各個地區。黃汲清對來華考察的國外地質學家及其工作也有關注。在《民國紀元以前外國地質學者在中國之工作》一文中，黃汲清回顧了來華考察的外國數十位地質學家在華工作的情況，他客觀地評價了外國地質學家的成果，如，他認爲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1905）的中國考察工作廣泛而全面：

（李希霍芬）以一不通中國語言之高鼻樑藍眼人物，竟敢放心大膽的在內地各省單人獨馬的亂闖，其勇氣和毅力值得佩服。並且他不是一個純粹地質學者，而是一個四方八面都注意到的旅行家：走路的時候，除了拿羅盤畫路線圖，用錘子敲各種石頭外，必要寫生和作筆記，很可能還要招呼挑夫或馬伕。他的筆記真是豐富！化石、岩石、山脈、河流、地形、土壤、森林、農作物、村鎮市街、以及當地居民的一切習慣與活動都逃不了他的慧眼，也就都被記錄下來。因受上海商會（英國主辦）的委託，他還不斷的要草擬報告，把與商業有關的種種一切寫成“通訊（letters）”寄送主管人。雖然這些通訊不失爲研究中國的良好參考資料，李氏的最大著作還是他的《中國》。 [15]

1903-1904年，美國地質學家維理士（Bailey Willis, 1857-1949）及其助手白衛德（Eliot Blackwelder）受卡內基研究所（Carnegie Institute）之託前往中國調查地質，考察成果以《在中國的研究》（Research in China）（3卷4冊，華盛頓：1907-1908）發表。爲順利完成此次考察，維理士赴華前即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包括查閱文獻、購買器材、建立外交聯繫，並赴倫敦、巴黎、柏林、維也納和聖彼得堡等地，就亞洲問題與不同國家科學家會談。黃汲清認爲維理士調查的範圍雖不及李希霍芬，但取得了比李氏更爲精密的考察成果，考察報告《在中國的研究》更是經典之作：

維士於一九○三年率領卡尼基遠征隊到北京，先往山東境內執行詳細地質研究，隨即經由保定入山西，西南越秦嶺巴山以達長江三峽，然後順流而下以至上海。所調查的地面雖不及李希霍芬之廣大，一則因爲他們已有李氏的成果作基礎，二則因爲他們一行三人（任地形調查爲沙爾景先生）能收分工合作之效，三則因爲他們專心致力於地質問題，所以在許多地方他們獲得比李氏更爲詳盡的記錄，以及更爲豐富的化石標本。他們的工作方法無疑也較李氏更爲精密摩登，所以能在不足一年的時間中得到那樣的良好成績。我們今日展讀維氏名著《中國研究》一書（Research in China）見其記錄之詳明，討論之透闢以及文本之優美，層次之分明真有令人“五體投地”之感；而維氏在其第二冊中研討中國乃至亞洲大構造，冶所有已知事實於一爐，從而抓住其要點，運用生龍活虎之筆，描述億萬年地質過程，這樣好書是“不厭百回讀”的。原書附地質圖一巨幀，琳琅滿目，其關於山東山西部分即以今日眼光觀之，猶不失爲最精確之作品。[15]

此外，在紀念地質學前輩丁文江、李四光以及英年早逝的地質學同行趙亞曾的專題文章中，黃汲清對他們的地質學工作也有詳細中肯的介紹[16-18]。

4. 結論

中國地質學史研究，有兩個相對比較集中的時期，其一爲1922年中國地質學會成立以後，第二個時期則始於20世紀80年代以後。黃汲清在兩個時期均有地質學史研究成果，且在第二階段頗爲活躍。1980年4月11日，地質學史研究會正式成立，此後研究會經常組織學術討論會，話題涉及地質學史研究的方方面面。研究會發起者多爲老一代地質學家，其中身體力行、用力最多的老一代地質學家，非黃汲清莫屬。他親自撰文，研究地質學史，先後發表多篇地質學史研究論文，積極支持推動地質學史研究工作，強調搶救地質學史料的必要性與迫切性，並主持編纂《丁文江選集》（1993）《翁文灝選集》（1989）等地質學家的文獻資料。中國地質學史研究會成立後，每年的學術年會只要在北京召開，黃汲清幾乎都到會發言。1988年起，他受中古地質大學地質學史研究室之邀，擔任該室顧問，無償接受諮詢，指導工作。

嚴謹認真的科學家與博學廣證的歷史學工作者，兩個身份在黃汲清身上交叉重合。作爲一名職業地質學家，黃汲清對自己的學科有專業的認識和精闢的見地，而作爲地質學史研究者，他對地質學的歷史及未來發展有着獨特且睿智的思考，並能從學科發展史角度提供新的歷史見解。除撰寫地質學史專題文章外，黃汲清還關注我國地質教育，曾建議開設“地質學史”課程，足見其對地質學史工作的重視。他認爲“地質學史的研究是我們地質研究工作中一個重要方面，研究地質學史，可以對地質科學的產生髮展取得全面深刻的認識，這會有助於整個地質科學的發展，也會有助於我們對中華民族史的研究，對祖國的科技事業和建設事業是很有意義的。”[19]黃汲清對中國地質學史的研究工作，爲後來的地質學史研究者勾勒了中國近代地質學史的發展脈絡，提供了寶貴的文獻參考資料。

責任編輯：樑思琪

參考文獻

[1] 張九辰. 科學史事的時代解讀：對中國地質學史的案例分析[J]. 自然科學史研究，34(1): 74-87.

[2] 吳鳳鳴. 黃汲清在中國地質學史研究上的成就與貢獻[J]. 河北地質學院學報，19(1): 1-11.

[3] 任紀舜主編. 黃汲清中國地質科學史文選[C]. 北京：科學出版社，2014.

[4] 黃汲清1982年10月5日在“第一屆全國地質學通史討論會”上的講話[J]. 地質學史研究會會訊. 1982(1): 8.

[5] 黃汲清先生的建議[J]. 地質學史通信. 1992(1): 11.

[6] 黃汲清. 戰後一些礦業問題[J]. 時論摘要，1945(11): 95-97.

[7] 黃汲清. 辛亥革命前地質科學的中國先驅[J]. 中國科技史料，1982(1): 2-14.

[8] 序. 瑪高溫，華蘅芳譯. 地學淺釋[M]. 上海：江南製造局，1872.

[9] 黃汲清. 三十年來之中國地質學[J]. 科學，1946, 28 (6): 249-264.

[10] 黃汲清. 略論六十年來中國地質科學的主要成就及今後努力方向[J]. 地質論評，1982(6): 515-527.

[11] 黃汲清. 中國地質科學的主要成就[J]. 中國科技史料，1983(3): 1-11.

[12] 黃汲清. 中國地質科學的主要成就（三）[J]. 中國科技史料，1984(1): 7-22.

[13] 黃汲清. 中國地質科學的主要成就（四）[J]. 中國科技史料，1984(2): 26-46.

[14] 黃汲清. 略述中國早期地質工作中名列第一的先驅學者[J]. 中國科技史料，1988(1): 3~13.

[15] 黃汲清. 民國紀元以前外國地質學者在中國之工作[J]. 思想與時代，1948(49): 34-38.

[16] 黃汲清. 丁在君先生在地質學上的工作[J].獨立評論，1935(188): 23-26.

[17] 黃汲清. 簡談李四光教授追求真理的精神[J]. 第四紀研究，1989(3): 201-204.

[18] 黃汲清. 傑出的青年地質學家趙亞曾先生[J]. 地質論評，1980, 26 (2): 167-169.

[19] 黃汲清1988年10月31日在“中國地質學會地質學史研究會第六屆年會上的講話”[J]. 地質學史通信. 1988(1): 5-6.

作者簡介：

楊麗娟，女，博士，助理研究員，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方向爲近現代地學史。

本文爲《今日科苑》2021年第5期文章，轉載需註明作者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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