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史話－一語刺穿蘇俄「新教育」真相
「當然」，徐志摩筆鋒一轉，在蘇俄的統治下，「你可以得到不少的自由。正如在中世紀教皇治下，你也得到不少的自由；但你的唯一的自由 ─思想的自由 ─不再是你的了。」徐志摩這個人不出文章出句子，這最後一句委實精彩。
1926年9月18日，徐志摩收到署名張象鼎寫於當天的一份信稿，稿子的內容應該引起了徐志摩的嚴重注意，以至使他漏夜不眠捉筆迴應。次日，張徐兩稿發排上版，二十日的《晨報》副刊上，便有了一次通欄爲「關於黨化教育的討論」。這個讓徐志摩與之討論的張象鼎，是後來貴爲中共著名法學家的張友漁。
觀察上手眼俱高
討論因胡適而起。胡適在莫斯科僅三天，便寫信認同蘇聯政府的新教育：「蘇俄雖是狄克推多（即「專政」的音譯），但他們卻真是用力辦新教育，努力想造成一個社會主義的新時代。依此趨勢認真做去，將來可以由狄克推多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民治制度。」在胡適之前也去過蘇俄的徐志摩深諳蘇俄教育底蘊，爲清讀者耳目，他在發表胡信的同時，特地作了篇「按語」。指出：胡適眼中的蘇俄新教育「幾乎完全是所謂『主義教育』，或是『黨化教育』」。「拿馬克思與列寧來替代耶穌，拿資本論一類書來替代聖經」。並譏諷：「這也許是適之先生所謂世界最新教育學說的一部吧。」黨化教育或主義教育流被整個二十世紀，也許我陋寡，在我接觸的資料中，最早言及這個概念或談論這個問題的，就是徐志摩。
徐胡的文字都刊載在《晨報》上，張象鼎讀了後，爲胡適打抱不平，於是便有了上面他給徐志摩的信。張其時政治身分是國民黨，一九二七年始入中共，一九二八年改名張友漁。這是他日後的自述：我的思想是由孔孟而康梁，由康梁、胡適而社會主義。此刻，張爲胡適辯護時的胡適，剛離開莫斯科一個多月，其思想也正受染於蘇俄社會主義，當然是在一定程度上。
不過，胡適是不會認同黨化教育的，只是容易花眼的他沒如徐志摩眼尖，一語便能刺穿蘇俄教育的真相。張與其是爲胡辯，不如是在表達自己。
他的觀點是：「『黨化教育』便是最新的教育」，「便是新時代的新教育」，「蘇俄能實行『黨化教育』，蘇俄的教育，便是新教育。」「如果你贊成『政黨制度』，贊成凡一政黨，都應該確信本黨的政策爲好政策，而努力其實現，那你便不能不贊成『黨化教育』！」
徐志摩一生短暫，以詩人名世。他遇難後，有那麼多朋友在《新月》上紀念他，誇他的詩歌、戲劇、小說、散文，包括他的人。
正如溢美之詞難免，遺漏卻也驚人。怎麼沒人誇他在《晨報》副刊上的作爲呢，怎麼沒人誇他在思想的觀察上手眼俱高呢。他的這一面被誇他風流的那些朋友「不着一字」了。這些繆託知己的浮朋，以至讓我等到了今天。
一九二五年接手「晨副」時，徐志摩痛感自己「不能制止我看了這時候國內思想界萎癟現象的憤懣與羞惡，我要一把抓住這時代的腦袋，問他要一點真思想的精神給我看看。」他其實是把他的真思想通過「晨副」給那個時代看了。蘇俄教育所以觸動他，不僅在於他深感當時流行的思想都是從蘇俄那裡「借來的稅來的冒來的描來的」，（同前）更在於他認爲蘇俄黨化教育的結果便是思想自由的消失。所以徐志摩也並非是要回應張象鼎，而是藉此重申前此按語中未能盡申之意。
思想自由不再是你的
徐志摩眼裡，歷史上的黨化教育有兩例，一例是中世紀，一例就是蘇俄（如果再往前，徐志摩還提到了古希臘的斯巴達）。因此，胡適眼中的蘇俄教育到徐志摩眼裡談不上新，包括它的政治，不過是「中世紀的一個返（反）響」。
下面，徐志摩開始現代蘇俄和古典中世紀的比較。「有觀察力的人到過俄國的，都覺得俄國的新政治是一種新宗教；不論他們在事實上怎樣的排斥宗教，他們的政治，包括目的與手段，不但是宗教性，而且是中世紀的教會性的。」至於和這種政治配套的教育，亦即黨化教育或主義教育，徐志摩認爲只是「『劃一人生觀』的訓練，說什麼教育。」「它有幾個前提是不容你辯難，不容你疑問的：天主教的上帝與聖母，共產主義的階級說；你沒有選擇的權利，你只能依，不能異。」「當然」，徐志摩筆鋒一轉，在蘇俄的統治下，「你可以得到不少的自由。正如在中世紀教皇治下，你也得到不少的自由；但你的唯一的自由 ─思想的自由 ─不再是你的了。」徐志摩這個人不出文章出句子，這最後一句委實精彩。
徐志摩之外，當時新從美國留學回來的瞿菊農也不贊成胡適，他的分析是：「我總以爲狄克推多與民治主義是根本不相容的。狄克推多是以一人的意志，壓迫大多數人的意志，侵犯大多數人的自由。凡個人都應當看本身有無限價值，不應當看做工具。狄克推多是以他人做工具的。假如他們『努力辦新教育』，辦得不得當，最可怕的是爲少數人造就新工具。民治主義的一個根本原則，用倫理的話說，是確認個人的價值，用法律哲學的話，是確認各個人都有不可侵犯的『權分』。」（注：該段落引自當時《晨報》副刊，註釋丟失，特說明）
歷史不幸。胡適所迷惑的蘇俄新教育，很快就在中國兌了現。北伐成功後的國民黨逐步開始推行蘇俄性質的黨化教育。
尤其是一九二九年胡適發起「人權論戰」，鋒芒直指國民黨一黨專政。國民黨除了打壓胡適，它的中央委員會第四十四次常委會還特地通過「因警誡胡適而引起之《各級學校教職員研究黨義暫行條例》」。該條例要求全國各級學校都必須研究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並規定「平均每日至少須有半小時之自修研究，每週至少須有一次之集合研究」。後者便是中國「政治學習」制度的開始，它「暫行」了一個世紀。
案：到底什麼是「黨化教育」？一九三二年，胡適的好友任鴻雋在《獨立評論》上面對國民黨推行的黨化教育，概括出這樣兩點：「一、把黨的主義或主張，融合在教課中間，使它漸漸的浸灌到學生腦筋裡去。二、教育的事業，由黨的機關或人才去主持，使它完全受黨指揮」……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