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語堂的跨文化之旅──催生首本英文版毛澤東傳記問世（三）

一寸不讓捍衛人權

林語堂的《匿名》寫於一九五七年，他當時還不知道，其實王實味已於一九四七年七月一日被秘密處決，是當時中共保安局頭目康生下的令，沒有什麼特別的理由，就是留着他礙事。假如王實味地下有知，他肯定會同意林語堂的觀點：像保護人權這類觀念，是人類文明史上一點一點累積起來的成果，必須小心謹慎地呵護，一寸不讓地捍衛。

或許他更能體會到林語堂名言的分量：「所有儒家經典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一張人身保護令狀的價值。」

共產主義是場國際運動，自由世界必須形成統一戰線纔能有效抵抗其滲透。林語堂的《匿名》對四十年的共產主義實踐進行了「一個人的審判」。一九四九年以後，中國成了國際共運一個重要堡壘。雖然林語堂抨擊的是整個鐵幕，但對毛澤東治下的中國當然尤爲關注。林語堂對紅色中國的批評挑戰爲現代中國知識思想史提供了一筆寶貴的遺產。

一九五○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剛成立不久，澳門和香港出了一本書，書名叫《我是毛澤東的女秘書》，作者是蕭英。抗戰爆發後，她和丈夫謝啓華逃過日本人的追捕，投奔延安。

兩人都是理想主義愛國青年，但來到中共控制的「解放區」後，所見所聞遠遠超出他們所料。

中共搞紅色恐怖，靠龐大的監視機制控制解放區，人民生活極爲貧乏。每個人都生活在紀律嚴明的監控之下，根本沒什麼自由可言。延安整風期間，每一個人都必須向黨交心，隨時受到他人的攻擊。他們倆幸運地通過了整風的考驗，多半是靠丁玲和朱英（朱德女兒）的庇護。但他們的噩夢纔剛剛開始。整風過後，他們被派往一偏遠小鎮工作，由於工作勤奮努力，受到嘉獎。

蕭英突然被調到中央政治局秘書處工作，因爲黨的第二號人物劉少奇看上了她。蕭英堅決拒絕，其結果是她丈夫遭到誣陷迫害致死。內戰中解放軍長驅南下，蕭英乘機逃脫。

保留事實以鑑後世

作者在「編後」表示：「我寫這書的主要目的是代表整個『解放區』被壓迫的人民將毛澤東極權統治的真相暴露出來，喚醒真正愛好自由和愛國分子來反抗極權主義。另一目的是，由於共產黨巧妙的粉飾與宣傳，許多有熱血的青年自動或被動地奔向『解放區』，凡是真正瞭解共產黨鐵幕的人都知道，這是自取滅亡之道。」

當時毛澤東在大陸剛建立政權，這本書以個人經歷第一手史料揭露新政權的極權性質，立刻引起林語堂的注意。他當時住在瑞士，立刻致信華爾西，探討出版該書的英譯本。華爾西的回覆也很正面，建議他先開始翻譯。但林語堂還沒譯完，便看到美國報紙已刊登該書書評。因爲時間敏感，他建議莊臺公司先登一個廣告，表明莊臺會出林語堂的英譯本。不久，莊臺公司收到勞動人權聯盟（美國勞工聯合會下屬機構）秘書長的一封信，說他們已經得到該書的全譯文本，是由喬志高翻譯。林語堂和喬志高是好朋友，兩人很快協商瞭解決辦法。麻煩出在版稅上。因爲該書在澳門出版，受國際版稅保護，必須先找到作者簽訂版稅協定。但林語堂發現該書的出版社已經關門，作者可能也躲起來了。林語堂告訴華爾西，他自己要做點「偵探」工作，花了好幾個月，通過各種私人關係，終於在香港和蕭英聯繫上了。但蕭英請了個經紀公司處理英文出版事宜，並要求先預支一大筆稿費。華爾西認爲不可能，因而林語堂第一次嘗試揭露毛澤東政權之極權性質的努力沒有成功。

但是，林語堂對第一本英文版毛澤東傳記的問世起了非常積極的作用。蕭瑜着《我和毛澤東行乞》於一九五九年出版。林語堂當時住法國坎城，和蕭瑜交往甚熟。蕭瑜（一八九四─一九七六）早年上大學期間和毛澤東是好朋友，曾和毛澤東、蔡和森一起被譽爲湖南第一師大三才子，積極參與組織湖南學生赴法勤工儉學，並和毛澤東一道組織中共湖南分會的活動。蕭瑜留學法國，回國後曾任國民政府要職，和毛澤東分道揚鑣。林語堂在三○年代便鼓勵蕭瑜寫出早年毛澤東的生活，現在兩人都在歐洲，交談甚歡。林語堂敦促蕭瑜寫一部「毛澤東早年的傳記，尊重事實，不帶偏見」，併爲書作序。蕭瑜在引言中寫道：「這是第一本真實介紹毛澤東早年思想生活、以及共產主義在中國的誕生和發展的書」，並致謝林語堂「堅持不懈」的敦促，保留事實，以鑑後世。

一九六○年，林語堂爲另一本書作序：《風暴十年：中國紅色政權真面貌》，由周鯨文着。該書中文原版在香港出版，後由林語堂的女婿黎明譯成英文出版。這是中共執政十年來第一本從內部傳達出來的資訊。周鯨文（一九○八─一九八五）是民盟的創始人之一，作爲「民主黨派」領導人，一九四九年受邀出席第一屆政協會議，任政協委員，之後長達八年時間一直擔任政府高官。這段經歷使周鯨文看清中共政權之極權本質，所謂「民主黨派」不過是其工具，於是在一九五七年毛澤東發動反右運動時藉故逃到香港。（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