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觀點》陳文鑫：從涉陸法案看美國反陸頭面人物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美國研究所執行所長陳文鑫撰文指出，近年來，國會成爲美國推動反中遏中政策大本營，在中美關係扮演非常負面角色。（示意圖／達志影像）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美國研究所執行所長陳文鑫13日在大陸《環球時報》撰文指出，近年來，國會成爲美國推動反中遏中政策大本營，在中美關係扮演非常負面角色。國會通過頻密涉中立法、涉中聽證會和反華外交等活動，設置中美關係議程，惡化美國內對中輿論生態，給中美關係極大破壞。一些涉中立法對中美關係產生持久影響，一些沒有成法的提案，也可能被分拆塞入《國防授權法》等年度立法發揮作用，而像前衆議長裴洛西訪臺之類挑釁動作，對中美關係負面影響也不容低估。

陳文鑫表示，梳理川普執政後第115屆國會（2017-2018年）以來涉中立法，可發現以下特點：

一是涉中法案提出的頻度越來越密。據美國國會網站數據，參衆兩院共提出1602項涉中法案，其中第115屆國會提出175項、第116屆國會提出476項、第117屆國會提出682項、最新第118屆國會截至今年6月6日共提出269項。歷史上，第101屆國會（1989-1990年）曾提出112項涉中法案，形成小高峰，但與今天相比，簡直是小巫見大巫。從提案頻度看，扣掉法定節假日，第115屆至第117屆國會平均每天各提出約0.49項、1.55項、2.07項涉中法案，第118屆國會迄今平均每天提出約3.96項涉中法案。僅2023年2月28日一天，衆議院金融服務委員會和外交事務委員會就審議並通過11項涉中法案。

二是涉中法案最終成爲法律的所佔比例並不高。據美國國會網站數據，自第115屆國會以來，共有46項涉中法案經總統簽署成爲法律，其中第115屆國會15項、第116屆國會16項、第117屆國會14項，佔當屆所提全部涉中法案的比例分別爲8.6％、3.4％、2.1％；第118屆國會迄今只有1項涉中法案成爲法律，即「新冠溯源法」。以上數據顯示，自第115屆國會以來，儘管涉中法案數量飆升，但最終成法的都在15項左右。歷史上，涉中法案成法最多的是第109屆國會（2005-2006年），有20項成法，佔當屆所提全部涉中法案的15.3％。相較之下，近年來涉中法案真正落地成法的仍是少數。

三是多數涉中法案只是少數國會議員的個人政治秀。美國近年來涉中法案的發起者只是一小部分國會議員。第115屆國會以來，衆議院提出涉中法案最多的是現任美中戰略競爭特別委員會主席加拉格爾，共提出35項，佔115屆國會以來衆議院全部涉中法案的3.7％。其後依次是：現任衆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麥考爾（共提出29項、佔3.1％）、現任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CECC）主席史密斯（共提出29項、佔3.1％）、現任衆議院軍事委員會和美中戰略競爭特別委員會委員班克斯（共提出26項、佔2.8％）和賓州衆議員佩裡（共提出19項、佔2％）。這5人清一色共和黨人，所提涉中法案佔第115屆國會以來衆議院全部涉中法案近15％。參議院提出涉中法案最多的是佛州參議員盧比奧，共提出110項，佔第115屆國會以來參議院全部涉中法案的16.6％。其後依次是：阿肯色州參議員湯姆·科頓（共提出40項、佔6％）、佛州聯邦參議員斯科特（共提出38項、佔5.7％）、紐澤西州參議員、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梅南德斯（共提出36項、佔5.4％）、德州參議員克魯茲（共提出35項、佔5.3％）。這5人除了梅南德斯外，也是清一色共和黨人，所提涉中法案佔第115屆國會以來參議院全部涉中法案39％。儘管這些人在反中議題上跳得很高，但衆議院僅有麥考爾提出的《2020年綜合撥款法案》最終成法，參議院最終成法的也只有盧比奧發起的2項以及斯科特和梅南德斯發起的各1項。

陳文鑫稱，上述現象對於思考國會在美國對中政策中的作用有若干啓示：

其一，美國府會在涉中議題上的「全政府」配合度依然很高。當前研究界有種觀點，認爲國會在跟白宮搶奪對中政策的主導權。但事實上，美國府會在涉中議題上的共識大於分歧，配合大於爭奪。有美方學者直言，「2023 年是國會兩黨多數派堅決與行政當局領導人密切合作應對中國嚴峻挑戰的第五個年頭」。

其二，國會共和黨人比民主黨人在反華議題上跳得更高。這與兩黨背後的利益集團有關。共和黨的背後主要是以軍工複合體爲代表的工業資本利益集團，民主黨的背後則主要是以華爾街爲代表的金融資本利益集團。雙方在遏中的戰略方向上沒有差別，但在具體領域和策略上則有很大不同。

其三，對國會反中頭面人物要形成有效震懾。美國國會的一小部分人出於自身政治利益，對中搞立法政治秀。他們提出的涉中法案雖大多不會成爲法律，但卻可能被吸收從而拓展美國反中遏中工具箱，且其相關做法惡化了中美關係總體氛圍，破壞了中美關係健康穩定發展，對其要嚴厲制裁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