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識那些民國律師們——巴黎和會拒絕簽字（十）

曹汝霖(左)、章宗祥(右)。(圖/取自維基百科 中國名人錄 第三版 上海密勒氏評論報/合成)

1919年4月下旬，有關巴黎和會將把德國在魯利益轉交日本的消息不脛而走。身在巴黎的進步黨領袖梁啓超傳電回國：「聞將以青島直接交日本，因日使力爭結果。」

5月1日，《中國日報》刊載的中國代表團電文亦顯示中日此前有關山東問題的換文對其爭取權益不利。國內輿論譁然，憤怒的情緒在學生之間迅速蔓延，並將矛頭對準政府高官中的「賣國賊」。5月3日晚，北京高校學生代表在北大法科大禮堂開會議定第二日舉行遊行示威，抗議政府外交政策。當時北大法科學生謝紹敏還當衆咬破手指，撕開衣襟，血書「還我青島」四個大字。

遊行示威還我青島

5月4日，學生遊行隊伍按計劃前往使館區，試圖向外國使節呈交說帖。但由於當天是週日，各國使節均不在署，東交民巷的巡捕又對學生進行攔阻，所以學生的憤怒更被激發。其實學生之中早有秘密團體籌劃以暴力手段制裁親日官員。他們以匡互生、羅章龍等人爲首，準備充分。

根據羅章龍的回憶：「經過商量研究，確定宋天放、吳慎恭等去探查賣國賊的住宅，查明行動的門路、進出的路線；另外，易克嶷、劉澄宇等想辦法認識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等人的面貌……我們就派人到照相館去對號。這些準備工作都是事先完成的。」

對此計劃，絕大部分遊行學生事前並不知道。此時遊行受阻，羅、匡等人便正好鼓動並帶領學生隊伍轉向曹汝霖的住宅「趙家樓」進發。

政府已知學生行動，並未強力壓制。爲了保護曹汝霖，員警廳派了三四十名員警前往曹家，同時命令「文明對待」學生。曹汝霖當時正在院內和父親說話，不久聽見門外叫喊之聲，並見白旗招展。突然有一石塊飛入，差點擊中曹父，兩人當即進屋躲避。曹汝霖與章宗祥都是留日學習法律，來往密切，當日章宗祥亦在曹宅。兩人便分別藏匿於隔間和鍋爐房中。

很快，羅章龍、匡互生等學生從事先探明的窗子爬入曹府。羅章龍對院內情形的描述是：「當時，院子裡站着一排軍警，都上着刺刀。我們在外面的同學，不斷地喊口號，有的還用磚頭、大石砸門，其勢甚爲洶涌。員警未奉上級命令，不敢擅自開槍，也不敢隨便亂動。我們進去的人，有的去給員警作解釋，宣傳愛國反日。有幾人乘其不備，將大鐵門打開，人流像潮水一樣涌進來。」

關於員警的裝備，曹汝霖與羅章龍的回憶略有不同。曹曾在回憶錄中抱怨前來保護的員警連警棍亦未配備。但可以確認的一點是，曹府內的員警對於學生的活動並未出手阻止。人羣的憤怒躁動和員警的袖手旁觀讓潛伏的暴力因數愈發噴涌。由於沒有找到曹、章等人，於是學生開始放火泄憤。

躲在鍋爐房的章宗祥得知起火，便欲出逃，被學生遇見。學生見他穿着禮服，以爲是曹汝霖，便以鐵桿擊頭。後來章宗祥躲入曹府門外的皮蛋店內，又被另一批學生尋見。

匡互生對此回憶道：「大家就拉住他兩隻腳從那間黑暗屋裡倒着拖到皮蛋店的門口，同聲地問他是什麼人，他總是絕對地不作聲，大家耐不過，就各用那手中所持長不滿尺的小旗杆向着他的面孔上亂打橫敲，而那些手中沒有武器的學生就只得權借皮蛋作武器向被打的人的頭上打中了幾十百把個皮蛋，於是死不作聲的被打的頭上只見滿面的鮮血和那塞滿了耳目口鼻的皮蛋汁了。」

因學生傷人放火，員警總監吳炳湘和步兵統領李昌泰忙帶軍警前來鎮壓。吳、李抵達時，學生早已四散，僅餘下圍觀者幾十人。結果有32名學生被押送員警廳，其中僅有幾位是參與「火燒趙家樓」的學生領袖。

雖然學生因暴力行爲受到批評，但大部分公共輿論還是傾向於支持釋放被捕學生。教育部長傅增湘以及涉事的大學校長們紛紛採取行動營救被捕學生。上海律師公會對學生表示聲援，北京律師公會則決議對被捕學生盡義務辯護。（有意思的是，該公會還要求公會律師不能接受曾同爲公會會員的曹汝霖的聘請）

被捕學生全部釋放

林長民連同王寵惠（美國耶魯大學法學博士，前外交總長、司法總長）、汪大燮（前代理國務總理）以政府要員的身份，向員警廳具書保釋學生。曹汝霖本人向當局表示，被捕學生多系盲從，不必爲難。被打成腦震盪的章宗祥也託妻子致信國務院，請求釋放學生。

在巨大的社會壓力和政府內部爭取之下，北洋政府於5月7日將被捕學生全部釋放。經過全國學生、商界和勞工界的進一步抗議，五四運動基本達到了學生的目標。6月9日，內閣接受曹、章、陸三人的辭職。6月13日，內閣總理兼內務總長錢能訓辭職下臺。6月28日，巴黎的中國代表團正式在對德合約上拒絕簽字。7月，蔡元培復任北大校長。同月22日，中華民國學生聯合會宣告學潮結束。（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