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話》晚年的遺憾──躲過文革的張大千之1（王亞法）
張大千（中時資料照）
立法院珍貴動產，張大千字畫「潑墨荷花」。（杜宜諳攝）
每當我看到張大千先生晚年在海外的精美畫作時，腦子常會閃過一絲念頭，好險啦，幸虧他沒有留下，否則世界上哪會有這些精美作品呀！
張大千的山水畫，走出青城山後，畫風大爲丕變；他的人物畫，從敦煌回來後，畫風也大爲丕變；而他的整個繪畫思想，自從去國後，更是進行了一次巨大的丕變，可以說沒有張大千在國外的流亡生活，就沒有他後期的藝術造詣。他獨創的「大潑彩」，把西方繪畫的大塊色彩，和中國畫的意境，巧妙地糅合在一起，是中國繪畫史上取得成功的巨擘。
張大千1949年去國後，從香港──印度──阿根廷──巴西──美國──臺灣，尤其在1955年，他去巴黎和西方畫魁畢卡索會面，成功地進行了東西方藝術的交流，把中國繪畫推向世界，居功至偉。
張大千的偉大成就除了繪畫之外，與他的博學多才，聰穎參悟，以及先天的慧根所分不開的。
1949年後，周恩來曾幾次叫於非暗、葉淺予寫信給張大千，請他回來，還通過廖承志影響他，可是張大千畢竟是張大千，他獨具慧眼，審度時世，獨有定力，最終作出正確的選擇。
我曾聽葉淺予先生說過，幸虧大千沒有回來，否則他逃得過鎮反也逃不過反右，就算他捱到文化大革命，也是必死無疑；我也聽謝稚柳先生說過，憑張大千口無遮攔的脾氣，和他的生活方式，他花錢的闊綽，解放後是無法活的。
我聽我姨媽說過，解放軍進成都前夕，地下黨通過各方面關係，給他宣傳共產黨的所謂知識份子政策，勸他留下，並許諾新中國成立後，給他當什麼畫會的主席，我姨父張心銘的同學是地下黨，特地挑了兩擔米到張家說，政權交替時，社會秩序混亂，以備過渡時期時用，聊表我黨之誠意。
張大千臨離開成都之前，開了次家庭會議，指着大米說：「要吃米的留下，不吃的設法跟政府撤退！」
但是由於當時成都的各界都準備撤退，機票一票難求，在張羣的幫助下，張大千纔拿到3張機票，匆忙中帶着徐雯波和女兒張心沛走了。
前總統府資政張羣（左二）、國畫大師張大千（右二）、前中國國民黨黨史會主任委員秦孝儀（左）與前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主任委員趙聚鈺（右）等。（中央社陳永魁攝）
最令張大千晚年遺憾的，是沒有把長子張心智帶走。
張大千的子侄中，他最中意的是彼得、心銘和心智。彼得是四哥張文修的兒子。他脾氣溫和，酷愛繪畫，自幼在大千身邊，耳聞目染，頗得真傳，可惜他先天體弱，在阿根廷時不幸得白喉早逝，此事讓大千頗爲傷心。
張心銘是張大千三哥張麗誠的次子，當今荷花攝影家張之先的父親。他在張家子侄中排行老三，人呼三哥，晚輩喊三老子。他畫的荷花，幾可與大千的荷花亂真，之先表哥曾送我一幅。80年代出國前，謝稚柳先生曾在那張畫上題跋：「張心銘爲吾友張大千之侄，此爲其遺作，亞法寶之，壯暮翁稚柳。」
此畫我帶出國後，曾打算託香港《大成》雜誌沈惠窗先生轉交給臺灣「摩耶精舍紀念館」收藏，我先寫信詢問，結果沈惠窗先生回信說紀念館不收。嗣後我爲《大成》寫了《墨荷泣訴》一文，擬將此畫做插圖。我先寄照片給沈先生，沈先生說照片製版不清，要求將原畫寄去，說用畢即奉還，孰料畫寄出後黃鶴一去不復返，不久沈惠窗先生也突然歸西，此事就成了絕響。
張心銘因與八叔張大千有信件來往，文革時以裡通外國罪慘遭迫害，造反派強迫他在烈日下把磚塊從東搬到西，然後再強迫他從西搬到東，如此反覆的勞累，使她身體受到嚴重摧殘，最終醫生告訴造反派，張心銘心肌已嚴重勞損，隨時有死亡的可能，造反派因此將其釋放，不幸在釋放的幾天後，就客死在長江邊的一家小客棧裡，享年58歲。
張彼得的傳世作品不多，我僅見過三幅，一幅是山水，一幅是仕女，另一幅是今次將在美國矽谷亞洲藝術中心舉辦的《大風堂三代畫展》中的《雙虎圖》，前兩幅看到的是真跡，後面看到的一幅僅是照片而已。
張心智是大千的長子，在子侄中他排行老十，人呼十哥，晚輩叫他十老子。他是跟隨張大千去敦煌團隊中最年輕的一員。在敦煌時，張大千把他安排跟西藏喇嘛學習製作礦石顏料。張心智也善畫，我曾收藏過他一幅山水，後贈送給大風堂再傳弟子黃嶽峰兄收藏。
張大千沒有把心智帶在身邊，是他晚年最遺憾的一件事。
源起於「一怒之下」：前不久張大千遠遊，臨走前把心愛的寵物──白長臂猿（取名「白寶寶」）交給心智飼養。可是這白寶寶被大千嬌寵慣了，不服心智管教，心智年輕氣盛，不懂哄騙，「一怒之下」搧了它一記耳光，孰知白寶寶受了刺激，「一怒之下」，就此絕食，憂鬱得病，不久死了。
大千回家，見到此事，「一怒之下」，也回敬了心智一記耳光。這時的心智畢竟已是獨立的成人了，受此家教，也就「一怒之下」，帶着弟弟心玨，遠走高飛，到蘭州尋找岳父魯大昌去了，就此心玨在蘭州定居，在蘭州音樂學院任職，文革遭批鬥時，因他是反動黑畫家張大千的孝子賢孫，批鬥時造反派勒令他當衆喝下一碗墨汁……
張心智因鎮反時岳父魯大昌遭逮捕，在蘭州待不下去，轉展往離蘭州不遠的銀川謀生，後因統戰需要，被落實政策，做了半輩子的寧夏博物館的館長，當然他文革中也受盡屈辱，苦頭不少於乃弟，可謂兄也難爲其兄。弟兄倆「一怒之下」，走錯了方向，以致命蹇多舛，一生困苦。
我們後人聚在一起議論此事時，假設昆仲二人如果當年朝南往廣東走，說不定和日後的保蘿、心澄兄弟一樣，圍繞父親膝下，過上和保蘿一樣的幸福生活。
（作者爲旅澳華人作家）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