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不再是平的：日本的「亞洲金融模式」能幫政治經濟保平安？
日本就有一種獨特債務觀。在日本，資本的存在不是爲了滿足經濟的需求，而是政治需求。圖爲示意圖。 圖／美聯社
一切都從日本開始。
早在兩次世界大戰之前很久， 甚至早在美國海軍將領培裡（Matthew Perry）迫使日本打開鎖國之前，日本就有一種獨特債務觀。在日本，資本的存在不是爲了滿足經濟的需求，而是政治需求。
爲了達成這個目的，舉債被允許、甚至鼓勵⋯⋯只要它不變成主權的問題。回溯到西元七世紀，如果債務阻礙了天皇或幕府將軍的目標，天皇或幕府當局往往宣佈要求債權人免除債務的特別法令。旱災？免除債務！洪水？免除債務！饑荒？免除債務！政府出現赤字？免除債務⋯⋯同時都要收一○％的手續費！
因此，債務傾向於增加，尤其是債務已經很普遍時。畢竟，整體的金融情況愈糟，天皇出現在他的陽臺、揮動他雅緻的眼鏡，宣佈這種或那種債務將獲得豁免的機會就愈大。這種事發生得如此頻繁，以至於銀行家必須想盡辦法保護他們的經濟和人身福祉：他們經常把特殊附加條款寫進貸款合約裡，讓借款人無法指望債務被取消，雖然他們仍得住在有高牆的宅邸裡，以避免在當局宣佈特殊債務免除時，暴民衝進他們的家裡，打死他們並燒掉借據，使這類附加條款無法執行。
總之，這裡的重點是，雖然經濟學和政治學總是緊密交織，日本是首開把金融變成國家工具先河的國家。一旦開了這個特殊的先例後，日本政府把高得嚇人的鉅額現金分派給它們想進行的計劃就容易多了。在大多數例子中，這類現金是採取借款的形式，因爲有時候政府發現可以方便地豁免自己的債務，然後另起爐竈。特別債務免除總是讓別人背黑鍋，但在二次大戰前法令不完備的日本，社會中往往會有某個派系剛好與中央政府不對盤，所以⋯⋯就不管那麼多了。
甚至早在美國海軍將領培裡（Matthew Perry）迫使日本打開鎖國之前，日本就有一種獨特債務觀。圖爲1853年黑船事件，自此江戶幕府鬆綁鎖國政策及解除禁止諸藩建造大船的禁令。 圖／維基共享
二次大戰結束觸發另一次債務重整，但不是因爲帝國的命令，而是因爲一切已經改觀。想想外國人帶給日本的極度破壞和羞辱，使得戰後的日本在文化上保持團結一致變得很重要。沒有人會被拋棄不顧。
解決之道是把日本人對債務的奇怪態度用在大規模的重建努力上，對任何可能的發展計劃都投資鉅額的資金。當局的焦點比較少放在修復和擴張實體基礎設施和工業廠房，而是較多放在市場佔有率和生產量的最大化，以作爲達成大量就業的手段。收買人口的忠誠和快樂感—他們感覺被戰時的領導階層出賣—比創造獲利或發明東西重要。忠誠和快樂的人口自然會變得擅長髮明東西。
從西方的經濟觀點看，這種決策會被稱爲「拙劣的資金配置」，因爲最終完全清償這些債務的可能性很低。但重點不在這裡。
日本的金融模式目的不在於達成經濟穩定，而是爲了確保政治穩定。
這個重點也必須付出成本。當目標是市場佔有率和就業時，成本管理和獲利性便悄悄地退到幕後。在一個不在乎獲利性的債務導向體系，任何短缺都可以用更多債務來掩蓋。舉債以僱用員工和購買原料。舉債以開發新產品。舉債以行銷產品給新顧客。舉債以協助新顧客融資新購買。舉新債以延展舊債務。
日本不是唯一這麼做的國家。戰爭結束後有一羣新玩家開始仿效日本的作法。南韓、臺灣、新加坡和香港都曾經是日本的保護國，並受到最多的日本文化影響。這種影響延伸到日本對金融的看法，即金融對達成政治和國家目標與對達成經濟目標一樣重要。
日本的金融模式目的不在於達成經濟穩定，而是爲了確保政治穩定。 圖／美聯社
這四個國家和地區善用這些信念，藉助來自西方（和日本）的大量資金，以飛快的速度在發展、工業化和都市化的過程突飛猛進。在一九五○年代和一九六○年代，它們憑着向外國大量舉債和投資於徹底改造體系的每個層面，而達到此一成就。德國人花了超過一世紀的工業化過程—而且德國人向來以能快速建立和改革著稱—臺灣人、新加坡人和香港人花了不到三十年。南韓人更是隻花不到二十年。
到了一九七一年，突然間（以黃金作準備的）外國資金對國家的成功變得比較不重要了。如果獲利無法支應債務的清償，那麼出口盈餘可以辦到。如果出口盈餘辦不到，公司可以再借更多錢。如果借不到錢，政府永遠可以擴增貨幣供給以推動經濟繼續向前。（擴增貨幣供給還可壓低亞洲貨幣的匯率，使它們的出口更有競爭力，進而增加出口收入。）
在第一波的亞洲發展中，農業讓位給紡織業和重工業。在一九七一年後的第二波，重工業讓位給各式各樣愈來愈進步的製造業：白色家電、玩具、汽車、電子產品、電腦、行動通訊產品。資本驅動的成長使得這四個國家和地區在兩個世代內轉型成爲現代工業化體制，其先進程度媲美世界上許多最完備的城市。想想它們在開始時都是地球上開發最落後和最貧窮的地方，它們集體的改造稱得上是人類史上最成功的經濟故事。
有三個重要的助力：
第一，美國人漸漸地把自己的工業外包給這些亞洲國家。這提供了亞洲由債務驅動的模式能夠行得通的基礎，並確保美國（以及後來的全世界）對亞洲產品無饜的需求。
第二，外國的需求殷切且穩定，讓亞洲的出口產品有足夠的獲利，進而使這四個地方得以成長並償還債務（大體而言做到如此）。
第三，最熱衷採用法定貨幣的亞洲人把可能性推到極限，甚至讓美國人和歐洲人對亞洲金融感到有點不安。除了操縱數字外，亞洲人利用一連串法律和文化阻礙以限制外國人進入他們的金融市場。例如，大多數亞洲財團在自己的公司結構中設立銀行，以利於財團的金融操作。這種成長、獲利和控制的組合讓亞洲國家能偶爾發生半計劃的債務危機，以解決最糟的金融失衡問題，但不危及它們的政治或經濟系統。
當目標是市場佔有率和就業時，成本管理和獲利性便悄悄地退到幕後。在一個不在乎獲利性的債務導向體系，任何短缺都可以用更多債務來掩蓋。日本不是唯一這麼做的國家。 圖／美聯社
如果出口盈餘辦不到，公司可以再借更多錢。如果借不到錢，政府永遠可以擴增貨幣供給以推動經濟繼續向前。 圖／美聯社
長期下來，這種模式散播到其他亞洲國家，並得到好壞參半的結果。新加坡演進成一個全球金融中樞，運用西方的資本，（大體上）遵循西方的規範以執行吸引西方人的項目，同時也運用亞洲資金在東南亞各地進行較不透明的項目。
馬來西亞和泰國利用亞洲的金融策略，成功地跨入半導體和電子產業，並且（較不成功地）嘗試跨入汽車業。印尼較專注繼承的貪腐機會，兌現得來全不費功夫的錢。這四個國家（加上南韓、日本和臺灣）做的許多拙劣的資本分配決策，在一九九七—九八年的亞洲金融危機算總帳時一一爆開來。
亞洲金融模式最大的擁護者當然是中國。中國人並沒有以任何全新的方式應用這個模式，而是把這個模式帶到幾乎從每個標準看都很荒謬的極端程度。
荒謬的部分原因純粹是規模。當中國在一九八○年踏上發展的道路時，它已經有十億人口，比從日本到印尼的其餘東亞國家人口總和還多。
部分原因是時機。中國直到尼克森與毛澤東高峰會、毛澤東去世，和一九七○年代末進行廣泛的經濟改革後才進入全球秩序。到了中國人準備好和全世界做生意時，金本位制已經結束近十年。現代共黨中國只知道法定貨幣時代和廉價的資金。它沒有要戒除的好習慣。
部分原因是北京的統一目標。南韓、馬來西亞和印尼有半數人口聚居在較小面積的地方（南韓的大首爾地區、馬來西亞的馬來半島中西部海岸，和印尼的爪哇島）。日本在工業化前是全世界人種最純的國家。新加坡是一個城市。這些亞洲國家一開始都有相當統一的人口。
中國不是如此。中國有多樣的人口。
即使不算沒有人居住或人口稀少的地區，中國有超過一百五十萬平方英里，面積大約和整個西歐一樣。這些有人口居住的地區跨越從幾近沙漠到幾近苔原、再到幾乎熱帶的氣候區。即使較「單純」的中國華北平原，也曾經歷比地球上任何其他地方都多的戰爭。中國中央的長江流域有人類歷史上最複雜的經濟體。中國南方多山的地形曾居住最貧窮和技術最落後的許多民族，但也有最高超技術官僚管理系統的香港。
每一個國家都最重視政治統一。每一個國家都爲達成它而發生內部戰爭。中國統一內部的努力是全世界最激烈的，可以回溯到四千年來數十次斷斷續續的衝突。最晚近的重大斗爭—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至少導致四千萬人死亡，是美國人在所有戰爭殺死人數的二十五倍。中國人深信內部政治鬥爭、壓迫和宣傳的必要性並非空穴來風，而是被視爲避免夢魘式內戰的必要現實。解決方法呢？
花錢！
亞洲金融模式最大的擁護者當然是中國。中國人並沒有以任何全新的方式應用這個模式，而是把這個模式帶到幾乎從每個標準看都很荒謬的極端程度。 圖／美聯社
中國政府分配資本給一切事務。基礎設施發展。工業廠房建造。運輸系統。教育體制。醫療系統。一切讓人民有工作做的事。這完全達不到「明智的資本配置」的標準。它的目標不是效率或獲利性，而是達成一個單一的政治目標，即阻礙統一的區域、地理、氣候、人口、種族和數千年曆史的障礙。爲達這個目的可以不計代價。
而且實際上也付出了代價：
中國在二○二○年的新債務約爲人民幣三十四兆九千億元（約五兆四千億美元），這個數字即使以中國經濟學家認爲被誇大的GDP統計數據來看，也達到GDP的近四○％。最樂觀的預測是，截至二○二二年，中國的企業債務總餘額已達到GDP 的三五○％，相當於人民幣三百八十五兆元（五十八兆美元）。
中國人擁抱法定貨幣時代的熱烈程度一如他們擁抱亞洲金融模式。中國定期印製貨幣的速度是美國的兩倍多，有時候是美國的五倍。而且在美元是全世界儲存價值的貨幣和全球的交易媒介時，人民幣甚至直到二○一○年代纔在香港使用。
中國金融模式的基本原則是沒有上限。由於體系把無限量的錢投入在重要項目上，所以一切都巨大無比。發展不容許有任何阻礙。價格不是問題，因爲信用的數量不是問題。結果之一是瘋狂地競標任何數量有限的產品。如果對水泥、銅或石油的殷切需求推升產品價格上漲，那麼體系就只要配置更多資本以取得它們。
中國金融模式的基本原則是沒有上限。由於體系把無限量的錢投入在重要項目上，所以一切都巨大無比。 圖／美聯社
類似的情況發生在一九八○年代日本的房地產市場，在一段短暫但很奇特的時期，東京鬧區一平方英里的土地價格超過整個美國西部沿岸地帶的價格。日本人很快意識到那一定不是什麼好事，而且一定是出了什麼離譜的差錯。中國人還沒有意識到這個差錯，特別是中國的榮景造成二○○三年到二○○七年的全球商品市場緊俏，導致調整通膨後的油價在二○○七年一度攀至歷史高點，達到每桶約一百五十美元。
另一個結果是大規模的生產過剩。中國擔心的是失業問題而非獲利。中國絕對是世界最大的鋼鐵、鋁和水泥的出口國，因爲它生產的這三種產品遠超過中國無饜的胃納所能消化。各方討論的中國一帶一路全球基礎設施計劃—許多非中國人認爲那只是中國人交換影響力的戰略佈局—在許多方面只是處理過剩問題的手段之一。
中國人採用的亞洲金融模式可能沒有盡頭。其他亞洲國家最後都接受的龐大債務，終究會徹底失控，而這也是這種金融模式的特質。日本在一九八九年崩潰，並花了三十年時間想從債務中復興。日本的復甦花了這麼久的時間，以至於日本損失了它所有的人口紅利，並且很可能再也不會有明顯的經濟成長。印尼在一九九八年崩潰，並兩度摧毀了它的政府，至今仍深陷混亂中。南韓和泰國也在一九九八年崩潰，並汲取痛苦的教訓而強化文官統治的轉型（其中南韓獲致比泰國更持久的結果）。
這些選項都不可能被北京考慮。中國共產黨只從經濟成長獲得合法性，而中國唯有的經濟成長來自驚人數量的金融。每一次中國政府嘗試緊縮信用和讓中國的經濟更健康或更可持久，成長就會崩潰，國內就開始議論可能發生大規模的示威抗議，然後政府又再度把信用水龍頭開到最大。在中國共產黨的觀念裡，斷絕對債務的依賴就等於是現代的中國、統一的中國和中國共產黨的終結。在這一點，黨可能是正確的。因此中國共產黨偏好把他們的財富存在美國貨幣⋯⋯存在中國以外的地方，也就不令人意外了。
中國共產黨只從經濟成長獲得合法性，而中國唯有的經濟成長來自驚人數量的金融。 圖／美聯社
《世界不再是平的：後全球化時代的供應鏈重組與地緣政治預測》
作者： 彼得．澤汗（Peter Zeihan）
譯者： 吳國卿
出版社：感電
出版日期：2023/05/04
內容簡介：當美國不願、也不能維繫全球供應鏈，臺灣有什麼機會，免於成爲去全球化下的最大受害者？全球化與自由貿易造就這一切，背後來自美國於二戰後建立並維持的世界秩序。然而，如果美國不願、也不能維繫全球供應鏈，全球政治局勢、經濟貿易會變成什麼樣子？我們將見證世界各地的從生產到貿易，從消費到投資的大幅滑落。全球化將崩解爲碎片，變成區域化、國家化或小型化。讓所有人的生活變緩慢，更重要的是，讓生活水準下降。沒有一個經濟體系或政治理念能在這種未來中運作。那麼，什麼樣的國家、什麼樣的經濟體能在這失序中的世界繼續存活下去？本書清晰闡明，並不是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