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對外戰爭屢屢被動，真是因爲“步不敵騎”嗎？事實並非如此

我們知道，人們對於兩宋的歷史評價，向來有所謂“積貧積弱”之說。而之所以“積弱”，一個最重要的表現便是無論北宋還是南宋，在對外戰爭中總是屢屢被動，以致最後都被強大的遊牧政權所滅。而當論及遊牧政權相比於兩宋的武力優勢時，“騎兵克步兵”總是人們經常掛在嘴邊的一個論點。換言之，兩宋之所以“積弱”，就是因爲騎兵不給力，不得不以步兵的血肉之軀去抵抗遊牧政權軍隊的滾滾鐵騎，這就導致了其在對外戰爭中的屢屢被動。

把宋軍在對外戰爭中表現拉胯的原因，歸結於缺乏騎兵和“步不敵騎”的軍事常識，貌似沒有什麼問題。但是，自古以來，以步勝騎的戰例並不少見。從西漢李陵以五千步卒力挫匈奴八萬騎兵，到宋武帝劉裕以卻月陣大敗北魏甲騎具裝，可以說古代的戰爭實例中有足夠的經驗教訓供宋軍吸取以剋制遊牧政權的騎兵。而實際上，宋軍亦不乏在絕對劣勢中大破對手騎兵軍團的戰績。所以，將宋軍的拉胯簡單歸結於遊牧政權的騎兵優勢，看似有理，實則沒有足夠說服力。

那麼，既然“步不敵騎”並不能成爲兩宋“積弱”的根源，那麼導致兩宋在對外戰爭中屢屢被動的真實原因究竟是什麼呢？

騎兵雖強，但並不能“輾軋”步兵

誠然，在冷兵器時代，無論西方還是東方，沒有強大的騎兵部隊，便無法成爲真正的軍事強國。正如《全球通史》的作者斯塔夫裡阿諾斯所說的那樣：“在歐洲新式火器發明使用之前，遊牧民族相對於各個農業文明中心，一直保持着因爲騎兵而建立的軍事優勢。”可以說，作爲人與馬相結合的產物，騎兵特別是大規模騎兵部隊的出現，改變了以往的戰爭形式和戰爭規則，影響了戰爭結果，進而影響了人類歷史的發展軌跡。

漢朝正是因爲組建了強大的騎兵部隊，改變了以步兵爲主的部隊編制，才得以千里出擊、大漠逐鹿，使匈奴發出了“亡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位我嫁婦無顏色”的哀嘆。而唐太宗則最喜選擇敵陣的薄弱部位，親率騎兵衝鋒，一騎飛馳於前、數萬騎兵緊隨其後，所擊之敵無不潰散的壯觀場面，今日想來，怎不叫人神往！

但是，從古至今，還從沒有過只靠一個兵種就包打天下的情況。儘管冷兵器時代，騎兵憑藉強大的機動性與衝擊力，足以對戰役、戰爭走向產生決定性影響。不過在東西方的古典軍事智慧中，都總結出了大量以步兵剋制騎兵的作戰樣式。也正因如此，許許多多武力上並不強大的文明得以在遊牧政權的征服浪潮中倖存下來。在宋朝，很早就有人指出，步兵只要保持足夠的組織性與紀律性，便不懼騎兵的衝擊。

名臣宋琪曾向宋太祖進言：“開運中晉軍掎戎，不曾奔散。三四年間，（遼軍）無勝晉軍之處。”（《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七），明確指出後晉軍隊以步兵結成堅固的大陣，令遼軍騎兵無可奈何。

而且五代至兩宋，強弓勁弩的大量使用，更令步兵在面對騎兵時多了一個“殺手鐗”。宋真宗時期的澶淵之戰，大名府守將孫全照率軍用特製的強弩“射人馬洞徹重甲”（《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五八）；南宋初年的和尚原之戰，宋將吳玠以“神臂弓隊”大敗完顏宗弼（即大名鼎鼎的金兀朮）數萬大軍，令宗弼身中兩箭，險些喪命。這些實例，都足以說明遼、金強大的騎兵並不能對兩宋步兵形成“輾軋”。

遼金等軍的強大，既在兵種配合又在戰術得當

大家都熟知遼國的“鐵林軍”、西夏的“鐵鷂子”等重甲騎兵，但卻往往忽略了其還擁有“排頭軍”“步跋子”等精銳步兵，“山谷深險之處遇敵，則多用步跋子以爲擊刺掩襲之用”（《宋史·兵志》）。可見，與兩宋並立的遊牧政權並非只靠騎兵陷陣，他們同樣注重在不同地形上使用不同兵種，以形成最優戰力。而與宋軍的長期交戰，也使他們意識到了強弓勁弩的巨大威力，金、西夏等還專門效仿宋軍，組建“神臂弓隊”，並在日後成爲其抗擊蒙元大軍的一張王牌。

正因爲有合理的兵種配置，遼、金、西夏等軍隊相比於匈奴、柔然、突厥等傳統遊牧騎兵軍隊，不僅具有更強的戰術靈活性，也擁有更多的戰術選擇。如宋琪便認爲“（遼）用軍之術，成列而不戰，俟退而乘之，多伏兵斷糧道，冒夜舉火，土風曳柴”（《宋史·宋琪傳》），其戰術複雜多變，令傳承了五代遺風、習慣了兩陣之間決勝負的宋初禁軍很不適應。

而同樣，但凡宋軍在對外戰爭中出彩的戰例，也無一例外都是在各兵種密切配合的基礎上實現了戰術的靈活多變。像崔翰、李繼隆等人取得的滿城大捷，楊業取得的雁門大捷，劉錡取得的順昌大捷和岳飛取得的郾城、穎昌大捷，宋軍基本是以步兵大陣和弓弩手配合，從正面扛住敵軍猛攻，繼而以精銳騎兵從側後攻敵不備，最終大勝而還。在劉錡與岳飛的戰例中，宋軍還大膽以步騎混編的精兵從兩翼迂迴包抄，堪稱是冷兵器時代具有大縱深作戰影子的“鉗形攻勢”。

與宋對峙的遊牧政權國力強大，遠勝匈奴、突厥

與兩宋對峙的遼、金、西夏乃至蒙元，和與漢對峙的匈奴、與唐對峙的突厥不一樣，它們不是那種鬆散的部落聯盟，而是具有相當綜合實力的帝國。

匈奴、突厥等遊牧政權的經濟、文化水平是難以和漢、唐相比的，他們過着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沒有固定的勢力範圍，生產力落後，經濟基礎也十分薄弱。有時候一場大雪或大旱，就可能使整個部族遭受滅頂之災。因此，他們即便能夠在和中原王朝的戰爭中一時佔據主動，也往往會因綜合國力上的巨大差距，被漢、唐實現逆轉。

然而遼金等國，它們幅員遼闊、人口衆多，疆域範圍並不小於宋朝，在國家的發展建設上又吸取了中原王朝先進的制度和經驗，其經濟社會水平遠超之前的匈奴、突厥，有的地方甚至與宋不相上下。此外，兩宋相比於它們，在軍事科技上的領先程度，也不如漢對匈奴、唐對突厥那樣明顯。可以說，漢唐在裝備上與對手有着“代差”。在漢軍將士已經普遍使用鐵製鎧甲的時候，匈奴人還大量使用骨制箭頭，這種箭頭根本無法射穿漢軍將士的鐵甲。而得益於炒鋼法的推廣和普及，漢軍騎兵所使用的環首大刀也要比匈奴的戰刀鋒利得多，故而當時有“一漢抵五胡”的說法。突厥雖然以善於冶鐵而出名，但唐軍以明光鎧和陌刀爲代表的一批劃時代的武器裝備，仍然是突厥無法望其項背的“殺手鐗”。

然而兩宋時，隨着比炒鋼法更爲先進的灌鋼法擴散傳播，遼、金、西夏等國的武器鍛造水平飛速提升。尤其是西夏，其獨特的鍛造方式，鑄造出了號稱當時“天下第一劍”的西夏劍，連宋朝的文武百官都以擁有一把西夏劍爲榮。而且，西夏的鎧甲也堪稱“非勁弩不能入”——這些都說明了與兩宋並立的政權們，其科技文明程度並不比宋朝遜色。反映到軍事實力上，便是宋軍無法像漢唐那樣向其對手施以“降維打擊”。

精神不是萬能的，但沒有精神是萬萬不行的

拿破崙曾經說過：“在戰爭中，精神對物質的比重永遠是三比一。”冷兵器戰爭中，此話可謂至理名言。所謂精神，除去官兵士氣昂揚、意志堅定，更要號令嚴密、進退有序，不懼犧牲、不達勝利誓不罷休。兩宋由於文明程度較高，生活相對富足、安定，因此宋軍將士們普遍珍惜生命、尊重生命。而遼、金等政權的軍隊，作爲其主體的契丹、女真等遊牧民族官兵，他們在入主中原之前，或者說是接觸中原王朝的先進文明之前，往往生活在氣候惡劣的苦寒之地。爲了生存，他們不得不與虎豹豺狼等兇狠的野獸搏鬥，以便獲取必要的食物（動物的肉）和衣物原材料（動物皮毛）。因此，其族中的男子很小的時候就要學習騎馬射箭，稍大一些就要跟着長輩們去與野獸做性命之搏。

在這種環境下成長起來的官兵，不懼強敵、不怕死亡，一旦到了戰場上，其精神屬性自然要比惜命的宋軍官兵強得多。而等這些民族接觸了發達的文明、逐漸漢化之後，那種無視生命的強悍作風便在移風易俗之中悄然褪去，以至於本來驍武憑陵的將士們，在面對後起的遊牧軍隊時變得不堪一擊。遼敗於金、金和西夏敗於蒙古，都是如此。

由此可見，兩宋在對外戰爭中的屢屢被動，絕不是一句“步不敵騎”那麼簡單。如果不能拋開這種膚淺的認識，就很難從更深層次的戰略戰役層面去深刻了解其本質原因。對於歷史的認知若只是建立在“一物降一物”的“鬥獸棋”模式的基礎上，便會成爲典型的“一葉障目，不見泰山”。

作者：林森 編輯：莉莉絲

參考資料：

1《宋史》《續資治通鑑長編》《遼史》《東都事略》

2曾瑞龍《經略幽燕：宋遼戰爭軍事災難的戰略分析》

3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

4李蔚《簡明西夏史》

5勒芬·S.斯塔夫裡阿諾斯《全球通史》

6利德爾·哈特《戰略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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