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鎮做題家"這道題，世界如何作答
“小鎮做題家”源自豆瓣網一個聚集5萬多名成員的小組，但“做題家現象”在全球範圍內都是存在，不僅中國有，日本、新加坡也有。
“做題家”的失落，需要善待、需要治癒。
一個朋友曾告訴我，他的家鄉河南鄲城縣很受歡迎。原因很簡單，那裡有聲名遠播的鄲城一高。最近幾年，鄲城一高每年都有幾十人被清華北大錄取，很多農村孩子通過高考改變了自己乃至家庭的命運。
但不是所有考上大學或者找好工作的人，都能完全抵達自己的心理預期。那些不如意的人，有一個共同的自嘲——“小鎮做題家”。以一種廣闊的眼光去看，“做題家現象”在全球範圍內都存在，不僅中國有，日本有，新加坡也有。在大洋彼岸，“東亞做題家”的揶揄與之邏輯相似。“做題家”的失落，需要善待與治癒。
到哈佛招生歧視案
“小鎮做題家”源自豆瓣網一個聚集5萬多名成員的小組，這個小組原本叫做“985廢物引進計劃”。從這種自我命名，就可以看出這個羣體的失落和沮喪。
有媒體曾經報道過一個話題，解讀“美國爲什麼沒有小鎮做題家”。這可能是一種誤讀，2014年，美國非營利性民間機構“公平錄取學生（Students for Fair Admissions，簡稱SFFA）”起訴哈佛大學，原因是哈佛大學以“種族平衡”政策爲理由，壓低亞裔申請人的個性評分，把很多成績優於其他人的亞裔申請者排除在錄取範圍之外。這種指控的背景是，亞裔申請人整體的學術成績和考試分數均高於其他人，但哈佛對亞裔個人素質和綜合評分卻顯著低於其他人，錄取概率也顯著低於其他申請人。
雖然該訴訟旨在維護亞裔的權益，與國際學生無關，但因其涉及教育、種族、公平等多個敏感詞彙，迅速在國際社會引起廣泛關注。2018年8月，一份提交法庭的文件中稱，哈佛大學在招生中使用“個人評級”，損害了亞裔美國人相較其他種族羣體的入學機會，“模糊”的標準“可能會受到種族偏見的影響”。儘管如此，2019年10月，波士頓聯邦地區法院宣判，哈佛大學在招生中未有意歧視亞裔申請者，雖然招生程序“並不完美”，但符合憲法規定。
曠日持久的哈佛招生歧視亞裔案，雖然在一片爭議中了結，其帶給公衆的追問和反思卻遠未停止——亞裔學生明明擁有更好的成績，爲什麼沒能爭取到更多的入學機會？
02“小鎮做題家”眼前
不是單一維度的生活
公平是一個超越種族和國界的世界性問題，教育領域的公平尤其引人關注。雖然所有人都追求公平，但公平多數時候都是一個相對概念。
以教育爲例，按照地區或族羣分配錄取名額，儘可能平均分配教育資源，這是一種公平；所有人統一參加考試，按照分數擇優錄取，這也是公平。問題是，這兩種公平存在着矛盾——平均分配教育資源，意味着有時候不能擇優錄取；嚴格擇優錄取，意味着有時候會遺漏某些地區或族羣。爲了解決這個問題，常見做法是“合二爲一”——按照地區或者族羣分配名額，然後在內部擇優錄取。
在這樣的背景中，不同地區或族羣的考試難度實際上大不相同，人口總數少的地區或族羣佔盡先機，人口多的地區或人羣則“內卷”嚴重。如果再附加上考試之外的考覈指標，“內卷”嚴重的地方更是雪上加霜。
哈佛的錄取原則，投射了一些考覈維度，比如重視體育、藝術，然後纔是學科。回望國內，隨着我們素質教育的推進，大學的人才培養和評價體系在不斷更新，埋頭刷題的“小鎮做題家”，逐漸處於不利的競爭地位。
那些橫亙於面前的“次元之壁”，往往是“做題家”難以突破的：他們擅長的，未必是大學所看重的；大學想要的，未必是他們具備的。對於習慣以分數論輸贏的“小鎮做題家”來說，進入大學只是接受更多挑戰的開始。呈現在“小鎮做題家”眼前的，不再是單一維度的生活，人際交往、學生社團、社會實踐……太多從未接觸過的內容涌向面前，很多人本能地選擇逃避。隨着“學霸”光環逐漸褪去，“小鎮做題家”的信心和勇氣也不斷被消解。
讀懂“小鎮做題家”的失落
作家J·D·萬斯有一本自傳體暢銷書《鄉下人的悲歌》，講述一個美國“小鎮做題家”的心路歷程。從外祖父母想逃離可怕的貧困，到萬斯從耶魯法學院畢業進入硅谷。這是“小鎮做題家”的標準敘事：家境貧寒，寄希望於“知識改變命運”，他們的家庭給不到太多物質上的幫助，甚至因眼界的限制無法給出有效的建議。除了依靠自己拼命“刷題”，別無他途。
“做題家”的無奈，實際上折射出的是圈層之間的衝突。德國“高考”Abitur成績顯示，東部地區雖然經濟相對落後，但考生成績卻普遍高於西部地區，“法寶”就是做題。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俄羅斯，作爲全球公認的“做題家”，俄羅斯學生多年在“比做題”的TIMSS（國際數學與科學趨勢研究）上名列前茅。就連“減負”這個概念，也是前蘇聯教育家蘇霍姆林斯基首先提出的。
唯一例外的是新加坡，作爲東亞第一“做題家”，新加坡的教育內卷化程度令人難以想象。從小學階段開始，每個新加坡學生都要面臨層層篩選。《聯合早報》等媒體曾統計，67% 的新加坡家庭會送孩子去補習班上課，由此製造出一個每年11億新幣的巨大產業。雖然新加坡的家長與孩子已經習慣了“內卷”，當他們試圖跨地區流動的時候，不適感和失落感仍然不可避免——或許在哈佛大學面前，他們依然屬於“東亞做題家”。
綜觀世界各地的“做題家”，更有助於讀懂“小鎮做題家”的失落。流動中的衝突，需要均衡教育資源配置，爲小鎮學子提供更多出路；消除教育競爭傾向，需要改革人才評價機制，真正實現減負。實際上，就連人口出生率極端低下的新加坡，近年來也試圖通過大學擴招和減少考試來實現“減負”。由此足見，以高強度、低效率打造的“做題家模式”，終究是無以爲繼的。
沒有人願意做一個面無表情的“應試機器”，他們也不應該被戲謔調侃，而應該成爲關懷的對象。轉變不僅需要時間，更需要切實的行動，因爲在那些“小鎮做題家”的身後，是一羣失落的人。
編輯 趙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