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倬雲：是什麼造成了今天只有專家而無知識分子的局面？

古代的知識分子：從“巫”到“士”

什麼是“知識分子”？知識分子指的就是中國常說的“讀書人”，這種人不在具體的工具層面想問題，而是在原則與理論層面上想問題。

在新石器時代， 就有這種人現了。他們的原型（archetype）是巫和覡，“巫”是男巫，“覡”是女巫，簡單說，都是通靈者。這些人除了打獵、捕魚、採集果實、種植莊稼外，也許由於有特別的稟賦與志願，他們會在觀察之中鉤玄提要，想到吃飽以外的事情，甚至自己也認爲是通靈者。在人類文明初起階段，世界各地區幾乎都可以發現這種人的存在。

巫和覡這些人慢慢轉移分化，成爲第一階段的知識分子。像中國的“祝、宗、卜、史”，即是掌管祭祀、占卜、記錄之人。祝、宗、卜、史，從巫、覡這個專業階層分化而來，他們可能是世俗性的，也可能是屬靈的。商代卜辭中的國王顧問—“貞人”，就有卜史的性質，一方面替國王解釋占卜得來的答案，另一方面會對自然現象提出理論。商代的貞人們，既解釋人事，也解釋自然。他們用占卜的結果，集合許多應驗或不應驗的經驗，因而提升了智慧。《易經》裡的卦辭，部分可能是源自卜辭，兼有歷史現象，如 ：“帝乙歸妹”，是說帝 乙把他的妹妹嫁掉了；“小狐汔濟，濡其尾”，是說小狐狸過河，尾巴溼了。這是歷史事實，也是自然現象。

我在《西周史》一書中，討論過周代“史”這個職務的各種各樣分工，包括：記錄員、歷史的編撰者、規勸政府，顯示周代單單從保管文字記錄的“史”，已分化成更多的細項。這些從事“史”職務的人，從歷史往事與人事現象中，歸納出許多原則。這些原則，不是爲了專業實際的工具性，而是爲了提升智慧的水平。他們從歷史中找到一些道理，找出哪些政治現象會引發哪些後果。“史”這些人在《左傳》中有史墨、史朝等，他們從知識中勾勒出許多智慧，做的已經遠遠超過專業技術性工作。這些提升知識到智慧的人物，成爲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批知識分子。

我並不是說古代史官都是這樣，能夠做到這部分的也不過就是少數幾個人。換言之，史官也罷，占卜之人也罷，都會從實際現象中鉤玄提要，把問題提升到一般的通則，作爲大家思考的提示。聰明的人，常是在災害沒有出現以前就提出警告；笨的人，當災害來臨時還不相信警告者所說的話。學歷史的人其實很悲苦，永遠說些人家不愛聽的話，幾千年下來一直到今天亦復如此。

以上是中國的情形。世界上其他地區有沒有類似的情況？事實上，重要的文明系統中都有類似情況。猶太教中 有幾類人有專業的意義， 如 《聖經》中稱之爲“法利賽人” （Pharisees）、“利未人”（Levite）者，前者是律法師，後者是禮節師。這兩個字的中文翻譯，不應加“人”，加了“人” 變成族羣了。另外還有些人被稱爲“先知”（prophet）。伊斯蘭教系統中的烏拉瑪（Ulama），可稱爲“教士”、“教師”，權力很大，管理人生、指導政治、訂出禮俗與法律。還有， 印度教中的婆羅門（Brahmana，指印度的祭師），以及基督教、天主教系統中的天主教神父、基督教牧師、東正教僧侶等亦然。表面上，這些人的性質，都跟剛剛談到的知識分子類似，但他們和政權的關係、和社會其他人的關係，在其各自的文明系統中都不太一樣。也就是說，各個不同文明系統中的這些知識分子，有着類似的身份與角色，但他們在社會與政治相對關係的實際光譜上，卻有着不同的位置，不能一概而論。今天的演講，因限定在中國的知識分子，不細談其他的文明。

接下來的春秋時代，禮壞樂崩，封建制度倒下，很多知識分子從“王官”被釋放出來。當時，亡了一國，就有一批公務人員被釋放出來；一個貴族的領地被佔領，這個貴族的家屬被滅掉，但貴族手下一大批祝、宗、卜、史會被釋放出來。孔子（前 552—前 479）是其中之一，他本身雖沒擔任過祝、宗、卜、史這類職務，但他從許多掌握知識的人那裡學到許多學問，成爲當時著名的大學問家。孔子的弟子、同事，有很多是直接、間接從專業工作中被釋放出來的人。這些人已不具備公務人員身份，不再由官方供養，爲了重新獲得長久扮演的角色，他們遊離待僱，進而向世人提示所知所聞，警世告人。從春秋開始一直到秦漢，這些遊離的知識分子，我們稱他們爲“士”。

知識分子的四種類型

北宋的張載（1020—1077），與王安石（1021—1086）同時代，他曾說過四句話：“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

這四句話可以說是對中國知識分子的期許，同時也是中國知識分子應有的四個方向或維度。我在這裡稍做扭曲，將張載所說的這四個方向，轉化成知識分子的四種類型。中國的知識分子，大致離不開這四種類型，而且這四種類型之間可以互通：有的人兼顧兩個類型，甚至更多；有的人只在一種類型中做得很好，卻顧不到其他方面；絕大多數的人屬於某種類型，但未必符合他對自己的期許，更不要說別人對他的期許。

第一類是“爲天地立心”，也就是解釋自然現象和宇宙意義，包括生命的意義、古往今來的意義等。張載說 ：天地本來無“心”，要人給它立個“心”。廣大空間爲“宇”，無 時無往爲“宙”，人去解釋宇宙，這屬於理念的維度。所以， 這一類型的知識分子是理念上的哲學家。

“爲生民立命”，屬於實踐的維度。我把它扭曲解釋成爲一般人尋求他們生命的存在。這一類型的知識分子，是把理念付諸實踐的執行者，也許是官員，也許是社會領袖。

“爲往聖繼絕學”，也屬於實踐的維度。他們想辦法擴大並傳承所學，總盼望後來的人能學得比自己更好。每一個教書的人，都希望自己學生學得比自己更好，就屬於這一類型。

“爲萬世開太平”，屬於理念的維度。我扭曲解釋說，這類型知識分子能提出一個理想境界——理想的社會、理想的生活或理想的人生態度，盼大家往那個方向走，並且用這些理想來鍼砭、批判、矯正眼前所見不合理的地方。假如沒有長遠的理想目標，我們永遠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做得很好，也許就糊糊塗塗過了一輩子。當有一個理想境界懸在那裡時， 我們才知道距離理想境界還有多遠。這個類型的知識分子，可以是革命者，想把現有的秩序推翻，朝理想方向走去；也可以是改革者，認爲現在不符合理想，訂個方向一步步改好它。這些人無論做得好壞，其主要動力是把人類推向更好的境界去。而“更好”兩個字，可以是吃得更飽或活得更快樂，當然有各種不同的定義。

秦漢以後，政府的文官系統基本上是以讀書人爲最主要的來源。偶爾有些征服王朝，會以馬上英雄作爲幹部，但最常見的仍是以讀書人擔任文官。這些文官可列入“爲生民立命”的類型中。至於董仲舒（前179—前104），可列爲“爲天地立心”型，其天人感應系統是把當時所知的各種知識，歸納成博大複雜、幾乎無所不包的解釋哲學。這一系統的解釋哲學，可批判之處很多，但董仲舒的努力在當時是史無前例的。之前，也有《呂氏春秋》、《淮南子》做過類似的解釋工作，但規模之龐大，涵蓋面之廣泛，都沒有超過董仲舒。當時《禮記》的“大同篇”，提出一個理想的世界：“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這一境界，到今天還是做不到。幾千來年，許多人打着“天下爲公”的旗號，做着“天下爲私”的事情。《禮 運·大同》這一章，就是我剛剛在第四個類型中談到的理想境界。除了《禮運·大同》，也有如“桃花源”等其他的理想世界。不論從大社會或從小社區，我們都曾經有個理想的境界懸在那裡。

努力尋求、實現上面所提的四個維度，是知識分子自我期許的常態。有人努力於哲學的思考；有人在文官系統工作，作爲“良吏”；有人在教學方面努力，作爲“良師”；也有人想建設大同世界、桃花源。幾千年來，中國的知識分子基本上是在這幾個維度裡努力着。

變局下知識分子努力的目標

凡是時勢比較好的時候，例如開國之初，有些知識分子會努力於全盤性討論，會投入解釋新秩序，如董仲舒一類人物即是有理想志業的第一類知識分子。另一方面，凡是碰到困難或挑戰時，第四類知識分子出現抗議的最多，如東漢及晚明。東漢的讀書人把儒家懸爲理想，鍼砭政治的敗壞、權力結構的腐敗、皇權無限的膨脹、宦官挾皇權的作威作福，於是他們形成抗議運動，成千成萬的學者投入其中，卻都被禁錮——即歷史上的兩次“黨錮之禍”。明朝的東林黨也一樣，一般讀書人陶醉在科舉制度下，只想過自己的生活，卻有另一批人懸着儒家的理想，鍼砭當世，起來抗議政治敗壞，百死不辭。

當其他文化系統進入中國時，中國的知識分子也會提出一些新想法做迴應。漢末到南朝，佛教進入中國，挑戰了中國原有的文化系統，讀書人發現中國習慣的王朝制度有說不通的地方，董仲舒那套也有許多問題，不能自圓其說。於是， 大家不斷進行討論：靈魂是滅還是不滅？精神是存在還是不存在？一個出家人既然已經出家了，是不是要向俗世君王敬禮？俗世君王可不可以統治不屬於其統治範圍的出家人？這種情形，就是當一個已經固定了的大系統，碰到外面的挑戰時，許多讀書人會投入其中，參加辯論，去做這一非做不可的事情。

又如，唐朝初年，貞觀、武則天時代一直到開元，政治清明，對外接觸也非常多，老百姓過得不錯。正如杜甫（712—770）的詠歎，說人民富足，遠遊不必帶糧食，也沒有安全問題。但是“漁陽鼙鼓動地來”，霓裳羽衣也就必須停下了，從此唐朝一落千丈。等到唐朝稍微安定下來，韓愈（768— 824）就開始討論人生還有沒有更重要的事，政治之外究竟有沒有更高的境界？這一波討論，一直延續到南宋。唐宋的學者，建構了一個偉大的思想體系，即後來中國的理學。南宋朱熹（1130—1200）和明代王陽明（1472—1528），又把韓愈的系統加以重組，其中王陽明將中國思想體系重組成爲一個精密的唯心論。從董仲舒到王陽明，可看出許多中國的知識分子在理念的維度中的不斷努力。

在文官系統中做事，有沒有好的人？歷史上確實是有不少人寧可丟官，也要爲老百姓做事。有很多讀書人爲官，成了“勞臣”，一輩子辛辛苦苦，只爲完成任務。遠的不說， 就以我家遷到無錫去的祖先爲例：他做了一輩子苦官，哪裡有水災、旱災，就被派到哪裡去。他以七十二歲高齡，在三伏天的淮河流域，踩在水裡督導修堤，回到岸上還要放糧賑救災民。他從二十五歲到七十二歲，辛辛苦苦一直工作到死前一個月。他官位不算大，但一輩子做了他該做的事，死後不過得到“國之勞臣”四個字。歷史上冒死諫諍的諫官也很多。勞臣、苦官、諫官，都是文官系統中“爲生民立命”的人。

至於教書的，那就更多了，很多三家村學究教出了無數的好學者，許多平凡的私塾老師教出第一等視野的人物。曾國藩的老師沒什麼名氣，就屬這一類人物。

因此，我說前述的這四個方向或維度，是中國讀書人努力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