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條魚仔改變歷史

兩千多年前，道家與名家的先哲展開了一場關於魚的經典辯論。

在濠水的橋上，莊子對他的好友惠施說，你看，河中的鰷魚悠然自得地遊着，多麼快樂啊！

惠施出自名家學派，擅長爭論，他認爲莊子的話有漏洞，就問莊子：“子非魚，安知魚之樂？”

面對惠施的質疑，莊子從容地反問道：“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

之後，雙方你來我往，各執一詞。

莊子愛魚，隱居時釣於濮水，哪怕是楚王派大臣來請他做官，他仍持竿而不顧（《莊子·秋水》）。

在莊子的故事中，魚往往代表逍遙和自由。譬如北海之中的鯤，可變化爲鵬，水擊三千里，扶搖直上九萬里；又如在乾涸的泉眼中相呴以溼、相濡以沫的“魚堅強”，莊子對他們的感想是，不如相忘於江湖。

莊子“夢爲鳥而厲乎天，夢爲魚而沒於淵”，魚象徵他的理想人格，是一種渴望自由的心靈追求。

▲魚兒上鉤。圖源：攝圖網

研究中國魚文化的學者陶思炎認爲，中國魚文化發軔於舊石器時代，大約在五萬年至一萬五千年前，自從魚擺脫了單純的食用價值，魚文化的系統便開始形成。

考古發現，北京山頂洞人遺址中，不僅有人類食物殘餘的魚骨，還有被塗紅、穿孔的魚骨飾物。這說明，人類那時就已經將精神世界投射到魚類身上，只是可能還沒有如莊子一樣發出“魚之樂”般的思考。

按照摩爾根《古代社會》中人類五種食物資源的劃分，魚類食物出現的順序僅次於天然食物，是史前人類社會的第二種食物資源。

上古有伏羲結網捕魚的傳說，魚在中華文明發展史上發揮着不容小覷的作用，既是作爲一種食物，也是作爲一種文化意象。

遠到新石器時代人面魚紋彩陶盆、鸛魚石斧圖中的圖騰，近到現代的餐桌禮儀，都可以窺見魚文化的影子。直到現在，沿海地區的一些漁民吃魚時不會將魚翻身，以避免“翻舟”的忌諱；有些地區，豐盛的除夕年夜飯上總會擺着一盤大魚，但唯獨不會對其動筷，寓意爲“年年有餘”。

▲漢代畫像磚《弋射收穫圖》。圖源：網絡

先秦諸子百家中，莊子最喜歡借“魚”說事。

除了前文說到的他與惠子的論辯，莊子還曾用“魚”的故事來諷刺他的另一位朋友。

莊子家貧，有一次去找家境富裕的監河侯借糧。監河侯假仁假義，看似爽快地答應，卻說，過陣子吧，我就快收到租子了，到時借給你三百金。

莊子聞言，頓時變了臉色，他知道，監河侯不願相助，只是在刻意搪塞。於是，莊子跟監河侯講了一個“涸轍之鮒”的故事：

我剛纔走到半路，遇到一條幹枯的車轍，裡面躺着一條小鯽魚，它就快渴死了，正在向我求助。我跟它一打聽，原來這小魚是從東海那邊游過來的，請我借它一斗升水，救它一命。我說好啊，等我到南方的吳越之地，請他們引西江之水來救你，可以嗎？

那條魚兒憤怒地說：“我失去了賴以生存的水，無法活下去，如今只需斗升之水就可救我一命，要是如你莊周說的去吳越引水過來，那不如早點去幹魚鋪找我吧！”

莊子借這個“涸轍之鮒”的故事，來諷喻爲人小氣的監河侯。不管莊子最後是否借到錢糧，監河侯的壞名聲都要流傳千古了。

魚在中國歷史上，更多時候是一種寄寓美好的意象。

《太平御覽》收錄了一個故事：

河東有處龍門山，相傳，大禹治水時曾在這裡鑿山斷門。黃河流過此地，從中間奔騰而下，兩岸連車馬都不能通行。但是，每年暮春三月，都會有無數黃鯉魚從龍門山逆流而上，進行週期性遷移。

看到這裡，可以推測，這是古人觀察到的魚類洄游現象。在自然界，很多淡水魚生殖能力極強，每到繁殖期都會產下大量魚卵，但出於對環境的適應力，它們常常需要在流域內定期往返，找到適合產卵的地方。古人對魚圖騰的崇拜，起初也有一種生殖崇拜，比如《山海經》中的“鯀復（腹）生禹”神話，便可以聯想到魚生生不息的繁衍能力。

在這個世代相傳的“鯉魚躍龍門”故事中，古人更是賦予了其浪漫的想象。他們相信，魚兒逆流躍過龍門山，便可幻化成龍，所謂“有云雨隨之，天火自後燒其尾，乃化爲龍”。

鯉魚躍龍門，是一個根據魚類洄游現象幻想的神話。在現實生活中，還有很多情感被寄託在魚身上。

很多人讀過漢代樂府《飲馬長城窟行》，其中寫道：

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

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

長跪讀素書，書上竟何如？

上有加餐食，下有長相憶。

這裡的雙魚，是一種製成魚形狀的信函，用兩塊木板組成，書信夾在中間，而“尺素”是可以書寫的白色絲絹，指代書信。詩歌中的主人公收到了遠方親人寄來的“鯉魚尺素”，拆開一看，信中盡是“加餐食”“長相憶”的問候，讀之細膩深沉，猶如身在夢中。

魚在神話中有着溝天通地的功能，因此，魚在古代被當作傳遞書信的使者，纔有了“魚傳尺素”的典故。

作爲食物的魚，有時也可以憑藉家鄉的風味，喚起人們的思鄉之情。

西晉時，吳縣人（今江蘇蘇州）張翰到京城洛陽爲官。這一時期，八王之亂攪得西晉王朝天翻地覆，大廈將傾，人人思危。

一日，秋風起，身在洛陽的張翰想起了家鄉的菰菜（即茭白）、蓴羹、鱸魚。張翰本是吳人，蓴羹鱸膾是他老家的地道美食，在勾心鬥角的洛陽，非但品嚐不到家的味道，而且還有性命之憂。

於是，張翰感嘆道：“人生貴在舒適自得，豈能爲了追名逐利而遠行千里。”

不久後，張翰辭官歸鄉，他留下一個“蓴鱸之思”的佳話，如魚兒般溯流而返，重歸江湖。

▲戰國時期《人物御龍帛畫》，左下角的魚爲引導靈魂的使者。

日常生活中，魚文化更多代表文人雅士、普羅大衆的樸素願望。而在政治事件中，魚文化有時也暗藏刀光劍影、權力慾望。

中國古代有所謂“魚刀”的傳說（如《水經注》中林邑王的鱧魚刀），這不是在玩“冷冷的冰魚在臉上胡亂地拍”的梗，而是以魚比喻鋒利的刀刃。

中國歷史上，有一起以魚殺人的著名事件。

春秋時期，江東的吳國在吳王壽夢的統治下崛起，“始通於中國”。

吳王壽夢英明一世，在立儲問題上卻犯了愁。他有四個兒子，長子叫諸樊，次子叫餘祭，三子叫夷昧，四子叫季札。其中，小兒子季札最爲賢明，因受封於延陵（今江蘇常州），世稱“延陵季子”。

有個“延陵掛劍”的故事，說季札國造訪列國時，經過徐國，徐國國君十分喜愛他的寶劍，季札本想將寶劍相贈，只因要去其他國家訪問，還要帶在身上，就想等回程經過徐國，再贈與徐國國君。不曾想，季札回來時，徐國國君已經去世。季札來到其墓前祭拜，解下寶劍，掛在樹上。侍從不解，季札說，之前我內心已經同意將寶劍贈送，不能違背心意。

季札的才能德行讓父親吳王壽夢很是滿意。老父親決定採用“兄終弟及”的繼承製，讓長子諸樊即位，隨後依次傳給弟弟們，這樣就可以把王位傳給季札了。

但是，等到老三夷昧當吳王，臨終前要將王位傳給四弟季札，季札卻幾番謙讓，寧死也不同意即位，還跑到鄉下躲起來。國不可一日無君，吳國羣臣只好擁立夷昧的長子爲王，是爲吳王僚。

這下就更麻煩了，之前老大諸樊也有個兒子，被稱爲公子光。公子光對吳王僚很不服氣，既然咱們四叔不願當王，那王位也該是我的，我纔是真正的嫡子長孫。

公子光暗地裡謀劃刺殺吳王僚。

當時，楚國的伍子胥爲避難逃到吳國，投奔到公子光手下。之前在流亡途中，伍子胥曾經見過一個壯士與人鬥毆，那人有萬夫不當之勇，但聽到妻子呼喚就馬上回家，是個能進能退的勇者。於是，伍子胥將此人推薦給了公子光。

伍子胥找來的這名刺客，叫做專諸。

公子光明白投其所好的道理，他打聽到，堂兄弟吳王僚最愛吃魚，便讓專諸隱居太湖邊，學燒魚之術。專諸爲報公子光與伍子胥的知遇之恩，甘願犧牲。經過長年累月的烹飪，他真的成了廚藝精湛的烹魚大師，並練成刺殺之術。

公元前515年，吳王僚興兵攻楚，朝中頓時空虛。公子光乘此良機，在一次宴會上，命專諸爲吳王僚烤魚，準備刺殺吳王僚。專諸烹魚時，公子光藉口足疾發作，離開坐席，暗中跑到廚房，將一柄短劍藏在烤魚腹中。這柄短劍，就是魚腸劍。

到了上菜時，專諸若無其事地將烤魚進獻到吳王僚面前，使對方放鬆警惕。正當衆人欣賞美食時，專諸忽然從魚腹中掏出短劍，刺向吳王僚。吳王僚當場斃命，公子光迅速安排親信控制朝堂，隨後取代吳王僚登上王位。

公子光，也就是歷史上赫赫有名的吳王闔閭。他即位後勵精圖治，重用伍子胥、孫武等賢臣，使吳國國力大增，後來還打敗了強大的楚國。

吳王闔閭霸業的起源，正是那條藏着魚腸劍的烤魚。

▲專諸與伍子胥。圖源：影視劇照

魚與劍，將血腥的政變與美味的魚炙聯繫在一起。

在歷史悠久的中國魚文化中，這種帶有政治意義的聯想不是孤例。

《隋書·五行志》載：“魚上屋爲有兵象。”元代也有“天隕魚，人民失所之象”的災異之說。這是說，魚本是水中之物，一旦出現這種異象，就意味着戰亂髮生，流離失所。

古代的祥瑞災異之說大多是迷信，但天上下魚、落在屋頂的現象還是有幾分科學依據。科學研究發現，海洋和湖泊上的龍捲風可能將水帶入雲層，然後通過強風攜帶到其他地方，從而出現“天上下魚”的奇特現象，在英國、美國、新西蘭、洪都拉斯等國也有相關報道。但這種自然現象屬於小概率事件，也不會預示什麼未來。

唐代，上至王公貴族，下至黎民百姓，多愛食魚，有所謂“湖魚香勝肉”的說法。同時，唐朝將歷代用於調動軍隊的虎符改爲魚符，並用紫金魚袋作爲對臣民的賞賜。

但是，強盛的唐王朝下過一條無厘頭的詔令，即禁止販賣、食用鯉魚：“國朝律，取得鯉魚即宜放，仍不得吃，號赤鯶公。賣者杖六十。言鯉爲李也。”（《酉陽雜俎》）

“鯉”與唐皇室的李姓同音，因此，李唐將鯉魚奉爲國魚，“禁斷天下采捕鯉魚”，漁民抓到了鯉魚要趕緊放生。

文化一旦被政治強行捆綁，就沒有那麼純粹了。

▲宋《春溪水族圖》。圖源：網絡

從魚進入人類社會的那天起，便有了捕魚之人，中國先民爲捕魚人創造了一個特有的文字——“漁”。

漁父，在中國史書中是一種特殊存在，他們或爲出世的隱者，或爲入世的聖賢。

最早的漁父形象是姜太公，他窮困年老，垂釣於渭水之濱，曾向漁民請教釣術，“初下得鮒，次得鯉”，但他真正的目的不在釣魚，而在求仕，後來，姜太公的名聲傳到周文王耳中，得到文王聘請，成爲周朝開國功臣。

稍晚的漁父形象有漢代的嚴子陵，他是漢光武帝劉秀的同學，光武中興後，嚴子陵隱居在富春江畔，每日披着羊裘垂釣，劉秀請他到宮中做客，許以高官厚祿，嚴子陵仍堅決不受，飄然歸去。

戰國時期，楚國詩人屈原曾經遇到一位漁父。當時，屈原仕途失意，顏色憔悴，形容枯槁，胸中憤懣難平，他對詢問其來歷的漁父說：“舉世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所以我被流放了。”

有意思的是，漁父並不同意屈子的觀點，他認爲屈原的悲劇，在於他不夠超然物外，於是說：“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世人皆濁，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歠其醨？”他的意思是說，聖人不會死板地看待事物，總能隨遇而安，世人皆濁，爲何不攪渾泥水揚起濁波？衆人皆醉，何不一同食酒糟、飲美酒？

屈原繼續向漁父吐露他的愛國情懷，說世俗容不下他的清高，他願“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

這時，漁父笑了，他搖起船槳，乘流泛舟，唱起了齊地的民歌《孺子歌》：“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

在這個故事中，漁父既是屈原的對立面，也是另一個“屈原”，一個選擇隱身避世的“屈原”，也許二人沒有對錯，只是代表昏暗時世中不同的活法。

漁父的身影漸漸遠去，屈原卻沒有隨波逐流，他投江化爲一股清流，從此長留世間。

▲[宋]馬遠：《寒江獨釣圖》。圖源：網絡

在《南史·隱逸傳》中，史學家寫了另一位漁父的故事，將他與陶淵明、宗少文等隱士並列。

這是一位隱居潯陽江頭的無名漁父。

有一日，尋陽太守孫緬在江邊閒遊，看到一葉扁舟在江中若隱若現，舟上漁父神韻瀟灑，垂綸長嘯。

孫緬感到詫異，問漁父：“有魚賣乎？”

漁父笑道：“我的釣鉤不是用來釣魚的，怎麼會有魚可賣呢？”

孫緬更加驚奇，於是拉起衣裳，光着腳走到水中，說，我看先生一定是位世外高人，如今政通人和，您爲何不出山輔佐朝廷，而是在江湖中當個隱士啊？

漁父回答說：“我是山水之中的狂人，不識世務，也分不清貧賤，更別說榮華富貴了。”

之後，漁父起身，悠然鼓棹而去，他嘴裡唱着一首歌謠：“竹竿籊籊，河水浟浟，相忘爲樂，貪餌吞鉤。非夷非惠，聊以忘憂。”

漁隱江湖，其志不在魚，孫緬用名利來開導漁父，漁父卻視若無物。

▲明末清初，朱耷筆下的“游魚”，作“白眼向人”之狀。

到了唐代，安史之亂後隱居山林的詩人張志和，將對魚與漁父的精神寄託，寫成一曲千古絕唱《漁歌子》：

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

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

人在江湖，生而自由。

參考文獻：

[戰國]莊周：《莊子》，中華書局，2022年

[漢]司馬遷：《史記》，中華書局，1982年

[唐]李延壽：《南史》，中華書局，1975年

陶思炎：《中國魚文化》，東南大學出版社，2008年

趙汀陽：《漁樵與歷史哲學》，《人文雜誌》2018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