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拙氣”爲能量，讓觀衆黯然動情

《我要我們在一起》隔着浪漫的濾鏡打量黯淡的生活，凌一堯和呂欽揚的十年，既是殘破的現實也是溫柔的迷夢，這兩個角色是收容着觀衆千百種情緒的客體。 製圖：馮曉瑜

■本報記者 柳青

《我要我們在一起》單片撐起“520”檔期，上映5天票房破2億元，它的賣座再一次證明，一部電影在大衆層面的接受度不取決於電影本身的完成度，無法用技術考量的“情感發酵度”成了最微妙的“技術”。

該片改編自社交網站的熱門長帖《與我十年長跑的女友就要嫁人了》。網絡熱帖大多是碎片式連載，敘事鬆散，但能在細節中掀起多數人的情緒反應。《我要我們在一起》雖然對原故事作了大幅刪減，它的風貌仍延續了論壇熱門帖的特點，即：打開情緒的閘門，用“感同身受”的情感覆蓋情節短板。電影自始至終，拉家常的泛泛而談取代了類型電影嚴密設計的構作，一對業務能力尚未成熟的主演在懵懵懂懂中交付了“純天然”“生活流”的表演。

青澀之作，偏偏遇到同類型的經典之作《情書》同檔期重映，這些在尋常情況下會成爲“硬傷”的元素，怎麼會被《我要我們在一起》轉化成優勢？曾是一代人的青春聖經的《情書》在《我要我們在一起》前敗陣，不妨說，後者的“拙氣”恰恰是它的能量，憑着對於當代生活細節的“文青式”再現，它讓這一代的觀衆黯然動情——能實現大範圍情感發酵的電影，在任何時候都是市場上的稀缺資源。

《我要我們在一起》的長處是敘述維持着平和的節奏，類似於低姿態的、控制着情緒的傾訴。相應的，矛盾的發展、爆發和解決這個敘事電影的情理邏輯在這裡是缺席的，人物的生長痕跡和成長史也就不存在了。但這歪打正着，得以讓兩位主演恰如其分地發揮——電影希望他們提供的，是一個接一個應激反應下的“狀態”，是一種有信服力的泯然於衆生的自我告解，這不是強戲劇性的假定性表演的要求。

張婧儀是沒有太多表演經驗的新人，這個姑娘的舉止和神情裡仍帶着明顯的羞怯，有些時候還有些藏不住的稚氣，愣愣的。但正是她的青澀，讓她在瑣瑣碎碎生活細節再現的影像中，展開了渾然天成的表演。凌一堯這樣的女孩，是無數校園初戀彙總的符號，善良，乖巧，性格和成績一樣，透着適可而止的優秀，溫吞水一般沒有殺傷力。“她”既是這一個，也是這一類，陷入一段不般配的初戀耗盡她平凡一生的勇氣，終將屈服於隨波逐流的命運。在那些貧窮的小情侶相濡以沫的瞬間，劇作沒有要求演員創造戲劇情境，是鏡頭追逐、捕捉到的她，成了戲劇本身。

屈楚蕭是個長相很有辨識度的小夥子，但是在《如懿傳》和《流浪地球》這些現象級的作品中，他的表演未必給觀衆留下深刻印象。“我比我的角色更有辨識度”這個弱點在面對“呂欽揚”時反成優勢，因爲呂欽揚作爲戲劇人物是面目模糊的，他身上集合了太多中下層年輕男孩的“痛點”，荷載着泛泛而談的與金錢和階層有關的焦慮。技藝和修辭的準確對錶演是重要的，但能否激發銀幕上下的同理心，同樣會造就表演的質感。屈楚蕭以一種無意識的曖昧釋放了電影表演所能拓展的開放空間，可以想象有多少小城小鎮青年在漆黑的影院裡黯然神傷，把呂欽揚當作世界上的另一個“我”。

《我要我們在一起》隔着浪漫的濾鏡打量黯淡的生活，凌一堯和呂欽揚的十年，既是殘破的現實也是溫柔的迷夢，這兩個角色是收容着觀衆千百種情緒的客體。溼漉漉的感傷取代了對日常表象的洞見。

事實上，如果《我要我們在一起》真的做到以高度概括精煉的“類型人物”深入對當代人的精神現象的探討，這麼高冷嚴肅的藝術家思路反而會勸退大量觀衆。大衆對電影的要求在哪裡？他們渴望看到自己微不足道的生活在文藝作品中被昇華，一次又一次，他們試圖在“約等於生活”的影像中完成移情——銀幕上虛構的“我”，就是影院裡意難平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