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亮｜出征與“內卷”：青年網絡思潮的雙重節拍

✪ 餘 亮

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

【導讀】近年來，中國各大社交平臺上的政論類內容層出不窮，構成輿論場域的一道新鮮景觀。它們的作者多爲二十多歲的年輕人，風格多諧謔活潑、嬉笑怒罵，對時政與文史擁有自己鮮明的觀點。那麼，我們如何看待這些新興的內容樣式與青年創作者？這些由非專業人士創作的內容背後，到底有多少噱頭、多少真知？

本文作者、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餘亮指出，這些網絡青年的知識生產應被視爲我們時代整體思想生態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這些看似不專業、不嚴肅的新話語中，蘊含着與今天中國偉大實踐相呼應的新知識體系與敘事體系。

作者指出，從世紀初至今，青年的愛國主義已經經歷過BBS時代、機構化時代與社交媒體時代這三波浪潮。在這一過程中，青年愛國主義的受衆越來越廣，姿態也越來越與西方平視。尤其是，在第三波浪潮中產生的“入關學”在對西方知識權力進行理論反轉後，實現了一種“自居蠻夷”的自嘲式自信。這些非人文專業的年輕人所進行的知識生產，體現了一種貫穿文理、崇尚實踐、不拘教條的新人文精神，也提供了超越左與右的另一種中國敘事，意味着新一代青年思潮走向成熟。而同屬這一思潮的曹豐澤，其出海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親身經歷則可視爲新一代青年思想從話語到實踐的落地，爲“內卷”中的中國青年打開了新的想象空間。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4年第1期，原題爲《出征與“內卷”：青年網絡思潮的雙重節拍》，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出征與“內卷”：青年網絡思潮的雙重節拍

從來沒有一個詞像“內卷”這樣把握住今天中國從上到下的發展困境與焦慮。“內卷”式競爭，意味着發生在上升通道門檻之處的密集競爭，也意味着大量受過教育的人口具備能力參與競爭。這個有能力參與競爭的人羣大致可以稱爲“新中產”，他們對未來發展既懷抱希望，又不免焦慮，對那些有望衝破“內卷”的事物抱有極大興趣。在這樣的背景下，曹豐澤的演講“當一位清華本碩博放棄‘北京中產’，去往非洲”獲得了廣泛傳播。

對於嚴肅的思考者來說，要追問的是，當青年曹豐澤把去非洲的可能性變成了他個人的現實性，這個個案有沒有可能激發更廣闊的想象並轉化爲某種普遍的現實性，而不是淪爲又一箇中產階層寄託情懷的“詩和遠方”？由此需要進一步追問的是，曹豐澤這種行動背後的知識支撐和情感動力是什麼，是否具有更廣泛的能動性？

▍當代人文精神的“內卷”

這篇演講的讀者可能大多不知道，近年來廣爲流傳的“內卷”一詞，是被曹豐澤及其同道意外激活的。這個詞是他參與創造的一套網絡鍵政話語的副產品。這套話語的核心，如果套用國際學術規範來稱呼，也許可以稱作“山海關困境”：即以明清易代歷史爲比喻，討論一個新興大國被霸權大國全面壓抑時產生的困境。代表人物知乎網友“山高縣”“曹豐澤”“託卡馬克之冠”，都是生於1990年前後的“粉紅”一代年輕人。

曹豐澤的核心觀點是“到非洲去”，以此提出突破“山海關”的方法論：“反內卷”。正是由於美西方打壓封鎖，逼迫中國人只能在低維度上重複競爭，從而產生“內卷”；爲了反“內卷”，中國人要去幫助非洲人民搞建設，在幫助別人的同時超越自己。在曹豐澤真的去非洲前，他的主張被人嘲笑，“內卷”這個詞卻戳中了大家的軟肋。

今天的“內卷”不只在經濟、社會層面發生，也在人文精神和知識生產層面發生——尤其在學者、知識型中產以及作爲中產後備軍的青年學生身上，不分左右。在知行關係的層面來看，今天的人文學術生產進入了“不及物”狀態，類似二次元文化，符號概念體系自我循環，缺乏現實能動性。西方新自由主義作爲一種掩蓋實際生產關係的虛假意識形態，面對危機陷入歇斯底里的空轉。在它的對立面，西方上世紀60年代以後發展起來的左翼批判理論，失去總體性政治實踐可能，成爲一種在理論內部精緻發展的價值主張。與此對應，在中國，無數自由主義者面對困境，反覆要求回到“新啓蒙”，回到20世紀80年代。大量學院左翼對真實實踐充滿潔癖和挑剔，仰望星空，卻無法腳踏實地，反覆空談要開拓新的可能性，卻無法認知已經出現的可能性。自由主義大談觀念水位，學院左翼糾纏理論正確，思政教育陷入唸經狀態,社科定量研究卻無法產生定性洞察能力……精緻而無用，這也是“內卷”的定義之一。

在生活和大衆情感領域，各種以生活品質知識面目出現的“精緻生活追求”日益繁殖，無異於中產階層的自我規訓；網絡女權運動陷入各種男女規矩、界限的細緻且強硬的塑造，使得“權利”變成了新的“禮教綱常”；抑鬱症知識的泛濫，無異於醫藥資本與媒體流量合謀的巫術；各種入不敷出的知識付費則是知識“內卷”的市場形式。

在青少年身上，二次元生活本身就是“內卷”的。網絡符號高度發達的另一面是三次元線下經驗的缺失。某種意義上， 二次元馬克思主義和網絡“女權”/性別話語的泛濫，都是焦慮情緒壓力下的話語“內卷”， 以一種怨憤的氣質來表達爭取現實利益的願望。蓬勃發展的青年愛國主義正能量話語陷入流量“內卷”，表現在存量爭奪、內部鬥爭，比如“胡錫進們”引發的批判和對於“恨國”行爲的廣泛細緻的糾察。

但突破瓶頸前夕的“內卷”，畢竟不同於下墜中的“內卷”。新的實踐與知識在艱難萌芽、發展。今天的中國有偉大實踐，呼喚相應的知識與敘事體系。新體系必須從羣衆中來，到羣衆中去，有賴於政黨話語、知識界話語和人民大衆話語的良性互動。

▍青年新知識生產及其瓶頸

隨着互聯網渠道的發達，在政黨話語和知識界話語之外，青年網絡鍵政的興起惹人注目。這套話語中充滿知識生產的活力和機會，但其鬥爭性姿態往往掩蓋了知識生產的一面。如果暫時懸置各種青年思潮、話語之間的齟齬，將它們看作一個時代整體思想生態中不同位面和張力的共生體，那麼無論西化思潮、中國道路思潮、“內卷”意識或者出征意識等，都是這個生態的有機節拍。我們需要思考這個生態中積極的矛盾線索和希望在哪裡。

此前筆者討論過青年新愛國主義的三波浪潮，這裡不妨從知識生產的角度進一步加以論述。

第一波浪潮與門戶互聯網興起同步，主體以留學生和理工青年爲主，其話語形態是“論壇強國主義”，話語氣質表現爲“論戰與否定”，以小衆邊緣互聯網論壇（BBS）爲陣地。留學生對西方世界的理解從符號神話走向經驗現實，現場體認當代西方世界的巨大問題。理工科青年對國家戰略、工程建設的務實認知在市場化紙媒時代難以獲得發表機會，卻通過互聯網完成了“被壓抑者的重返”。2005年由網絡論政青年自行編輯並正式出版的《刷盤子，還是讀書？——反思中日強國之路》一書是這一潮流的代表。此書以理工青年在西西河、強國論壇、天涯論壇辯論國家發展道路的網文彙編而成，主旨是從自然科學規律出發，批判西方經濟學尤其是“比較優勢”發展路線，強調發展獨立自主完整產業體系的重要性，重視以數據和資料而非觀念理想來論證觀點。第一波浪潮包含了對中國經驗的肯定性描述，但其話語主要以否定性面目出現，即不斷批判以往流傳的美西方神話。

第二波浪潮發生在2010年“推特革命”之後，動力源自部分新建制派精英與網絡青年羣體的結合，話語形態表現爲“專欄”作品，話語氣質表現爲“穩健肯定”。在前端，其表現爲觀察者網、環球時報等新愛國主義媒介專欄作者的崛起，在後端則是新的建制化知識機構的發展，例如修遠基金會（2009）、人大重陽金融研究院（2013）、春秋發展戰略研究院（2014）、復旦中國研究院（2015）等機構。這些機構的發起人都是傳統學界、商界和傳媒界相對新興/邊緣的資深人士，代表了“改革開放”創造的新建制力量。這些精英羣體普遍具有中西兩方具體生活、工作經驗，在對比中與西化派分道揚鑣，以“文化重建”“中國模式”爲旗幟，撰寫嚴肅新銳政論迴應政經外交重大問題，正面總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成就和經驗，通過各類網站發表專欄文章並隔海互通聲氣，頗有美國崛起時代“聯邦黨人”開闢報紙專欄指點江山的氣概。

重要的是，他們擁有一定的政經社會建制資源，引入成熟的傳媒、企業經驗，開始嘗試正規化的思想輿論組織工作，通過研討會、研究課題、雜誌發表、媒體建設等方式，構建一個“中國道路”派知識界的交流與生產機制，並且從相對邊緣的新愛國主義青年中延攬人才，使得後者開始獲得資源支持，同時從後者身上獲得新式互聯網意識和活力，以及對具體細分產業的實踐知識。

第三波浪潮與社交媒體息息相關，動能來自Z世代及其消費與傳播媒介，話語氣質表現爲小粉紅式“出征”，話語形態表現爲“飯圈（社交媒體）愛國主義”。Z時代嵌入在全球化消費社會與社交媒介之中，其愛國主義話語實踐方式與飯圈實踐模式相通，即依託互聯網數字媒介，圍繞品牌、偶像、符號、身份展開言論，在必要時進行破圈傳播。

第三波的意見領袖不再以精英知識分子爲主體，不同於前兩波的理念化、政論化特徵，而是帶有強烈的情感與身份共同體色彩，擁有豐富的消費主義和日常生活知識，例如飯圈聲援與帝吧出征的參與者人員互通，不僅掌握娛樂業“知識”，也熟諳“翻牆”知識。諸多小粉紅行動並非直接參與政治，卻因爲嵌入普遍的市場經濟和日常文化生活，從而產生了一種“新文化”運動的效果。這些從情感出發、理論上顯得不專業的話語行動，卻能夠把認同鬥爭升級到審美這樣一個更高的政治層面，比如漢服運動與圍繞“眯眯眼妝容”的激烈爭論。

第三波浪潮在2020年疫情危機被克服之後達到了高峰。新冠疫情暴露了美西方國家的全面危機，正如14世紀黑死病流行暴露了傳統西方宗教秩序的脆弱，早已出版卻寂寂無聞的約翰·加爾通《美帝國的崩潰》一書突然流行。此時的Z世代中間也開始產生出自我理論的提升，“山海關困境”（俗稱“入關學”）的敘事話語在鍵政圈脫穎而出。這套敘事因爲其地緣政治的表象引起很多非議，但是很多批判對這種獨特話語背後的戲謔性和反諷性並不瞭解。更重要的是，這套敘事的本質是一種文化姿態，一種對不同知識體系和價值觀等級的態度。簡要說來如下：

美國掌握的“普世價值”好比大明王朝掌握的儒學，以文明自居，實質爲軟實力霸權。女真被大明視作蠻夷，而今天的中國不接受“西方普世價值”，也被美西方國家視作類似蠻夷的存在，無論中國實際工作多麼好，也不會被西方承認，只會被反覆抹黑。“入關學”既否定中國西化派想要向西方證明自己與西方接軌、“今夜我們都是美國人”的徒勞想法，又主張中國人乾脆不要再費力和西方輿論界“辯經”。既然辯經無法說服對方，不如就像楚王熊渠那般大大方方對周天子說“我，蠻夷也”，就此放下心理包袱，不再接受西方意識形態的“PUA”，一心一意謀發展。當中國政經實力全面超越西方並更新世界局勢之後，中國纔會被西方知識界認同——“入關之後，自有‘大儒’爲我辯經”。

“入關學”看似無視意識形態，卻釜底抽薪地改變了意識形態和話語層面的態勢，以自居蠻夷的戲謔，反而獲得一種身份自信。正如當下青年懶得聽人說教時會說：“對對對，你說得都對。”

但總體來說，Z時代的身份認同仍是以日常性知識和情感爲基礎，在網絡愛國運動中雖然顯得聲勢浩大，咄咄逼人，實質卻是一種被動性運動。符號層面的自我認同鬥爭總是“內卷”的，積極主動的主體則需要在生產、交互、創造領域生成，否則其能量就可能以消極內耗的形式體現。“出征”作爲一種網絡符號層面的運動，缺少主體實踐性根基。較少的實踐經驗和風雨錘鍊，過多的二次元性格和權利期待落差，意味着消費主義時代青少年的脆弱性，習慣順境，不習逆境。當新冠大流行造成的世界經濟不景氣和防疫帶來的社會約束彌散開來，其雙重機制就彰顯出來：年輕人談到國家發展時充滿自信，談到個人發展時卻充滿焦慮，因而有“985廢物”“脆皮大學生”等話語的流行。

精神性的出征如何纔能有實踐經驗的堅實支撐？曹豐澤們的探索可謂同時超越知識“內卷”與網絡“內卷”，向外拓展，探索突破思想的“山海關”。越來越多從事非科研類普通工作經驗的青年參與到青年思潮生產中來，有可能促進青年一代代走向成熟。

▍中國Z時代的思想成熟？

從西西河的留學生，到知乎的“入關”人，其中至少包含這樣幾條積極思想線索和啓發。

（一）追求真實的全球視野與中國關懷

留學生通過親身經歷來感知西方，Z世代則通過發達的媒介，一出生即見識全球化和市場經濟的世面。雖然Z時代的世界認知起於符號層面，但符號的多樣化也瓦解了西方國家的敘事壟斷。如果對亨廷頓作一積極理解的話，全球化帶來的不是團結，更多的交流讓人們因爲互相瞭解而互相厭惡，那麼全球化讓Z世代獲得了對西方的平視視野，不再輕易崇拜西方敘事。其中的先進分子不斷尋找“非依附型”的自我主體意識。山高縣本人對筆者的論述是：“曹豐澤生於東北，帽子姐@託卡馬克之冠生活在雲南，自己生活在中原，這些地點都是歷史上華夏文明的國際化核心節點，體現的是以中國爲主體的非西方體系的國際化秩序建構。”今天雲南省政府與緬甸合作打擊電信詐騙等行動，再次體現出這種既古典又現代的新國際秩序萌芽。這種有機的、重視解決在地問題的新型全球化實踐，不同於“地球是平的”那樣一種美式資本全球化敘事，更能迴應世界上多數人的訴求。

中國人需要積極承擔起引領創造新型全球化敘事的責任。借用孔元的說法，17世紀張揚資本主義敘事的英倫哲學橫掃歐陸天主教文明，完成了一次知識“入關”。戰後美國的“社會科學”尤其是現代化理論搶奪發展主義旗幟，是另一場文化“入關”。然而，今天全球資本主義制度和敘事已然陷入危機。在中國知識界，從2013年強世功的演講“中國法律人的新‘奧德賽’”到2023年王維佳等提出媒介領域的新型全球化知識生產，都籲求具體人文社科領域的全球化知識再造。新知識無法通過閉門造車與學院唸經的方式完成，而需要以中國人的全球化實踐爲基礎，在回答世界往何處去的同時，回答“我是誰”。然而，從事實踐的人較少參與敘述工作，如曹豐澤指出的，在非洲的中國人很多，敘事很少。“我們做了好多好多事，但是沒人知道，沒人研究，也沒人關心。”

熱愛表達的Z世代也許會改變這個局面。曹豐澤們的微小行動對於熱愛聲稱全球化的文學界也許有所啓發，即不要只追求心靈秩序裡的全球化，更要追求現實世界的全球化。文藝青年們與其在國內花式吐槽和批判生活，何妨去非洲開墾豐富的故事土壤，成就新時代的吉卜林與康拉德？

（二）以“技術實踐理性”革新人文主義

無論“工業黨”式社會評論，還是知乎大V、虎嗅作者等關於各種行業問題的專業主義回答，都已然是一種人文知識，但是常常會被流行的人文主義定義所排斥，認爲這些知識是功利主義的、非人文精神的。

在現代性的起源階段，科工與人文並不分離。資本主義發展帶來人文與科工失衡，以及市場與社會失衡，但是問題被思想家扭曲指認爲“工具理性”所致。人文與技術的失衡，被理解成人文與技術的對立，並引發所謂審美現代性與社會現代性的對立。‍‍‍

學院的專業分工加深了人文與科工知識界的潛在對立。以西方通識教育爲典型，人文主義者往往認爲科工人士尤其工程師缺乏人文精神。對此加以辯駁的著作已經不少，例如歐陽瑩之的《工程學：無盡的前沿》及李伯聰、殷瑞鈺、汪應洛的《工程哲學》等，後者以造橋舉例，指出其中包含大量實際的人文、社會考慮。工程師因爲總是與超出個人範圍的項目打交道，要實幹解決問題，從而更加重視考慮組織與真實社會。這套知識重視實際操作運用，較少抽象和理念成分，它可能區別於“向內轉”的當代個人主義文主義，但並不是沒有人文內涵。

思想文化層面的分離並沒能抹殺行動層面的實踐理性。例如曹豐澤演講刷屏的主陣地之一——虎嗅網，其核心作者和讀者是創業者與企業運營者，他們浸淫於市場打拼，在抽象問題上容易接受市場自由主義的教條，但是在具體實務問題上，他們的論述也會展現出學院派無法比擬的務實——這也是他們能夠接受曹豐澤敘事的基礎。

曹豐澤和山高縣都是理工科出身的業務工作者。與“工業黨”一樣，他們代表鍵政圈的一種“階層”傾向，即以基層理工青年爲主體，與技術官僚主義保持距離。在思想上，他們傾向於基層工匠專業主義精神，與中產階層的下層精英意識匹配。他們生產並傳播從宏大產業到細微工具的知識，並試圖上升爲一種人文意識，塑造具有戰略、實踐感知而非凌空蹈虛的實幹型人格。這其中體現了一種解決人類大問題的“大科學”思維，即科學和技術不是作爲審美崇拜對象，或批評對象，或關乎個人福利的健康生活指南（即“小科學”思維），而是從戰略和現實試錯的角度思考宏觀問題的方法論，避免用先驗教條對實幹者品頭論足，無論這個先驗教條是左的還是右的。‍‍‍

這種民間話語與學術話語之間已經出現了積極的互動，結出學術改革的果實。例如嚴鵬的工業史系列研究、樑明德基於田野實地調查的全球區域國別鐵路史研究，以及被重新重視的羅榮渠《現代化新論》、張國寶《篳路藍縷：世紀工程決策建設記述》等都是如此。在美西方對中國展開小院高牆卡脖子扼殺時，這種人文思維和人格傾向更應該成爲一種基礎的人格和通識教育。人文專業不等於人文本身，也要不斷改造和進步。與其把精力放在辯論“文科是否有用”問題上，不如積極汲取科工領域的精神，升級人文思維。

（三）潛在的經世派中學傳統和史詩敘事能力

以“入關學”發明者山高縣爲典型，在其遊戲化的語言背後，有一種中國古典寓言式的政論風格，文史哲不分家，擅長通過歷史故事類比來討論問題，以產生“會心”理解。義理在具體案例中現實展開，而非在義理自身中抽象空轉“辯經”。山高縣自稱通讀《資治通鑑》，喜讀二十四史。對其言說方式，傅正的評價是：“相比較西方學術傳統，中國古人更喜歡使用歷史典故來討論現實問題，而非發明新概念。比如我們可以看到晚清政界、學界大量使用‘春秋’、‘戰國’的事例來比喻當時的國際關係。”

這裡的“古人”方法論實質，指向中學重要一支，即經史不分家的經世派實踐理性傳統。這其中最重要的是以真實歷史血肉寫就的古典歷史及其方法論。山高縣喜歡王船山、顧炎武等清初“大儒”。對這些“大儒”來說，天下與天命不是一種自負，而是一種責任意識。政治家和思想家在歷史血雨中站立，謝絕清談，着眼於把事情辦成，面對殘酷，勉力平衡。

在入關學遊戲式的話語背後，又有着幾乎超過代表人物年齡段的成熟與冷峻。這種成熟部分來自他們自身重視務實的專業主義素養，也來自他們沒有身處被西方社科抽象敘事所規訓的人文學科之內，即經史分家之後，哲學、史學、政治學各自成爲學院“科學”，甚至陷入職稱晉升的遊戲。正因此，他們不像學院派那樣凌空蹈虛、迴避大問題、掩蓋歷史和實踐的真實經驗教訓。

在這條脈絡上，“工業黨”思維類似工科版的經世派思維，“在事上練”“理隨勢變”；中國模式派的敘事，如熱門政論節目《這就是中國》，同樣少談理論，多通過具體的歷史事件/故事細節來闡發道理。在某種潛在意義上，它們共同復活了經（哲學）史（實踐）文（敘述）不分家的實踐理性話語傳統。

這一脈話語之所以能夠獲得青年歡迎，一方面在於其“肯定性”能夠填補自由主義與左翼兩種批判性話語之間的空白，並區別於官方話語的籠統，能夠迴應當代中國以及中西方博弈的具體問題，接納非人文學科青年的感知經驗。另一方面在於其經史敘事傳統在今天保留了講長故事的邏輯能力。當人們在直播間聽主播唸詩句感受人文、在短視頻APP上殺時間時，他們的系統閱讀、思考和實踐能力正在高速退化，而曹豐澤們依然保留着長閱讀與長寫作能力。

（四）線上線下大熔爐與“接化發”

新中國幾乎十年一變，試錯改革不斷。至新世紀，疊加互聯網時代各種思潮交織，呈現出“熱帶雨林”式的萬物競爭、共生、變異生態。各種思潮、話語彼此不斷碰撞、擦邊、竊取、挪用、組合、迭代、轉向、文本盜獵、認知變異、適者生存，沒有一種思潮可以絕對規劃輿論場。主旋律依然存在，但是常常以間接方式產生影響。即便官方的互聯網治理自身也只是生態場的參與者之一：給進化以壓力，並不能規定進化——例如入關學話語正是在平臺不斷審查反美言論的壓力下發明出來的。因此，互聯網思潮的魔怔與成熟相伴，具有“你來我往、見招拆招、梗哏迭出”的“接化發”模式。

各類社會實踐也如生物進化般開闢自己的道路。小粉紅以二次元的方式出征，西化派以想象的方式完成自我與西方的對接，卻都陷入符號化的“內卷”。相反，一批底層“潤人”（“潤”即英文run的中文諧音，表示逃離本國）以肉身實踐方式“走線”美西方，如“講師”“陳旺”“丁一多”“甜甜圈”等另類網紅，在美國直播要飯，直播荒野求生，主觀上恨國崇洋，客觀上卻以一種自我否定並遭人嘲笑的方式，完成了一種三次元出征，提供了新的實踐性視角和知識。正如五百年前從英國流亡美洲的“潤人”，未必不能開啓新大陸。

曹豐澤則勉力以積極方式踐行建設非洲的理想，走出舒適區，在與世界的實踐交互中，在批評與自我批評中，改造自我，改造世界，從而把政治成熟提升到實踐層面。實踐探索不必在意理論的純潔，因勢利導，八仙過海。“單純指望理想不行，必須得有錢。”（曹豐澤語）不沉迷於理想主義的姿態，不過分在意任何政治正確，認識到艱難，着眼於解決方案。在這個過程中，各種傳統纔可能實現有機的結合創新。正如在社會主義主旋律教育與市場經濟職場教育之間成長的曹豐澤們，既接續了社會主義與第三世界理想，也接受了市場經濟的世故，懂得計算，但謝絕過分“精算”。中國人要走出去，還要說出來：在走出去的過程中生成文化想象力和敘事，爲新型全球化創造一個精神家園。在這個意義上，史詩般的“一帶一路”，正是當代中國人的“新西遊記”。

▍結語：青年思想的一帶一路

曹豐澤的個人行動能否轉化爲一種普遍性，在青年中產生帶動作用？

土木工程系的學生們，仍然流行在B站看“大猛子勸學”——這位普通一本院校土木工程專業畢業生，在工地拍視頻，勸人不要“打灰”，要去考公。曹豐澤的演講在B站並沒有激起太多水花。當我問起一些B站的年輕打灰人，他們說不願意去非洲，因爲離家太遠，但是考慮去新疆的大有人在。

曹豐澤的非洲是個比喻，代表一切“邊緣”地區或者被舊世界秩序忽視、貶損的“全球南方”。從中國新疆出發，到中亞，到中東，再到非洲……這裡可能有一條思想、情感、認知上的“一帶一路”正在生成，聯結全球南方。在這條路上，已經有很多花朵綻放。青年探索者們武德充沛，比如毛克疾及其南亞研究愛好者同盟，申典啓的全球旅行與華人故事記錄，王丁楠在中東的默默調研，汪濤、雅信劉等商業人士開展的印度、中東研究敘事工作，B站網紅王驍公開宣示去英國研究英帝國收集的非洲資料，等等，無不把實踐調查與新媒體敘事結合，體現出新的面向。

在行動上，我們已知的推動青年走向“全球南方”的機制，一個是當代青年“新上山下鄉”，這要求有一整套的機制支撐。50年前的上山下鄉運動由理想主義和社會制度配合，不是當代精細化教育和消費主義社會能夠支撐的。另一個是西方列強國家向外殖民拓疆的方式，如《魯濱遜漂流記》與《阿拉伯的勞倫斯》所述。我們仍然需要上山下鄉精神，但不能走過去的老路，也不能走西方列強的邪路。在今天，有沒有可能創造出一種平衡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的新路徑？如何在機制上配合思想與情感的“一帶一路”，打開想象空間並給青年創造更多的“全球南方”通道？這需要實幹的政黨、知識分子、人民羣衆一起行動與敘事，共同激活新的“知行合一”，努力合成一種新的天下主義或者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

新思想話語體系不是一蹴而就的，正如歐洲文藝復興首先是黑死病年代的“內卷”、“躺平”和放縱，是《十日談》《巨人傳》裡充斥的黃段子，但與此同時，大航海與“雙元革命”正在地平線上投下醒目的影子。出征與“內卷”，這是新時代青年的內在知識與情感矛盾，也是創造新世界的雙重節拍。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4年第1期，原題爲《出征與“內卷”：青年網絡思潮的雙重節拍》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