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平吾／關好關滿，就能改過向善？
▲一般人的直覺都是假釋出獄的人一定高於期滿出獄的人，結果卻是相反。（圖／視覺中國CFP）
犯罪爲社會法律下的產物，也爲社會結構及變遷下的必然結果，只是犯罪量的多寡，是否受到刑法改革、修正及刑事政策思潮所左右，值得吾人關注。特別是犯罪問題處理方面，在學理上經過犯罪學古典學派、實證學派及當代古典學派等刑事思潮的影響，從早期威嚇主義強調一般預防與特別預防的社會防衛論觀點，到強調寬嚴並濟的刑罰等階理論，再到三振出局法的兩極化刑事政策，又過渡到以修復式司法作爲加害者、被害者及社區三方協商處理犯罪問題，或透過立法（如臺灣於1996年通過《犯罪被害人保護法》）強調被害保護與補償，彌補犯罪被害人在刑事司法中不公平的遭遇。
這些變化，無不影響各國刑事思潮的走向及刑事司法執行的理論依據。但此一刑事政策的變遷過程，是否能有效處理犯罪問題，有待實證統計資料之佐證。
犯罪人透過一套刑事司法體系的運作，從警察機關受理報案、偵查及移送檢察官起訴，法院法官審判，到發監執行，執行後的更生保護等等，無非是希望犯罪人從此改悔向善，復歸社會。
犯罪趨勢分析中雖存在明顯的老化減失（aging out）現象，但以十年爲期的統計分析結果發現，犯罪人雖有因年齡增長而逐漸離開犯罪職場的趨勢，但犯罪人數並不因此減少，而是有許多新生代的犯罪者投入犯罪職場，產生穩定的「犯罪飽和原則及轉移現象」。
以最近十年爲例，2007年警察機關受理49萬件刑案，至2016年減至29萬件，減少近20萬件，被害人從29萬餘人減至19萬餘人；但犯罪嫌疑人始終維持在25萬人至27萬人之間，並沒有明顯減少，且2016年達到歷年高峰，原因何在值得關注。
此一現象可能與近年來詐欺犯罪、毒品犯罪及酒駕入罪（公共危險罪）等新興犯罪有關，但也可能是受刑人再犯率偏高因素。當我在講授犯罪學時，常問學生一個問題：受刑人假釋出獄的人多？還是期滿出獄的人多？一般人的直覺都是假釋出獄的人一定高於期滿出獄的人，結果卻是相反。
以2014年爲例，期滿出獄者爲24,055人，假釋出獄者爲11,384人，期滿出獄者竟高出假釋出獄者兩倍之多。何以如此。答案很簡單，假釋出獄的前提是必須在監獄服滿一年以上，累進處遇達到一定標準。但臺灣地區入監受刑人所判刑期未滿一年者，2014年新入監受刑人爲23,784人，刑期在一年以上者爲6,581人，短期自由刑（未滿一年）爲長期刑（一年以上）的3.6倍。
犯罪人一定要關在監獄嗎？如前所述，2014年有26萬犯罪嫌疑人，但因司法漏斗效應結果，真正發監執行的只剩3萬餘人。換言之，近九成犯罪嫌疑人不被定罪或送入監獄。雖然司法機關及矯正機構爲使受刑人改悔向善，重新社會化，以適於社會生活，設置許多措施，如外役監、膳食制度、累進制度、假釋制度、縮短刑期、易服勞役，及今年6月1日起實施的受刑人周間外出工作之制度（半監禁、週末監禁）等。矯正機構更提出目前許多監獄超收近19％，受刑人處遇標準不足、戒護人力與國外相較明顯偏低，希望增加等改善措施。
因此，懲罰威嚇的存在是規則得以實施的必要保障，在研究犯罪與刑罰時雖然不應全面否定一般預防的所有論點，但也不應完全肯定犯罪行爲都是個人利害權衡的理性結果。刑罰應以具有抑制犯罪行爲爲前提，所有犯罪與刑罰都是惡，它的本身都是損害，執行刑罰只是害上加害的同害刑罰（因不可能有相對應的善來證明其正當性）。如以威嚇爲刑罰根據，如同對狗舉起手杖一樣，這是對人的尊嚴與自由的嚴重輕視。
刑罰應具有有效性、必要性、等比性與明確性，根據司法實踐結果發現，許多犯罪行爲與應有刑度之間常存在着明顯的落差；且犯罪者從犯罪行爲中獲得多少快樂或利益，法官並無法真正得知，纔會發生罪輕刑重或罪重刑輕的判刑現象，更何況「罪刑相當」的概念本身便存在着矛盾性，因嚴重性與危害性有時難以衡量。
此外，獄政改革應何去何從？假釋委員會的組成與運作合理嗎？（如一小時的會議要審查近90件的假釋案，不到一分鐘要審查一件）短期自由刑是否有檢討及轉向必要，應是目前司法改革中迫切需要的課題。
參考資料：
臺灣地區及臺北市近十年犯罪發生情形（2007～2016）
▲資料來源：警政統計重要考指標，臺灣內政部警政署統計室（2008～2017）。犯罪人口率係指年中每十萬人口與犯罪案件之比率。
臺灣地區刑事司法耗損（犯罪漏斗效應）情形分析
▲資料來源：法務部統計處（2015）。2005～2009爲裁判確定有罪人數，2010～2014爲科刑人數。
臺灣地區新入監及在監受刑人刑期分析
▲資料來源：法務部統計處（2006～2015）。
●張平吾，銘傳大學犯罪防治系教授，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系教授兼主任、內政部犯罪防治中心委員、臺灣法學研究會理事、臺灣數位鑑識發展協會副理事長。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公司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