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和力|王恩哥:改革就是以一種“不滿意”的心態做事情

50後這一代人,經歷過動盪鉅變的時代,也趕上了改革開放的春潮,在他們身上烙下了鮮明的時代印跡,有的人隨波逐流,寂寂無名,有的人踏浪前行,終成爲國家和民族的中堅力量。中國科學院院士、北京大學原校長、中國科學院原副院長王恩哥,就是這樣一位典型的“50後”。

在《毛鋪和文化錄·中國和力》節目的錄製現場,王恩哥院士與知名主持人楊瀾聊起了幼時求學、艱難高考的故事,以及從中科院回到北大後,打破壁壘、銳意改革,推動北大向世界一流大學前進的不凡之路。節目爲我們展示了作爲教育家的王恩哥院士對教與學的深刻感悟。

本站《中國和力》 王恩哥院士:要把簡單的事情做正確(來源:本站科技頻道)

在經歷了童年的動盪後,1977年王恩哥成爲恢復高考後的第一批考生,幾經周折終於踏進了物理學的大門。並以過人的天賦和刻苦的努力脫穎而出,成爲中國物理學界青年領軍人物。多年後,已成爲中科院物理研究所所長的王恩哥,接到調令,接手北大物理學院,幾年後又成爲北大校長。

管理中國的最高學府,教育中國最頂尖的學子們,是人生最難的答卷。王恩哥院士以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戰略眼光和科教興國的人文情懷,謀未來,謀創新,紮紮實實地爲北大提出了許多非常有創新性的改革方案,如“小班課教學”、“基礎學科拔尖學生培養試驗計劃”、“預聘制”等。在教學上,王恩哥院士以匠人精神培養學生,贏得了學生們“高懷見物理,和氣得天真”的評價,這樣的眼界、胸襟和膽識,讓人非常敬佩。

這種銳意改革、不斷進取的精神,與堅持“和而不同,匠心毛鋪”的理念爲品牌導向的毛鋪酒一樣,勇於擁抱現代創新之道,同時秉持產品品質之道。一口喝三香,更有草本漿,毛鋪正是以黃金配比融合了“濃、清、醬”三種地標原酒,又創新性的融合了草本精華,使毛鋪酒從釀造過程到產品體驗都使人感受到和而不同,這也正是毛鋪努力傳播的健康飲酒的新理念和目標。

以下是《毛鋪和文化錄·中國和力》 | 王恩哥(下)的內容摘選:

一、教與學最重要的,就是要把簡單的事情做正確

楊瀾:您小時候是怎麼對科學產生興趣的?

王恩哥:這樣的問題也有人問過我,但是我自己到現在也說不清楚,我個人感覺到可能跟我的家庭有關係,我的父親是一位工程師,母親是一位大學老師。我從小養成了很獨立的性格,很耐得住寂寞,喜歡讀書,我最感興趣的書是《十萬個爲什麼》,還有一本書給我印象也很深刻,就是《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再有一本書,我今天帶來了,是這本書,一本謎語書。

楊瀾:老古董了,太珍貴了,看看破碎的程度,旁邊還有批註。

王恩哥:那個時候我非常喜歡學習,琢磨這些事,爲什麼會有“十萬個爲什麼”,每一件事情我都覺得對我(來說)很好奇。

楊瀾:我看您高考以後,就在遼寧大學學物理學,是什麼把您帶進了科學的大門?

王恩哥:1977年,當時高考是我媽媽告訴我的,我就問我媽究竟多少人能考上,我媽媽隨口一說,說百裡挑一,我就認真了,我們青年點有200多人,我說媽沒問題,我肯定能考上。

考試的時候是在東北,是12月1日、2日,只考兩天。天寒地凍,我們青年點要到公社去考試,單程的路上是8里路,那個時候不知道爲什麼這個路這麼長,特別是一天考試下來。當時大家一邊走,一邊唱着歌,每當想起這段的時候,我都會說青春的時光真美好。

楊瀾:就是因爲有希望。

王恩哥:就是有希望。

由於當年的政審原因,我是等到父親落實政策後,用77年考試的成績,78年被安排到遼寧省省屬的大學的。選專業的時候也很有意思,遼大當初是綜合性大學,沒有工科可以選,我認爲物理比較實際,我就選了物理,學校的物理系當時非常時髦,有激光物理、無線電物理、半導體物理、理論物理,前三個都滿了,就最後這個還有名額,我就讀理論物理了。

楊瀾:據說您的辦公室一直掛着學生送您的一幅字,上面寫的是“高懷見物理,和氣得天真”,是什麼樣的情況下學生送您的這個對聯?

王恩哥:那是2011年我參加北大物理學院本科生的畢業典禮,會開完了,突然一些學生把我圍住,然後送了我一個禮物,打開一看是一幅字,就是“高懷見物理,和氣得天真”。

這幅字跟我走過了很多的地方,先跟我掛到了北大校長的辦公室,又跟着我到了科學院掛在了副院長的辦公室,現在回來了掛在了現在的教師辦公室。

楊瀾:您最喜歡它在什麼地方?

王恩哥:我覺得這可能是學生對我當時狀態的一種理解,對我付出心血的一種認可。“高懷”好像一種胸襟,一種開闊的感覺;“物理”是我們講的世界的本源和萬物的真理;“和氣”就是笑呵呵的,“天真”是一種童心。

楊瀾:您一直很注重人才的培養,提出過八個字的方針,分別是“發現、吸引、培養、使用”人才,你在北大培養的四十多個學生,後來都非常出息,在國內外、各個領域當中都做得非常的優秀,您是怎麼樣啓發要求自己的學生在物理學的領域研究和發展的?

王恩哥:實際上我對學生們如果能夠起到一點幫助的話,也就是我一直教育他們,或者是跟他們一起探討的,就是要把簡單的事情做正確。我非常不喜歡有些人的一種做法,把簡單的事情描述得非常複雜,我是儘量把複雜的事情變得簡單化。無論做學問、做管理,爭取做人都要做到簡單。對學生我都非常用心,會仔細思考爲學生制定方向,每一件事情都是從頭來,然後循序漸進,讓他們感興趣。

在做物理教育的時候,我主要是注重兩點:第一點就是物理是一個有趣的事,值得做一輩子;第二點,我告訴他們物理並不難,這門本事你能學會。我經常跟學生講,不要想得太遠,要像學徒一樣,一點一點來,慢慢體會,你做的事情最後自然就變成了你的本事了。

這幾張照片是過去二十年裡參與過我水科學研究課題的學生。

一個學生畢業的時候,我基本上敢肯定,他經過了一個完整的系統的訓練,畢業以後我也很放心,我覺得至少他在這樣競爭激烈的社會裡,不會爲找工作苦惱。

楊瀾:他們何其幸運,有這樣的良師,能找到他們自己未必意識到的能力,有完整的學術訓練,能夠讓他們在一個正確的道路上往前發展,而不必走更多的彎路。

王恩哥:我比較慶幸的一點,我在他們人生做科學起步的階段,就把他們引上了這條路,引上了對科學的熱愛。

楊瀾:我聽說您也經常跟自己的學生說,要學一點“無用”的東西,這個“無用”到底是什麼樣的一些東西?

王恩哥:我在大學裡頭經常跟一些學生講,讀一些跟你的專業沒有關係的書,學一些比較基礎的知識,看似無用,實際上在你的人生裡會給你後勁,受益無窮。

比如提到物理跟藝術的關係,我在北大的時候,那一年正好是莫言先生得了諾貝爾獎,請到楊振寧先生和莫言先生做了一個對話。最後我總結了一句話“物理學家、科學家跟藝術家都希望探索世界,從不同的角度看世界,當這兩者能夠坐到一起,並且心平氣和討論一個問題的時候,你會發現一者一定會對另一者有所幫助。”

2013年,楊振寧與莫言在北大展開“科學與文化的對話”

楊瀾:楊振寧先生特別喜歡引用那首詩,“一花一世界,掌中存無限,剎那即永恆”,既是一種物理學看世界的方式,其實也何嘗不是文學和藝術看世界的方式,能達到某一個水準以後,就融通融合了。

二、改革就是以一種“不滿意”的心態把事情做到盡善盡美

楊瀾:您2009年辭去中科院所有事務,回到北大擔任物理學院院長,是從科研崗位轉戰教育崗位,這是一個很有挑戰性的事情,而且是“降級”調任,是什麼樣的想法讓您當時做出這個決定的?

王恩哥:當時我並沒有想到這個級別變來變去,我想的最多是北大物理在中國歷史上是非常輝煌的,老一輩的科學家很多人都是在這兒讀書工作過的。但是在那個時期,恰巧碰到了一些難題,作爲一個在這裡讀過研究生的人,我希望能爲母校做一點事情,這是我最主要的動力。

但是我回去了以後,有些事情讓我非常吃驚,因爲沒有辦公室老師不太常來,這是對教師智力資源最大的浪費,我一定要改善。所以我就把舊樓又重新裝修,加了一些房間,又蓋了新樓,把整個園區做得非常漂亮。工作環境改善了,大家都有了自己的辦公室,工作熱情也明顯提高了。

楊瀾:您就任北京大學校長期間,推動了北大新一輪教學改革,“小班課教學”、 “預聘制”等都是卓有成效的。我們知道高校改革落實起來是非常難,您當時應該也承受了很大的壓力,您是如何判斷和決策的呢?

王恩哥:在學校的時候,我當時想得最多的就是怎麼把北大的學科優勢和大師優勢結合起來培養人才。經過一番調研,推出了“小班課”教學這樣一個教改,當時我要求小班課人數不要超過18個,當然也根據一定的資源,教師的資源、教室的資源去計劃了一下。

最根本的一點,向學校傳達一個信號,一個老師留在北大,單靠發論文好是不夠的,你要把心思放在學生身上。另一個信號,是要改變原來陳舊的教學方式,帶來內容挑戰,一門課設計可以使用幾本教材,學生可以選不同的教材修一門同樣的課,達到因材施教的目標。“小班課”推動起來,全校開了幾十門,參加教改的老師三四百人,上萬人次學生參與過這個實踐,基本能做到北大本科生在低年級的時候,一個學期有一兩門小班課學習的機會。

楊瀾:同時還有一個就是老師的聘用方面做了一個“預聘制”的改革,爲什麼一定要用“預聘制”?

王恩哥:是這樣,以前沒有“預聘制”,一個年輕人進了一所大學或者研究所以後就自動的變成了終身的鐵飯碗了。“預聘制”實際上就是一個年輕人進到大學或研究所後,大概有五六年的時間並不是終身教職,經過五六年後,通過委員會考覈,最後才能拿到終身的教職。這些事情在國外並不是新鮮事,在北大也不是我最早提的,其實在這前面就有,但是在執行的過程中沒有真正落實,我覺得這是不行的。所以從每個人進入學校開始,就要簽下合同,你到了北大不是終身教授,要經過“預聘制”考覈,才能拿到這個位置,不合格還是要離開。

我爲什麼要做這件事,我曾經打過一個比方:一個年輕人要從最開始獨立工作的時候,就培養一種習慣,早晨一醒來就要想一想一天的工作,就要到辦公室、到實驗室去,養成了這種習慣以後,他一輩子都會有一種很好的工作的狀態。這好比一個人從小養成一種口味一樣,一輩子都不會改。

楊瀾:我發現在您身上,有多重角色,有科學家,有管理者,改革者,甚至現在還要有一些企業家的思維方式,不同的角色在您的身上的確有一種融合,您怎麼樣來評價自己的這種個性的特點,您是一個願意嘗試新的東西,願意做點冒險的人嗎?

王恩哥:也許有的時候,我大概有一種不滿意,總是經常感覺到做事情喜歡盡善盡美,做得完整,可能我稍微地做一點努力,就能夠改善它,大概往大一點講,就叫做改革了。實際上每一件事情都是從普通的一步一步開始的,理工科的人做事情都是會認真思考的,學物理的人總是有一種直覺判斷,大概會知道一件事情的對與錯。

三、中國教育和科技走向世界,需要踏實做好每一步

楊瀾:我們說創建世界一流大學,也說了若干年。建立一流大學有不同維度的思考和評價方式,那麼在您心目中,特別想強調哪些維度的評價?

王恩哥:在我心裡世界一流大學沒有特殊的定義,用我的語言來描述的話,就是“一所好的大學,一定要有傳統”,沒有很好的傳統,或者形不成傳統的大學,都不是最好的大學。

楊瀾:只要有時間,大學不都會有點傳統留下來嗎?

王恩哥:也可以這樣說。但是有的時候會發現,一個人或者一所大學,他的很多事情總是變來變去,如果你不加以培養的話,時間再長也形不成傳統。形成傳統是要有心,加上有心人,加上有心的時代,才能做出來。有的人在意學校的排名,有的大學只是研究怎麼提高排名,通過發表論文、爭取經費這些融合進來,我覺得這都是表面文章,一時的事。

楊瀾:您覺得核心是什麼?

王恩哥:最核心的還是傳統!我曾經訪問過很多大學,我到過哈佛大學物理系,到過斯坦福大學物理系,我覺得最大的差距,是你在這個系裡頭轉的時候,會發現每個教授都很自信,他們選擇研究的題目都很有傳統,每個人都講自己做的工作很了不起,這個不是我們國內大學裡每個人都能做到的。

我曾經在斯坦福大學做過一個講演,在論述這個問題時,我曾談到自己的看法:“世界第一流的大學,雖然校風、氣質各不相同,但貫穿始終的都是崇尚真理、追求卓越、學術爲基、人才爲本的精神品質。一所傑出的一流大學,其宏大而明確的抱負,就是要在知識的各個主要領域達至卓越,並以其源源不斷的傑出人才,保持和延續這種競爭力。”

楊瀾:您是美國物理學會理事會唯一一位中國科學家,您怎麼樣看待在今天的世界,其實有很多逆全球化的聲音,也有很多科技的壁壘,您怎麼樣看待中國的科學家在國際舞臺上來發聲,您覺得可以做一些什麼?

王恩哥:我記得是2017年,我首先當選的是國際純粹與應用物理學會的執行副主席,2018年我當選了美國物理學會的董事,2019年我又當選了國家科學中心國際聯盟的主席,通過參加這些學會的學術活動,我更加深入地瞭解了它的工作範式。我覺得這些東西,這些模式對我們都是有幫助的,有借鑑的,更重要的一點,通過這些機會,我可以介紹一下中國科學家的工作,推薦一些優秀的科學家做國際組織的Fellow,甚至把一些國際會議邀請在中國主辦,使一些國際會議能邀請更多的中國學者,能夠做一些邀請報告。

另一個目的,是在跟他們接觸中,我突然發現國際學術界對中國的一些狀態,一些學術科學政策,知道的消息是不對稱的。實際上我們有些工作是很開放的,但是他們覺得好像我們不太開放,我也做一些解釋。做這些事情要花很多的時間和精力,但是我覺得是自己的一個責任。

楊瀾:我覺得其實也要有一種開放和兼容幷蓄的胸懷和格局,讓更多的中國的科學家能夠在國際的舞臺上去展現他們的才華和成果。雖然看上去是一個人的成功,但是他在世界人們心目當中所留下來的印象是一個鮮活的、生動的當代中國科學家,從而對整個國家的文化也會產生一種興趣和信任。

楊瀾:最後還有一個很多網友和觀衆特別感興趣的話題,您覺得中國的物理學家大概什麼時候能夠獲得諾貝爾獎?

王恩哥:近年中國物理界做了很多工作,都非常值得欣賞,只要我們不斷地改善學術環境,只要我們物理學人放下心去,我覺得我們一定會拿到很多的大獎,包括諾貝爾獎。

但是人要少想一點,事情就變得自然。有的人問我說什麼時候能拿到諾貝爾獎,我相信現在拿諾貝爾獎的工作都放在那兒,你在做的過程中很多事情就已經形成了,接下來就是對社會的影響和大家對這件事情的理解,我們自己本人來講,我個人建議,欣賞自己做的工作,也許比拿獎更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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